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71章 紧锣密鼓

一九二一年十二月四日上午五时,孙中山偕许崇智、胡汉民等由拓本圩登陆,十一时五十五分抵将军桥(距桂林城五里许)。

桂林各机关团体各界人士立道旁欢迎,抵欢迎场所时,典礼队的炮队在郭家山对面鸣放礼炮一百零一响。中山先生入欢迎亭时,欢迎人的人们脱帽举旗致敬,并欢呼:“新广西万岁!”“中华民国万岁!”“中华民国大总统万岁!”还高唱一首欢迎歌。

十二月七日桂林军、政、学七十六个团体举行盛大的欢迎会,孙中山发表专题演讲,讲题是“三民主义为造成新世界之工具”。

孙言道:“本大总统这次誓师北伐,经过桂林,借这个机会能够和诸君见面,可算是一段大因缘。诸君今天来欢迎本大总统,本大总统更希望诸君来欢迎民国的主义,革命的道理,那就是革命党主张的三民主义。本大总统是主张三民主义的发起人,三民主义如果能够实行,民国才可以建设得好。……”

三民主义是孙中山所倡导的民主革命纲领,是其民主思想的精髓和高度概括。三民主义也就是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

民族主义的主要思想是反对封建专治和列强的侵略,打倒与帝国主义相勾结之军阀,求得国内各民族之平等,承认民族自决权。

民权主义的主要思想是实行为一般平民所共有的民主政治,人民有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权(政权)以管理政.府,政.府则有立法、司法、行政、考试、监察五权(治权)以治理国家。其核心观念强调直接民权与权能区分,亦即政.府拥有治权,人民则拥有政权。

民生主义的最重要之原则有两个,一为平均地权,二为节制资本(私人不能操纵国民生计)。

在这次讲演中,孙就三民主义的内容、价值取向做了详尽讲解。

十二月九日桂林的学界举行欢迎大会,孙中山在会上以“知难行易”为题,发表了演讲。用自己的革命经历反复讲解“知之维艰,行之非艰”的道理。

十日下午一时,粤、滇、赣三军全体军官一千余人在总统行辕开会欢迎孙中山,各界绅民凭入场券列席。会议由赣军总司令彭程万主持,赣军参谋长宣读颂词。

孙登台发表了“军人精神教育”的主题演讲,历时一时半。

李烈钧、胡汉民、许崇智及前四川总司令吕超相继演说。

会议结束时,孙中山发布命令,要求广西省长马君武注意地方治安、整饬吏治、肃清土匪、约束士兵。

马君武(1881年7月17日-1940年8月1日),原名道凝,又名同,后改名和,字厚山,号君武。 祖籍湖北蒲圻,出生于广西桂林恭城县。为中国获得德国工学博士第一人,是近代著名的政治活动家、教育家。大夏大学(今华东师范大学)、广西大学的创建人和首任校长。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留日期间结识孙中山,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参与组建中国同盟会,是中国同盟会章程八位起草人之一,《民报》的主要撰稿人。宣统三年(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后,参与起草《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及《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先后担任过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实业部次长,北洋政.府司法总长、教育总长等职务。后又担任孙中山革命政.府秘书长、是中国国民党元老级人物。

民国十三年(1924年),马君武开始淡出政坛,投入教育事业,先后担任大夏大学(今华东师范大学)、国立北京工业大学、中国公学、国立广西大学等学校校长。与主张“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蔡元培同享盛名,有“北蔡南马”之誉。

一九二一年十二月十五日,孙中山在桂林发出通电,宣布徐世昌卖国。

电云:“山东问题,徐世昌久欲与日本直接交涉,只因国民监视綦严,不敢肆行己意。今竟借华盛顿会议,派遣代表赴美,以英美两国劝告为词,悍然与日本直接交涉,而无所忌惮,实属罪不容诛!本大总统以救国讨贼为己任,除竭力主张无条件收回山东一切权利,废除廿一条款外,特宣布徐世昌及其党羽卖国奸谋。凡我国民,其共起诛之。”

蒋中正于十二月二十二日应孙中山召赴桂林,先抵广州,奉孙的指示,一路上在旅馆和舟车中草拟北伐作战计划书。现在,他已是最受孙信任和重用之人。

蒋刚到广州,有一位传奇人物也到了广州,就是徐树铮。小徐的南下的任务,是代表皖系和国民党谈合作,共同对付直系。

先前,孙中山已与段祺瑞通过中间人有过联系,所以有北京政.府支援桂军的那批军火,由日本货轮小山丸装运准备出海时,船还没有开出上海的吴淞港,就被卢永祥、何丰林等予以扣留的事情发生。也就是说,他们间的合作已经在进行之中。

此前段祺瑞对孙中山应该是恨之入骨,提到段孙也是咬牙切齿,但是为了共同的需要,可以开展合作。看来有时候,这人世间真的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

当小徐抵穗后,孙中山即电令廖仲恺、汪兆铭和蒋中正为代表,与小徐密商联合打击直系的军事计划。

电云:“兹请两兄及介石为我代表,与切商军事之进行。现我军决于旧历年后用兵,希望皖系策应,使直系更无归路。自来战略因于政略,吾人政略既同,斯为南北一致,以定中国,其庶几也。”

