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市易法看.中国古代的官府商业和借贷资本
《锱铢编》三
王曾瑜
载《锱铢编》
在古代中国，商业资本和借贷资本流行了相当长的时期。秦汉时，著名史学家司马迁说：“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①与农业和手工业比较，商业是赢利丰厚的产业，后代也大抵如此。赢利丰厚，自然使人们趋之若鹜，这是古代商业兴盛的基本原因。
古代的商业和借贷资本大致可分三类：一是民间私人(包括寺院等)所有，二是官吏私人所有，三是官府所有。以上三类其实也是大致的区分，有时难免有互相混淆的情况。
例如宋时部分官员和机构有公使钱，即公用钱，正如王安石所说：“公使皆贩卖。”②这固然可以说是官府商业资本。但又如《吹剑四录》所载，南宋名臣陈俊卿(字应求)“知福州，亲故沓至。公设会，置五百千于前，曰：‘有一联，能对者即席奉送。三山出守，应求何以应其求。’独一后生对云：‘千里重来，公使尽由公所使。…在公使钱实为私使钱的情况下，公使回易也未尝不可说是官员私人的商业资本，或至少包括了官员私人商业资本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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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史记》卷129《货殖列传》。
②《长编》卷224熙宁四年六月丙子。
关于王安石的市易法，梁庚尧教授在《台湾大学历史系学报》第10、第11期的《市易法述》一文中，网罗了丰富的史料，作了详密的论述。他认为：“市易法的颁行，原是为了解决宋神宗时代财政开支扩大的问题，由于王安石以义理财思想，使其在立法时表现出摧制兼并的外貌。然而社会政策只是市易法阳宣的一面，财政政策才是其阴伏的真正本质。”笔者个人完全同意上述结论。既有梁先生力作在前，本文便无须对市易法再作面面俱到的复述，只拟就官府商业资本和借贷资本问题谈一些看法。依笔者个人之浅见，这也许是今人认识和评价市易法的重要问题，甚至是核心问题。
中国古代官府商业和借贷资本，完全可以使用由来已久一词。《国语·晋语》载，在春秋晋文公时，有“工商食官”的制度，韦昭注说：“工，百工；商，官贾也。”但具体情况已不知其详。又《华阳国志》卷3载，战国秦惠王时，在成都“置盐铁市官”。汉代最有名的，自然是汉武帝时的均输、平准和王莽的五均、六筅之政。马端临在《文献通考》卷20《市籴考·均输、市易、和买》中，追溯了王安石均输法和市易法的历史渊源，表明了他独到的非凡史识，他说：
按均输、市易皆建议于熙宁之初，然均输卒不能行，市易虽行之，而卒不见其利，何也?
盖均输之说始于桑弘羊，均输之事备于刘晏。二子所为，虽非知道者所许，然其才亦有过人者。盖以其阴笼商贩之利，潜制轻重之权，未尝广置官属，峻立刑法，为抑勒禁制之举。迨其磨以岁月，则国富而民不知所以，《史记》、《唐书》皆亟称之，以为后之言利者莫及。然则薛向之徒，岂遽足以希其万一，宜其中道而废也。然所谓‘徙贵就贱，用近易远’，则夫祖宗时以赋税而支移、折变，以茶盐而入中粮草，即其事矣。苟时得能吏以斡运之，使其可以裕国，而不至困民，岂非理财之道。固不必亲行贩易之事，巧夺商贾之利，而后为均输也。介甫志于兴利，苟慕前史均输之名，张官置吏，废财劳人，而卒无所成，误矣。
至于市易，则假《周官》泉府之名，袭王莽五均之迹，而下行黠商豪家贸易、称贷之事，其所为又远出桑、刘之下。
王安石最初设均输法，确是“慕前史均输之名”，他说：“国有事则财用取具于泉府。后世桑弘羊、刘晏粗合此意。自秦汉以来，学者不能推明其法，以为人主不当与百姓争利。”①但是，市易法“袭王莽五均之迹”，却是他所不愿承认的，因为王莽在历史上留有恶名。
汉武帝为解决对匈奴作战等财政困难，擢用东郭咸阳、孔馑和桑弘羊三个大商，将盐、铁、铸钱三大利源收归官营，并实行均输和酒榷。《盐铁论·本议第一》载桑弘羊之说：“用度不足，故兴盐铁，设酒榷，置均输。蕃货长财，以佐助边费。”此后，王莽的五均、六筅之政，又进一步扩大了官营工商业的经营范围。六筅包括盐、酒、铁、铸钱、五均和名山大泽生产税六项。
中国古代官营商业和借贷资本的发展，决非限于均输、五均和市易法三项，均输、五均、市易法等也有若干时代的特性。但是，五均和市易法也确有不少相似之处，将两者作若干比较研究，也将有助于我们对中国古代官府商业和借贷资本的认识。
今将五均和市易法的相似处分列于下：
一、耗古改制，以抑兼并为号召。凡事名不正则言不顺，为名正言顺起见，古人常用的改制方法之一，便是託古。王莽和王安石都有託古改制的倾向，而王莽的此种倾向尤为浓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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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杨龟山先牛集》卷6《神宗日录辨》。
