徐世昌（1855年—1939年6月6日），字卜五，号菊人，又号弢斋、东海、涛斋，晚号水竹村人、石门山人、东海居士。直隶（今河北）天津人。其曾祖父、祖父在河南为官，出生于河南省卫辉府（今卫辉市）府城曹营街寓所。
幼年丧父，母教甚严。虽家境贫困，其母“典当以延师教子，并自督课，且重德育”。
徐世昌回忆：说自己孩童之时，“若有三份食物，便思得其两份”，母即予严斥：“今日如此，长大又当如何。”
其母宁可将食物扔掉，也不让徐世昌食用。
徐世昌稍稍长大一些，每交一个朋友，他的母亲一定去考察一下那人的人品如何，如果真的是贤才，则以美食款待；否则立即训斥并令其不再来往。
当时的世人看到他们母子非常清苦，就劝他们去依靠县令亲戚，徐母说：“托人余荫，罔知艰苦，无复有刻厉振兴之心矣”。
族人感叹：“汝苦心持家教子，异日必有成就，真我家功臣也。”
同治十年（1871年），徐世昌十六岁时开始“课人兼自学，以经营薪米；十七岁因善书小楷，随叔祖父充任县衙文案；十八岁为某知府治函札兼会计，以文会友；二十四岁为准宁县知事治理文牍”。
徐世昌早年中举人，后中进士。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慈禧太后与光绪帝西狩，徐世昌随行护驾，得到青睐。
加之张之洞、袁世凯又交章保荐徐世昌，徐世昌遂得重用。
在随后的三年中，他相继涉足清廷政务、财务、军务、学务。光绪三十年（1904年），徐世昌得任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科举会试阅卷大臣，圆了徐世昌十年翰林的主考之梦。
东北三省是清朝的发祥地，对于清廷具有特殊的意义。
到徐世昌当那里的总督前，东三省在十年之内连遭俄国、日本两强三次大洗劫，国土大片沦丧，几乎成了两强的殖民地，民办凋残，疮痍满目。
为谋挽救，光绪三十一年（1906年），清廷派载振、徐世昌（皆为军机大臣）赴东北全面考察，并要求对症下药，提出解决方案。
经两个多月数千里路跋涉，徐世昌向清廷提出了《通筹东三省全局折》，洋洋十万余言，此时徐世昌对治理东北，已成竹在胸。
徐世昌一到任，首先针对其不治之原因——“以治兵之职，而辖管理民事之官，所务不同，利害亦异，隔阂既甚，牵制斯多，其终乃无一利之能兴，无一弊之不出”——实行政治体制改革，确立总督一人负责制。“举三省全部应办之事悉以委之”，“以一人之力总集群策，复以全国之力倾助车隅之地”。
设行省公署，所属各司与督抚一起共同办公，“事则公商，移则会画”，简化办事手续，提高工作效率，从而建立起高效率决策机构和运行机制，同时也适应了推行清末新政的要求。
他强调值此非常之地、非常之时，非改革无以图存。
为惩治腐败，更新吏治，徐世昌还推行了一系列具体政策，付诸实施。与此同时，他还大力招贤，尤其重用具有真才实学的留学归国人才，并向全国招揽第一流的时务人才。使东北三省“一隅之地，人才济济”。
对贪.官.污.吏.则严厉打击，杀一儆百。上任数月，即查清并处理案犯数十起。其雄才大略，可见一斑。
徐世昌督东北仅两年，满洲面貌焕然一新。
清廷亲贵载涛言道：“自欧考陆军归国，经奉天（今沈阳）见马路、电灯、军警无不备具，街市焕然一新，乃宿公署，俨然欧式，益服世昌新政经画，非它省疆吏所及。还朝即力荐其值枢府焉。”
世人称东北三省新政为“徐世昌新政”，徐世昌亦一直为此而自豪。
在应对日俄侵略方面，徐世昌在上任前与时任北洋大臣的袁世凯设定了外交方针。一是“以保卫主权为第一急务”。二是“在具体交涉时，为了在主要问题上达到我们的目的，在次要问题上让步也许会复得必要”。
徐世昌对日本明目张胆的侵略行径予以坚决反击：“必示人以不可攻，而后人不攻；必示人以不可欺，然后人不欺。”在卫护领土主权等原则问题上据理力争，寸土不让。
一次，日人在图门至六道沟九十余里钉立木桩，暗将我国领土划入韩界（韩界为日侵占）。徐世昌令吴禄贞带人连夜拔去，并记上华名里数，钉立标识，使日人目瞪口呆。
徐世昌任用责任心及办事能力强，与日交涉“着为功劳”的吴禄贞为解决“界务问题”督办，有效地遏制了日本蚕食中国边境领土的阴谋及“满洲政策”的推行。
徐在与沙俄侵略方针所进行的针锋相对的斗争中，同样取得了“已无余憾，为之欣慰”的结果。在东北实施近代化建设，使东北开改革之先河，在推进全国近代化进程方面，确实功莫大焉。
徐世昌国学功底深厚，不但著书立言，而且研习书法。安阳袁林的墓碑“大总统袁公世凯之墓”九个大字系徐世昌的手笔。工于山水松竹，如《石门山临图帖》等。一生编书、刻书三十余种，如《清儒学案》《退耕堂集》《水竹村人集》等。被后人称为“文治总统”。
被选为总统这年，他六十四岁。
他是北洋的元老和重臣，本身不是军阀。在前清时代，外任总督，内握军机，民国时代则以超然姿态为政治上一大力量，因老成望重，而为北方泰斗。