二十三日,广州总统府秘书长,拿着孙中山的急电,督促蒋中正速偕戴传贤赴桂林。

蒋于一九二二年一月三日离广州,经三水、梧州、昭平、阳朔,于十八日抵达桂林。

三十日蒋约文官长胡汉民赴大本营谒见孙中山,商决出师北伐的日期,并决定将大本营移设韶州。

二月十二日,张作霖派代表李绍林到桂林晋谒孙中山,商讨合作计划,以便南北夹击曹、吴。

二月十三日,困居北京城内的段祺瑞,在四个日本人保护下,化装乘汽车由北京逃出。经过通州时,得到当地奉军的帮助,当天到达了天津。

二十日,段祺瑞亦派代表周善培到广东。

这便是被后人称之为的,孙、段、张三角联盟。

孙中山不能忍受陈炯明的处处掣肘,决定自己率兵北伐,遂命令李烈钧所属的滇黔赣联军和许崇智所属的粤军一齐集中桂林,准备取道湖南北伐。

孙下令编北伐军为三个军,李烈钧为第一军长、许崇智为第二军长、李福林为第三军长。同时电召陈炯明到梧州来讨论北伐问题,拟抽调粤军四十个营加入北伐,北伐军的军火军费也由广东供应。

陈炯明仍坚持反对北伐的,他的理由是:“北伐将促使直奉两系军阀由分裂而重趋团结,联合以对抗南方。同时北伐一开始,可能引起南方的分裂,因为西南各省都表示要保境息民,所以现在如果坚持北伐,首先遭遇阻碍的,不是北方敌人,而是南方友军。因此不如等待直奉两系战争爆发,再行出动。”

收到孙中山命他来梧州的电报,陈理都不理,连回电都没有。

一九二二年三月上甸,孙中山派伍朝枢到奉天,受到张作霖热烈地欢迎。

张向伍朝枢承诺,共同推倒直系,召开南北统一会议,恢复旧国会,选举孙中山为总统,段祺瑞为副总统。

就在中山先生的北伐大业紧锣密鼓准备之时,广州发生了一件政治谋杀案,粤军参谋长邓铿被刺。

邓铿(1886—1922),原名邓士元,别名邓仲元。生于广东省梅县丙村镇金盘堡,七岁时随父亲邓丽川经商落户淡水。淡水邓氏是当地的名门望族,自清乾隆年间开基淡水后,邓氏先人历代经商,积聚了大量财富,到清末时人才辈出,铁面御史邓承修就是杰出代表。邓承修在中法战争后告病回乡,这一年正好邓铿出世,幼年的邓铿受邓承修影响极大。

一九零五年邓铿考入广州将弁学堂步兵科,毕业后留校,任步兵科教员兼公立政法学堂体操教习,不久任代区队长。

一九零七年升任该校学兵营排长兼代左队队官。

一九零九年任黄埔陆军小学堂学长。

一九一零年筹划广州起义,失败后出走香.港。

黄花岗起义前夕,广州地方官吏在事前已有所察觉,采取了一些措施防范革命党人入城,对外地口音的人要求有不动产作担保。此时,邓铿的父亲曾在广州小东门开设有广丰米店,邓铿便以米店为潜入广州的革命党人提供住所,并表示如有不测,毁家也在所不惜。遗憾的是,黄花岗起义以失败告终,邓铿也不得不逃亡海外。

一九一一年九月初,陈炯明和邓仲元等人秘密潜入淡水,首先在淡水发动当地农民和手工业者百余人围攻淡水警署,缴枪三十余支,子弹千余发。随后参加起义的民众愈来愈多,两日之间发展到五百余人。当时,起义军共编成七个大队,陈炯明为总司令,严德明、邓铿、陈经、丘耀西、陈焯廷、谢子瑜、黄德修等七人为各队大队长,邓铿兼司令部参谋长。九月八日,各队民军举起革命旗帜,到平潭白泥塘一带集中,布置驻守阵地,准备进攻惠城。

当时驻惠州的广东陆路提督秦炳直闻报,一方面忙不迭地募兵筹饷,另一方面又调各地巡防营兵到惠城候命。这时惠州府、县两城城门均有兵巡守,除府城大东门和县城西门留为交通孔道,仍旧开放外,其他城门一律关闭。

起义军军事目标是夺取归善县城。时清兵巡防营六百余人集合在馒头岭 (今文头岭)。

两军交战约五小时,互有进退和伤亡,清军以为民军英勇,不敢恋战而退守原防。次日战况仍呈胶着状态,未分胜负。

民军冲破清兵防地,占据了险要的地区二圣宫。有史料记载当第一军进入永湖、马安之间时,清军援兵赶到,民军兵力少,且武器装备也远不如对手,前线一度告急。就在这危急关头,邓铿亲率生力军一百余人加入作战,硬生生将敌军击破。在战斗中,邓铿身先士卒,枪林弹雨中率众冲锋数次,连帽子的帽结都被流弹击中打飞,可见战斗的惨烈凶险。是役,清军元气大伤,不得不困守惠州城。

九月十六日,大势已去的秦炳直接受惠州知府徐书祥的相劝,同意献城。

十九日,惠州光复。秦炳直下令开通府城东门,恢复与县城的交通。当日上午八时左右,邓铿等统率所部士兵,由县城出发,经水东街过浮桥直进府城,沿途商店燃放爆竹欢迎。各队民军相继进城后,由起义军司令陈炯明领衔发出布告剪发和安民,易归善县为惠阳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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