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说着话，隔壁邻居老林和李老师进来。
互相打招呼。老林说：“昨天上晚班，刚回来。”
李老师和王国良兄弟因为工作单位都是在同一条线上，所以也算是比较熟悉。
说了一会儿小毛和王建好读书上的事，不一会儿话题就转到了当前的社会形势上。
李老师先说话，哎呦，晓得吧？刚过年的辰光，缉拿东北“二王”的告示便贴满了大街小巷，到处都是通缉令，我们学校的女老师都要吓死了的。
老林接过话头，感慨道：“讲实话，这也是我第一次目睹了国家的惊慌失措，通缉令竟然破天荒地标出了金额高达千元的悬赏。”
王国贤兄弟俩只喝茶，长久不响。
1983年，在中国改革开放历史里，是一个承前启后的年份。
“十年动乱”过去了，刑法诞生了，整个国家向着“依法治国”与“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前进，胜利的曙光依稀可见。
春打六九头。这一年打春前的日子与往常一样，街面并无异相。“斗批改”过去了几年，大家眼下更关心自己的出路与个性张扬，十亿人民纷纷试着跨越一条叫“偷机倒把”的红线，为日后出九亿倒爷做着坚实铺垫，全国上下一片喧腾。
到这年，一场注定会很快遭人遗忘的边界磨擦，也断断续续打过了四个春秋，前方后方，新鲜劲与日俱减。
宣传部门侧重点做出了适时调整，调到了鼓舞大家把握未来二十年“到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那里，把解放思想放在了首位。
“解放思想”，一个莫名其妙的口号：国家只告诉你到时候了，思想需要解放了，却不说人们思想是被哪个束缚又被束缚于何时。人们只看到，舞台上女歌唱家们“解放”最成功，思想带动了步伐，已不再规规矩矩直竖在那里演唱，变成手拿麦克风在台上走来走去，像以前大上海的十里洋场……
改革初见成效，设计者们开始期待更上一层楼的成果，对于已经在现代化道路上遭遇太多挫折的中国人来说，这个蓝图的实现，不能承受任何闪失。
但就是这个时候，恶性事件在全国范围内不断发生，甚至带着浓重的血/腥气味。
最终，“二王”被乱枪打死在荒坡。但受惊的国家却得不到坐稳喘上一口，就在全国动员追杀“二王”之际，接连又出几件事：
先是有运动员随国家队在美国比赛期间离队不归，并获得了美国的政治庇护，引发了小规模的中美外交风波，最终被定性为叛国。
5月，卓长仁等几人从沈阳劫持民航班机飞逃南朝鲜；
6月，内蒙古呼伦贝尔盟喜桂图旗发生27名无辜者被害、多名女知青被强奸的特大强奸杀人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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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性案件频繁发生，虽然说大的政治动荡过去了，但社会并未真正稳定与安宁。许多地方公共场所秩序混乱，杀人、抢劫、强奸等恶性事件频发，妇女不敢在夜晚上班，人们失去安全感。
王国贤抽烟，说：“前几年我们上海发生的‘控江路事件’，你们应该还记得的吧？”
说到这里，大家一下子都沉默。
不久前一天的下午，上海市杨浦区控江路江浦路口，执勤交警发现一青年抢夺一农民出售的螃蟹，抓获犯罪分子进行了体罚，引来附近群众围观，流氓分子趁机兴风作浪。
16时左右，20名民警赶到现场维持秩序。流氓分子抢夺警用喇叭，揪打执勤交警，围攻在场其他民警，抢去警帽。
干警撤离现场后，流氓分子更加肆无忌惮，阻拦途经的小汽车，向公共汽车内投掷石块儿，推翻农民的菜车，抢夺过路群众的手表、皮包、皮夹等贵重物品，侮辱妇女。控江路顿时陷入混乱，持续5个半小时。
19点45分，上海化工轻工公司女干部吴某骑自行车途经控江路桥，被部分流氓包围和调戏，连人带车推倒并拉到路边，抢去手表和皮夹并凌辱蹂躏近一个小时。吴某被剥掉衣服，身上多处被抓伤，身心受到极大摧残。
20时30分左右，杨浦区公安分局先后调集30名干警和80多名治安联防人员，维持现场秩序。21时前后，市公安局又调遣民警200名赶赴现场，劝导、疏散围观群众，流氓分子也纷纷溜走，直到午夜控江路地段的治安秩序才恢复正常。
后来此案经侦查，先后抓获31名流氓分子，其中判处10年以下有期徒刑7名，劳改教养11名。
这起震动中央的恶性刑事案件被称为“控江路事件”。
老林说，现在社会上治安很乱确实是事实。我有一个单位的朋友，贩运海产品，半夜从睡觉的地方，被当地生意关系的一帮人押走，装在麻袋里给扔进海里，幸亏我朋友裤兜里有一把水果刀，也幸亏手没有被捆着，用水果刀割破麻袋逃生，卡车也放弃了，在人家地界告也无门。