袁克定称他为活曹操。皖系在这个时候把他捧出来，只因为他是个文人，手中没有兵权，不会组织一个军事集团来争权夺利。同时由于徐世昌是超然派和元老，可以利用他笼络直系。
段系的要角安福系首领王揖唐是徐的门人。段斗倒冯，自己却不愿居总统之名，推徐出山。只是希望借徐世昌的名声促成以他自己为中心的北洋派大团结。
段祺瑞太过主观，做事情总是凭自己的想象。他的这个打算错得离谱，徐世昌这样的老狐狸精式的人物，这样的弄权专家，如何能听任他的摆布呢？如何会甘心做别人的傀儡和盖印机器。
徐世昌从当选总统那天起，就十分机密地指使旧交通系领袖梁士诒、周自齐等联合新国会中的非安福系分子，组织另外一个不公开的政治小集团，以对抗多数党的安福系。
按说，没等宣誓就职，就遭到吴佩孚等和南方诸将联合起来反对，应该会使徐世昌大为扫兴，其实不然。
首先，他是主和的，乐见南北方将领联合起来主和。其次，他当总统后要想有所作为，必须要对垄断北京政.府段系加以节制，正需要借用吴佩孚这样的力量。
吴佩孚反对他就任总统，是因为他这个总统是安福国会选出的，对他本人则给予了足够的尊重。而对于安福国会，他未必没有自己的看法。
一九一八年十月十日，徐世昌就任大总统，并发表宣言：
“世昌不敏，从政数十年矣，忧患余生，备经世变，近年闭户养拙，不复与闻时政。而当国势纠纷，群情隔阂之际，犹将竭其忠告，思所以匡持之。盖平日忧国之抱，不异时贤。惟不愿以衰老之年，再居政柄。耿耿此衷，当能共见。乃值改选总统之期，为国会一致推选。屡贡悃忱，固辞不获。念国人付托之重，责望之殷，已于本日依法就职。惟是事变纷纭，趋于极轨，我国民之所企望者，亦冀能解决时局，促进治平耳。而昌之所虑，不在弭乱之近功，而在经邦之本计。不仅囿于国家自身之计划，而必具有将来世界之眼先。敢以至诚极恳之意，为我国民正告之。
“今我国民心目之所注意，佥曰南北统一，求统一之方法，固宜尊重和平。和平所不能达。则不得不诉诸武力。乃溯其已往之迹，两者皆有困难。当日国人果能一心一德以赴时机，亦何至扰攘频年，重伤国脉？世昌以救国救民为前提，窃愿以诚心谋统一之进行，以毅力达和平之主旨。果使阋墙知悟，休养可期，民国前途，庶几有豸。否则息争弭乱，徒托空言，或虞诈之相寻，至兵戎之再见，邦人既有苦兵之叹，友邦且生厌乱之心，推原事变，必有尸其咎者。此不能不先为全国告也。
“虽然，此第解决一时之大局耳，非根本立国之图也。立于世界而成国，必有特殊之性质，与其运用之机能。我国户口繁殖，而生计日即凋残；物产蕃滋，而工商仍居幼稚。是必适用民生主义，悉力扩张实业，乃为目前根本之计。盖欲使国家之长治，必先使人人有以资生。而欲国家渐跻富强，以与列邦相提挈，尤必使全国实业，日以发展。况地沃宜农，原料无虞不给，果能懋集财力，佐以外资，垦政普兴；工厂林立，课其优劣，加之牖导；更以国力所及，振兴教育，使国人渐有国家之观念，与夫科学之知能，则利用厚生，事半功倍，十年之后，必有可观。此立国要计，凡百有司，暨全国人民所应出全力以图之者。……
“内政之设施，尚可视国内之能力，以为缓急之序，其最有重要关系，而为世界所注目者，则为欧战后国际上之问题。自欧战发生以来，我国已成合纵之势，参战义务所在，唯力是视，讵可因循。而战备边防，同时并举，兵力财力，实有未敷。因应稍疏，动关大局。然此犹第就目前情势言之也。欧战已将结束，世界大势当有变迁，姑无论他人之对我如何，而当此漩涡，要当求所以自立之道。逆料兵争既终，商战方始，东西片壤，殆必为企业者集目之地。我则民业未振，内政不修，长此因仍，势成坐困，其为危险，什百于今，故必有统治的实力，而后国家之权利乃能发展，国际之地位乃能保持，否则委蛇其间，一筹莫展，国基且殆，又安有外交之可言乎？此国家存亡之关键，我全国之官吏商民，不可不深长思也。……昌一日在职，必本此以为推行，硁硁之性，始终以之，冀以刷新国政，振拔末俗。凡我国民，亟应共勉……。”
徐世昌这一就职宣言，明确宣告，“佥曰南北统一，求统一之方法，固宜尊重和平”。提出“物产蕃滋，而工商仍居幼稚。是必适用民生主义，悉力扩张实业，乃为目前根本之计。盖欲使国家之长治，必先使人人有以资生”的国策。
这些主张令人耳目一新，是很鼓舞人心的。
段祺瑞为了实行和冯同时下野的诺言，在徐世昌就职大总统后，即请辞职，专任参战督办。国务总理由钱能训代理。
徐世昌深知段祺瑞是个何等专横之人。他更知道黎元洪和冯国璋这二位总统结局不好，归根结底是没有乖乖听段的话。他当然不肯当“阿斗”，要抗拒“诸葛亮”， “阿斗”有作为。
这需要实力，徐恰恰没有实力。他打出了两张牌，一个是拉曹坤吴佩孚，拉直系，一个是拉旧交通系和被段系边缘化了的研究系。
研究系在安福国会中已受尽压制。段祺瑞讨平张勋复辟后，对新交通系极为重用，对旧交通系则不理会。旧交通系、研究系对段都已无好感，徐拉拢这两系，可谓是一拍即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