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有就是哭。
亲朋好友来吊丧的时候，徽州人有个像演戏彩排一样的老规矩，就是：外面打鼓，咚咚咚，表明吊丧的客人来了。里面，孝子贤孙女儿儿媳一阵嚎啕大哭，表示他们很悲伤。很明显，这是哭给客人看的。胡适认为，这个老规矩，假装孝顺，很虚伪，很丑陋。
至于大户人家花钱雇人哭，他觉得，更可鄙。
胡适交待家里人：“你真难过，你就哭，不想哭，不要硬哭，哭的时候，也不要做戏，不要假兮兮的搞出种种假声音。”
这样的大改，乡亲们不会有说法吗？说法肯定是有的，包括胡氏家族的人。只是，这世间的事，很多时候不光是事本身，更看由谁去做。胡适是谁呀，留洋那么多年，在国家的最高学府当教授，有那么大的学问，干什么肯定都是有道理的。再说了，人家是亲儿子，怎么办是人家自家的事，与别人有什么相干？而且，胡适是村里最有出息的人，各家有什么事说不定什么时候求到人家，犯得上为人家自己的事得罪人吗。所以，就算是再有说法，再看不惯，也只是背后念叨念叨。
不过，胡适的大刀阔斧的改革，在废除祭礼的时候，终究还是遇到了障碍。
徽州人的祭礼很讲究，很繁琐，而且要请一班秀才主持祭礼。祭礼，跟丧礼不是一回事，祭礼是丧礼中的一个环节。
祭礼，就是活人准备好鸡鸭鱼肉的酒菜，给死者吃。古人不像我们今天这么富裕，人生美不美满，就看有没有吃的喝的。在世的时候，可能很苦，没吃过什么好东西，死了，亲朋好友就通过祭礼，给他酒菜，供他享用，祝他好走。
大户人家，停灵日子长，每天都要祭祀一次，要不是家里人的“家祭”，要不是亲戚登门“送祭”。
家祭嘛，今天大儿子祭，明天二儿子祭，后天大孙子祭。
送祭嘛，就是有钱有势的富贵亲戚送来的祭祀。
这些富贵亲戚，富而好礼，收到讣告之后，不能不来祭祀。可是，路远，没办法挑着鸡鸭鱼肉给死者“献礼”，请亡灵享用，也不方便带个秀才主持祭礼，怎么办？富贵亲戚就花钱解决，给主人一笔钱，托主人买鸡鸭鱼肉这样的祭菜，托主人聘请秀才们替他们主持祭礼。
胡适认为，无论是家祭，还是送祭，都是做热闹，装面子，摆架子，完全的形式主义。于是跟亲戚们说，祭礼废了，一个都不搞。
他外婆听到这个消息，恼火了。外孙是留洋的，外婆很喜欢他，但不祭祀母亲，外婆是不答应的。她把胡适叫到身边，说，什么事都依你，但是，祭礼一个不办，不行，你可以少办，哪怕你只办两三个祭。老人家应该想的是，女儿一辈子没享到什么福，黄泉路上总得吃点好的。
胡适自然也会想到这些，何况外婆70多岁了，眼见一个儿子两个女儿死在她前面，心里悲恸，不同意自己废祭祀是很自然的。
他踌躇了一下，便对外婆说：“我依外婆就是。”
毕竟是个见过世面的人，不是一般的书呆子，他琢磨了半天，想出一个改良的办法，概括而言，大概这么几点：
第一点，家祭一次完成，把胡适家族的人都喊来，来个公祭，三鞠躬，献上祭祀的牲口，读个祭文，七七八八，就结束了。
第二点，不要亲戚“送祭”。
第三点，把要来祭的亲戚邀在一块，公推一个主祭的人，其余的人陪祭，不请跟自家无关的秀才们主持，也不用送什么鸡鸭鱼肉。
第四点，七八天的祭，一次结束，十五分钟完事。
不愧是北大的教授，明明被外婆逼出的祭礼，他也能自圆其说。他说啊，把古代贡献死者鸡鸭鱼肉的祭礼，改为活人对死人致敬的祭礼，很值得推广。
胡适的理由是，死者知不知道活人的敬意不重要，重要的是，活人对死人表示敬意，是情理之中的事，不要傻乎乎的问，我们的敬意，死者到底能不能领会。
到选墓地了，还有一件趣事。村里来了一个人，说：“我有一穴好地，葬下去可以包你做到总长。”
胡适不相信这一套，讽刺道：“我也看过一些勘书，但不曾见哪部书上有“总长’二字，还是请你留下那块好地自己用罢。”
隔日，胡适在先父铁花先生的坟地附近，为母亲寻了一块坟地。
后来，家里人对胡适说：“前面的棺材挡住了后面的‘气’”。
原来，乡下的人认为，胡适是“外国翰林”，他看的风水，一定是极好的地，所以在胡适母亲葬下后不到十天，就有人抬了一口棺材，摆在胡适母亲坟的前面。
胡适说：“气是四方八面都可进来的，没有东西可挡得住，由他挡去罢。”
这为后话。
12月17日，阳历胡适生日，阴历胡适结婚纪念日，胡适和家人含泪将母亲下葬。
1919年1月10日，胡适匆匆踏上回京之路，江冬秀因怀孕留在了绩溪。
胡适的母亲冯顺弟，历尽寡居的艰辛，离开人世的时候，虽然只活了46岁，心里却应该是感到宽慰和满足的了。她的儿子已经学成归国，当了北京大学的教授，而且成了倡导文学革命的知名人物。她感到遗憾的，可能是最后没有来得及抱孙子。
这时江冬秀已怀孕，第二年3月，长孙便出世了。胡适给儿子取名“祖望”，即祖母望孙之意，表达了他对母亲的纪念和孝心。
