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德会”归根结底主要还是靠个人自律为前提。北大的腐败，不过是当时社会恶浊风气的一个缩影，想通过这样一个团体完全改变北大的风气，显然是不可能的。
但是，按照中国道德文化传统，评价一位学者文人往往从道德、学问、文章三方面切入，而在其中，道德更重要。学问大，文章好，而如果道德缺失，会被认定是文人无行，这是最严重的批评。一般认为做人比做学问、写文章更难，也更重要。
这也就是说，类似于北大这样的学者文人的集合之地，“进德”还是有某种内在要求的。
所谓做总比不做好，北大毕竟是北大。有了“进德会” 的影响，以及学校奖励优秀学生，对违规学生进行处分等配套措施，北大的校风还是有很大改变的。
“当时所有的新闻报道，对北大完全是刮目相看。1917年的报纸对北大的评价就完全变了。五四运动后更不用说”。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是上个世纪之交在中国学界广为人知的口号，乃至到了今天还余音犹在。这个口号的提出者，是最先接受了西方新学的中国知识分子。而他们不可避免受到西学思维的影响，才提出这样一个命题，力图为东西思想做一个合理的定位。
问题在于，他们口中所谓的“中学”本质上侧重于“道”，换言之，注重的是世界观方面、修身方面、做人的伦理。而他们所理解的“西学”，注重的是“术”，注重做事的方式、技艺，科技的革新。
一个是如何做人，一个是人的技能，可以说，这完全是两个层面的东西。修身的方面本就是“体”，而致用的方面本就是“用”。举例而言，一个科学家，他要掌握专业技能，但同时，他要有品德、理念、伦理观念。这二者毫无悖逆。
唯物史观早就正确的指出，一个社会，物质生产和物质生活水平提高以后，与之相适应的伦理道德也是要发生变化的，或者说也是要进步和前行的。这也就是说，社会物质生产和物质生活变化了，人们的交往方式也会发生变化，就要重新规范人的行为。
必须看到，随着商品经济的逐渐发展，封建制度越来越走向穷途末日，传统的伦理思想在很多方面也已过时。
加之鸦片战争后，泱泱中华大国，一直遭人欺辱，于是，很多人提出“中学”无用的观点。在学界，也像那些鼓吹“实业救国”“工科救国”论者一样，专注于理工，而轻人文学科。
蔡元培的可贵，一方面在于，他并没有因为西方船坚炮利、科技强大，就像当时鼓吹“实业救国”“工科救国”论者一样，专注于理工。
另一方面，他没有像一些固步自封、夜郎自大的士大夫一样，认为不能因为西方科技发达、东方物质文明落后，就认为中国传统的人文思想和哲学也落后。觉着凡是老祖宗的东西，就都是好的，在人文学科，没有学习西方的必要。
这其实是两个极端。
他对人文学科的重视，足以成为那个大时代的鸣奏曲中一个空谷回音般的音符，具有超越时空的意义。这具体就体现在他对大学学科的定位上。
本来，北大的学科文、理是、法、商、工五科并立，可以说是高大全而没有重点。蔡元培任校长后，坚决主张将北大办成只包括文、理两科的大学。他在北大的学制改革方面首先是调整学科设置。这对一个大学的发展来讲至关重要，将涉及大学的学术定位、思想文化特色的走向。
蔡元培提出了这种办学方式的弊端：一方面，“同时并立，义近骈赘。且两种学校之毕业生，服务社会，恒有互相龃龉之点”，也就是说，这相当于重复建设，资源重叠，又导致综合性大学和专科大学的同种专业毕业生形成无必要的竞争；另一方面，高、大、全的学科设置，对大学来讲也造成了不必要的负担，分散了大学的办学精力和资源。例如，北大五个学科虽然看起来齐备全面，“而每科所设，少者或止一门，多者亦不过三门。欲以有限之经费，博多科之体面，其流弊必至如此”。
1917年1月27日，蔡元培在国立高等学校校务讨论会上提议，一般的综合性大学只设立文、理两科，其他法、医、农、工、商五科则设立单独、独立的专科大学，如法科大学、医科大学等。蔡元培批评当时的高等教育过于模仿日本，既在一般的综合性大学中除设立除文、理，同时还设立法、医、工、商等科，同时又有这几个学科的专科学校存在。
蔡元培力排来自各方的阻力，在北大停办了商科，将北大的工科并入北洋大学，并计划将北大法科分出去，独立成立法学专科大学(这一计划后来没有实现)。同时，大力充实北大的文、理两科。在文科中，除原有的中国哲学专业、中文专业、英国文学专业外，又先后增设中国史专业、法国文学专业、德国文学专业、俄国文学专业；在理科，除原有的数学、物理、化学三门外，又于1917年增设地质学专业。