王国良接话，说，我知道江阴那边有个开长途配货车的，过长江轮渡经常被欺负。当地人直接把你备胎卸走然后再还给你，不给钱就打你。弄个破自行车往你车上扔，然后就管你要钱，不给就打。
社会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从今天来看，80年代初的“犯罪井喷”，有着深刻的时代原因。
首先，我们看当时的社会背景。
那时候我国已经开始了改革开放，经济开始迅速发展，群众的生活越来越好。
但是，十年浩劫破坏了传统道德秩序，扭曲了社会道德观念，“仁、义、礼、智、信”这些传统价值观念被摒弃，无法再有效约束公民的行为。“砸烂公检法”，破坏了法治观念，滋生了耍流氓等各种道德沦丧的行为。加之刑法出台初始，各项措施有待完善，不法分子严重破坏社会治安，危害人民生命和财产安全。
与此同时，随着国门的开放，很多西方文化开始进入国内。其中，相当一部分书籍和影视剧中，都含有大量的色情、暴力等内容。在这些影视剧和书籍的影响下，很多年轻人开始照猫画虎，从事各种犯罪活动。在公安机关抓获的流氓团伙中，就出现了佩戴“加州队长”袖标，沿路抢劫车辆和路人的重大案件。
其次，80年代初，农村承包责任制的实行，第一波农民进城就业正在发生。而新的经济成分，逐渐活跃的市场，带来货物和人员在城乡各地的流动。人们的流动，是旧有的治安管理体制不曾有过的经验。
同时，知青一代已经回城，也为城市带来了“一个大量、大龄、单身、不满的群体”。
上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之初应为不再为高中毕业的国有企业子弟分配工作，导致大批不能继续进行教育的中学毕业生等待分配就业，所以生出“待业青年”一词。
以上海市为例，当时待业人员接近40万人，平均每3户城市居民中就有一人在街头混。庞大的待业队伍中，既有大龄的返城青年，也有非常年轻的新增待业人口。
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上海弄堂里，待业青年随处可见。他们一般都是20岁左右的小青年，有的是知青返沪后没有按政策进入规定的单位，有的是高中毕业没考上大学暂时蜗居在家。
当时上海市还专门成立了生产服务合作联社的组织，这个经济实体性质的管理机构，主要任务就是组织返城知青、社会待业人员兴办集体合作企业，解决他们的就业问题。
当时的一份调查说，部分青年经济困难，思想苦闷，悲观失望；大批青年无所事事，游荡在社会上，惹是生非，犯罪率上升，败坏社会风气。此时，暴力与动荡的“文革”刚刚结束数年。
有一小部分青年闲来无事惹是非，逐渐组成了各式各样的流氓团伙。例如菜刀队、斧头帮等等，都是80年代初期比较凶残的流氓团伙。
这些流氓团伙欺行霸市、抢劫沿途车辆，殴打无辜群众。继而发展到进行盗窃、抢劫、杀人等犯罪活动，甚至大白天强奸、挑衅年轻女性，“大白天做坏事”。
也有比较无厘头的案例。比方讲，流氓团伙竟然经常抢夺群众的帽子。有报道说，沈阳市总计有上万人的帽子被抢。其中，甚至还包括干警和部队官兵的大檐帽。
在这样的情况下，盗窃犯、杀人犯以及流氓团伙犯罪分子活动猖獗，层出不穷。群众的基本生活，经济发展的正常秩序都受到了严重影响。
当时，年轻女性不敢晚上出门，白天出门也要当心流氓的骚扰，不敢穿比较暴露的衣服。一些流氓分子用刀片、小针等物品，刺伤年轻女性。至于手表等贵重物品，根本不敢携带。在一些比较偏僻的街道里，落单的民警或者部队官兵，甚至会遭到流氓团伙的挑衅。
后来有数据，说是全国公安机关受理治安和刑事案件的数量，1979年，公安机关受理刑事和治安案件，总计为70余万件。到了1981年，公安机关受理刑事和治安案件的数量达到了89万多件，其中6万多件属于重特大案件。1982年，立案数量的总数下降，但重特大案件的数量还在上升。1983年的前半年，在上海、辽宁、内蒙古、河南、河北等地区，均发现了影响恶劣的重大案件，造成了一定的恐慌情绪。
讲起来这一些，四个大男人都普遍摇头，唏嘘感叹。
另一边，在灶批间，正是热火朝天。有人择菜洗菜，有人正烧火做饭。
林家姆妈清洗鸡毛菜，对着小毛笑笑，说：“小毛，你学习好，可以教教我们家林树读书的方法。”
小毛笑着说：“林树他不是已经参加工作一年了？”
“是的啊。只是他现在一天到晚到处瞎混也不是个事。我们也想让他去读港务局的夜校。”
王家姆妈搭腔，说：“讲起来林树，我就想起来小毛你那个同学‘四眼’，他们俩现在只要有空，就和港务局的一帮小年轻混在一起，东逛逛西逛逛。前一向他那个在屠宰场的阿爹还向我专门说起过这事的。”
小毛站定，想了想，说：“这个‘四眼’，其实我也一个暑假都没见着他人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