胡适在回乡料理母亲丧事时有所感，回北京后写成《不朽——我的宗教》，发表于1919年2月15日的《新青年》第六卷第二号。他在文中提出“社会的不朽”观念，认为这种观念可以作为自己的宗教，教旨是：“我这个现在的小我”，对于那个永远不朽的‘大我’的无穷过去，须负重大的责任；对于那永远不朽的‘大我’的无穷未来，也须负重大的责任。我须要时时想着，我应该如何努力利用现在的‘小我’，方才可以不辜负那‘大我’的无穷过去，方才可以不遗害那‘大我’的无穷未来。”
回到北京的胡适又忙碌起来。1919年1月，北大学生傅斯年、罗家伦等人创办《新潮》，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一支生力军，胡适被聘为顾问。是年2月，胡适被聘为国语统一筹备会会员。当时发表白话文章的报刊，除了《新青年》、《新潮》、《每周评论》外，又有《国民公报》加入。
孔子，在中国历史上是影响最长远的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长期以来，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几经加工改造，被专制统治阶级用作麻痹和禁锢人民思想的工具，孔丘也被统治者们捧为至高无上的“圣人”，成了愚弄和欺骗人民的偶像。
民元革命以来，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仍都抬出孔丘来做招牌，提倡“历代民贼所利用之孔教”(陈独秀语)。1916年，康有为公然上书北洋政府，要求定孔教为“国教”，并列入宪法。
因此，倡导民主与科学的《新青年》，不得不对孔子和儒家学说进行重新评估，“打倒孔家店”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一项重要战斗内容。
易白沙一马当先，在《新青年》上发表《孔子平议》。指出孔子学说在春秋战国时期原只是“九家之一”，到汉武帝时才定于一尊。后来又为历代君王所利用，为“独夫民贼作百世之傀儡”。其原因即在于“孔子尊君权漫无限制，易演成独夫专制之弊”。
易白沙（1886—1921）1886年出生于湖南长沙，家居白沙井。因平生钦敬明代名儒白沙先生陈献章的言行文章，而改原名易坤为易白沙。从小刻苦好学，熟读四书五经和《资治通鉴》等书，对中国古代文化有深刻的了解和体会。
辛亥革命后，安徽独立，但社会混乱，兵痞横行。他与革命党人组织青年学生为青年军，任大队军监，率军打击乱军头目，维护社会秩序。1913年二次革命期间，他奔走湘、皖之间，力劝当局者响应讨伐袁世凯。讨袁失败后，流亡日本，与章士钊创办《甲寅》杂志，发表揭露帝国主义和袁世凯祸国殃民罪恶本质的文章，启发国人觉悟。
易白沙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的《孔子平议》等文章，宣传民主与科学，最早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是新文化运动中反孔檄文。
他率先揭开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批判孔子专制主义思想的序幕，认为“中国二千年尊孔之大秘密”，就在于历代封建统治阶级“利用孔子为傀俑，垄断天下之思想，使失其自由”。为了打倒思想和学术上的专制主义，他明确倡导“真理以辩论而明，学术由竞争而进”，体现了强烈的民主主义思想。不仅有力地促进了当时湖南知识界的思想解放，而且对五四新文化运动也产生了深远影响。
这是个充满悲剧色彩之人。1917年，易白沙回到长沙任教，曾任长沙县立师范学校、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文史教习，后任天津南开大学、上海复旦大学教授。但是国运不兴，国势日衰，他忧心如焚，对时局深感失望，1919年从上海回到长沙，独居祖先墓庐和岳麓山僻室两年。期间编写《帝王春秋》一书，列举几千年君主专制的丑陋恶习，孙中山称之为“从历史事实，唤起知识阶级诛锄独夫民贼，可谓严于斧钺矣"，并为该书题签推介。
孙中山还两次致信，邀他相助革命宣传事业。易白沙没有很快答应，而是于1921年4月底，只身一人潜赴北京，暗杀北洋军阀头目。但因军警戒备森严，难以得手。易白沙又南下广州，面见孙中山，要求“组队赴北方杀贼”。国民党人劝他“宜文章报国，不必赴险”。易白沙顿感绝望，遂于1921年端午节渡船赴明代名儒陈献章故乡新会县陈村，蹈海自杀，以死报国，时年仅35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