在蔡元培的领导下，北大建成了一所以文、理科为主的综合性大学。难能可贵的是，蔡元培还提出了“沟通文理”的主张，原因很简单，在蔡元培看来，文、理是不能“分家”的。
例如在他看来，文科的史学、文学均与科学有关；而哲学更是以自然科学为基础的；同样的，理科的各个专业，都与哲学有关。蔡元培认为，哲学应是科学的归宿。同时，有些学科彼此交叉，根本无法以文理来划分。例如，心理学以前从属于哲学，由于后来广泛采用科学试验的方法，归入理科也说得通；再如地理学中的人文方面应属于文科，地质专业的地文方面则属于理科的范畴。
蔡元培批评文理科划分得过于清晰，弊端很大。他认为这造成的后果是，文科生将“因与理科隔绝之故，直视自然科学为无用，遂不免流于空疏”，理科学生则“以与文科隔绝之故，遂视哲学为无用，而陷于机械的世界观”。这个看法是深刻而富于远见的。蔡元培坚决主张北大应打破学生“专己守残之陋见”，“沟通文理，合为一科”。
1918年9月20日，蔡元培在开学仪式的演讲上说；“近并鉴于文科学生轻忽自然科学，理科学生轻忽文学、哲学之弊，为沟通文、理两科之计画。”
1919年，蔡元培即废止北大文理科的科别，将原来分属文、理、法三科的14个专业一律改成为系，原来分属于这三科的各系分别改称第一院、第二院、第三院。这个院，不是院系的院，而是大院的院，也就是说，是按各科所在校园内的地域而划分的，并不算做一级机构，从而模糊了专业的概念。
一个没有哲学和思想的民族是没有灵魂的民族，注定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但在中国近代“救亡图存”的风气之下，在学人中也出现了急功近利的浮躁思维。蔡元培之所以如此重视文、理两科，并且还如此重视“文理沟通”，他深层次的目的还在于，要扭转当时大学中“重术轻学”“重工轻文理”的偏向，从而为基础学科的学术研究营造风气。
蔡元培进一步提出，中国近代在学习西方过程中亦始终犯了“重术轻学”的毛病。
他说：“中国羡慕外人的，第一次是见其枪炮，就知道他的枪炮比吾们的好。以后又见其器物，知道他的工艺也好。又看外国医生能治病，知道他的医术也好。有人说，外国技术虽好，但是政治上止有霸道，不及中国仁政。后来才知道外国的宪法、行政法等，都比中国进步。于是要学他们的法学、政治学，但是疑他们道学很差，以后详细考查，又知道他们的哲学，亦很有研究的价值。他们的好处都知道了，于是出洋留学生，日多一日，各种学术都有人研究了。然而留学生中，专为回国后占地位谋金钱的也很多。所以学工业，预备作技师。学法律，预备考法官，或当律师。学医学，预备行医。只从狭义去做，不问深的理由。”
他进一步说：“中国固然要有好的技师、医生、法官、律师等等，但要在中国养成许多好的技师、医生等，必须有熟练技能而又深通学理的人回去经营，不是依样画葫芦的留学生做得到的。……要是但知练习技术，不去研究学术；或一国之中，练习技术的人虽多，研究科学的人很少，那技术也是无源之水，不能会通改进，发展终属有限。”
简单总结蔡元培的观点，就是既要研究西方的“术”，也要研究西方的“道”，研究西方发达科学背后的人文思想方面因素，而不是仅仅把西方人的一些先进技术学到手，就大功告成，富国强民就指日可待。
由此我们也不难理解，蔡元培作为受过最传统中式教育的知识分子，何以身体力行地做出一些在当时的守旧派看来是惊世骇俗之举。是的，蔡元培要学西方，他就要学到骨子里，而不仅仅是流于泛泛，他要革新中国传统的，是不合时宜的部分，而并非全盘否定、毫无坚持。
当时很多人都高喊教育救国，蔡元培的教育救国论和别人不一样。他在德国莱比锡待了4年，在柏林待了1年，了解德国近代史，了解大学在德国崛起中的作用。所以他的教育救国后来更具体为学术救国。和他从小一块玩大的好哥们吴稚晖说，对蔡元培来说，只要培养一大批学者，国家就有希望。
而如果学科设置不突出重点，学校没有自己的学术优势，如何能培养出高端人才。
蔡元培希望培养的学者，不仅具学识，尤当有修为。
1918年，蔡元培更明确地指出：“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不可视为养成资格之所，亦不可视为贩卖知识之所。学者当有研究学问之兴趣，尤当养成学问家之人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