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不在以后再发生矛盾，外公专门用田亩册画了一张草图，在生产队大会上向全体队员演示，并且讲明其中今后规划中的水路和道路。
解决了靠河边这些难分的田土，还有两个问题，队员们意见分歧也比较大。
一是当时的队员恐怕队里的集体资金被“长手佬”、“破脚骨”霸占，所以建议队上的所有资产应该分个精光。
二是队上所有的田土是否应该全部分包到个人头上。
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一时间谁也不能说服谁。
队上的干部又来征求外公的意见。
对于这两点，外公则是留有余地，持有不同意见。
“讲实话，这是队上的资产，我户口不在队上，但是我还是要发表我自己的想法。”外公想了想，说，“我是不赞成把生产队的耕地分光分尽的。”
因为那样做的话，集体就没有了一点耕地，万一社员不好好交提成，生产队、大队干部的福利待遇怎么解决?还有，集体事业，比如讲水利道路等工程款又从何而来?
另外，外公主张留下一定数量的集体田。他的理由，现在留下有少数机动的田地，可以留作以后队上出生、嫁入人口的增补之用。
争争吵吵，反反复复搞了好多天，生产队终于定下盘子。
具体做法是：按家庭人头分耕地面积，将总田地亩数按人口分摊给农户承包。好坏搭配，割肥补瘦，抽远补近。至于集体的生产工具，则按面积分到户，耕牛几户关一头，水利共管共用。
队里的所有土地，划分为口粮田和责任田两种形式。用皮尺绳子把生产队的田地再重新摸一次。
口粮田作为生活保障用地，按人口平均分配，只负担农业税，不缴纳承包费，不负担国家定购任务。责任田要交纳农业税，向集体土地承包费，完成国家粮食定购任务。
根据实际丈量的田地面积，按历年的产量，把承包产量落实到不同类型、不同单产的土地上。
方案经全体队员通过后，根据县委要求，本着利益越直接越好，方法越简单也好的精神，生产队迅速组建了分田小组，开始紧锣密鼓实地丈量生产队的田地。
生产队的田块，经过农业学大寨改造后，几乎所有田块都呈长方形，丈量土地比较容易，但工作非常辛苦。
队里最终确定以某一田块作为起点，按顺序号丈量。
盛夏的太阳，火辣辣的，晒得脸跟非洲人差不多，汗水浸透了衣裤。
田地里则是一片忙碌的景象。
土地承包到户开始实施后，很多农民一下子来了精神。脸上洋溢着从未有过的踏实和笑容，心中唤起了从未有过的憧憬和向往，全身迸发出从未有过的激情和干劲。
许多人都会到刚插好界桩的田里，在这些有可能将要属于自已经营的田边看一看。
农民们满怀着憧憬，升腾起了希望，仿佛闻到了泥土的芬芳，仿佛看到了丰收在望，心里异常地兴奋激动。对于世代务农的他们来说，就像是解除了束缚，获得重生一样。
甚至，有些人已经开始再讨论规划下半年的种植了，哪块种油菜，那块种大麦，哪块播草籽，哪块留草籽种。
不过，在实际操作中还是出现了许多形形色色的新问题。
由于田地有肥有瘦，有远有近，水利条件有好有坏，说分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
有些田土因为等级低，产量低，估产也相应低些。队里调整相应方案，按劳动力和人口数，确定每户的承包田面积和口粮田面积。将这些地块都编上号，然后再抓阄抽签。
也有几户小户人家，想拼在一块抽，开始队上不同意，但最后还是允许了，便于他们以后可以互相帮衬。
另外，队上还原则同意如果有社员抽到的田地，离家比较远，管理起来浪费时间，而家门口的田地被其他社员抽到了。大家可以通过协商，相互之间进行调剂。
社员们的积极性特别高，公社，大队，生产队的干部更是认真负责。
公社的工作组，还有大队的有关领导实行包片责任制，深入到分田一线，全力找准目标抓落实。
相关人员以风雨无阻、日夜兼程、废寝忘食的劲头，自觉下沉到各包片的生产小组，详细了解具体情况及存在问题，共同探讨解决方法，对生产队存在问题逐项跟踪、逐个突破。
上面的要求，各工作组争分夺秒，全力以赴，力争在10天内完成所包片生产小组的土地丈量任务，进而完成各小组土地公示工作。
外公拿杯子倒水。
有队员走过来，在外公身旁坐下来，问：“以前我们搞互助组合，就在一起种过田。老陈，今日重新分田，包产到户，你说怎么会有这种好事？不会以后还有变化的吧？”
外公扯下脖子上的毛巾擦汗，看着他笑笑，继续喝水。不响。
李队长补充说道：“田地承包到户后，公社要与农户订立合同，明确合作社与社员的责、权、利，合同一订五年不变，按约兑现。你就把担心放在心里，不会再有变化的。”
“老陈，我还有一个问题想问问你，要是有几户人家都看中了同一块地，吵起来了怎么解决?”
“我们早就想到过这样状况的。”一旁的李队长哈哈一笑，说道，“很简单，把这块都相中的地对半划开，向阴的就多划些，向阳的就少划些，然后两家再抓阄，这样不就解决了。”
歇息的档口，李队长看看四周，说道，“老陈，现在看来，实行农业生产承包责任制的做法是无比正确的啊。”
“早在1919年7月14日，毛**在《湘江评论》创刊词中就洞悉：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
外公喝一口水，抹抹脸上的汗水，接着说：“你想想，即使时光走到了现在的八十年代，吃饭的问题，对于复苏后的中国仍然是一等一的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