王莽诏说：“夫《周礼》有赊贷，《乐语》有五均，传记各有斡焉。今开赊贷，张五均，设诸斡者，所以齐众庶，抑并兼也。”据《汉书》注引邓展之说：“《乐语》，《乐元语》，河问献王所传，道五均事。”臣瓒说：“其文云：‘天子取诸侯之土，以立五均，则市无二贾，四民常均，强者不得困弱，富者不得要贫，则公家有馀，恩及小民矣。”①此处提及“赊贷”、“五均”、“诸斡”三事，诸斡即是“六斡”，又称“六筅”②。五均似指均平物价之意，何以称为五均，即使依上引注文，也无以得到确切的解释。“五”也可能作为虚数。后人又往往将“赊贷”和“五均”并而为一。
关于市易法，王安石本人说：“市易之法起于周之司市，汉之平准。”③叶逋说：“当熙宁之大臣，慕周公之理财，为市易之司，以夺商贾之赢，分天下之债，而取其什二之息，曰：‘此周公泉府之法也。…④宋人不可能如近代学者那样，对《周礼》所载是否是周制有详密的考订，他们坚信《周礼》所载即是周制。尽管如此，周制也毕竟是悠远的。悠远而无稽的古代记载，足以供改制者以方便的冠冕堂皇的藉口。在王安石推行变法时，变法派和反变法派的争论，不仅包括对现实政策的歧见，也包括对《周礼》解释的歧见，虽然后一类争论并无实质意义，但争议的双方对此都十分认真，并确信己见，这正是託古改制的特征。
作为推行五均和市易法的现实理由，王莽和王安石都提出抑兼并的问题。前引王莽诏，则有“齐众庶，抑并兼”之语。王安石主持的中书奏说：“古[者]通有无，权贵贱，以平物价，所以抑兼并也。去古既远，上无法以制之，而富商大室得以乘时射利，出纳敛散之权一切不归公上。今若不革，其弊将深。”⑤时“三司起请市易十三条，其一云：‘兼并之家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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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汉书》卷24下《食货志》。
②《汉书》卷24下《食货志》，卷99中《王莽传》。
③《临川先生文集》卷41《上五事劄子》。
④《水心别集》卷2《财计上》。
⑤《长编》卷231熙宁五年三月丙午。
固取利，有害新法，令市易务觉察，申三司，按置以法。’御批减去此条，馀悉可之”。王安石为此还同皇帝发生争议，认为“此乃是圣政之阙”，“此兼并有以窥见陛下于权制豪强有所不敢”，“须先申明，使兼并知所避”①。
古人所谓“兼并”，既是指田连阡陌的大地主，又是指“富商大室”，而五均和市易法所宣称的打击对象，自然是后者。
中国古代有一种传统的“建本抑末”经济思想。②如商鞅变法时，“谬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末利谓工商也，盖农桑为本”③。这大致是古代社会经济以农业为主体的反映。明知农业赢利薄，工商业赢利厚，就尤须采用行政手段，驱使编户齐民从事农耕。
王安石无疑也是受了此种经济思想的影响，“抑兼并”确是体现在市易法的制订和实施上。但是，历史上所谓“抑兼并”的口号，是否可以不分场合和条件，而一概加以颂扬，这倒是可作为一个有待商榷的问题，留在本文末尾再加讨论。
二、在城市设置官府机构，任用商人，以商制商。古代官员往往欠缺经商经验，因此，在官府机构中使用商人，乃是十分重要的事。汉武帝、王莽、王安石等人都采用此策。
王莽“于长安及五都立五均官，更名长安东、西市令及洛阳、邯郸、临甾、宛、成都市长皆为五均司市师。东市称京，西市称畿，洛阳称中，馀四都各用东、西、南、北为称，皆置交易丞五人，钱府丞一人。”事实上，五均司市的机构并不限于上述六大城市，“羲和置命士，督五均、六斡，郡有数人，皆用富贾”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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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长编》卷232熙宁五年四月丙子。
②《盐铁论·复古第六》。
③《史记》卷68《商君列传》。
④《汉书》卷24下《食货志》。
王安石推行市易法的机构，最初是提举在京市易务主持开封市易法。熙宁五年(公元1072年)七月，“诏以榷货务为市易西务下界，市易务为东务上界”①。又“诏在京商税院、杂卖场、杂[买]务并隶提举市易务”。②熙宁六年(公元1073年)正月，中书言，“欲以市易务上、下界，商税院，翰林图画院，杂买务，杂[卖]场”等“熬都大提举诸司库务”，得到宋神宗批准。③十月，宋廷又“改提举在京市易务为都提举市易司，应诸州市易务熬焉”，④成立了都提举市易司的总机构，下辖各州市易务。十二月，开封“抵当所令都提举市易[司]统辖”⑤。
都提举市易司看来仍统辖商税院、杂买务、杂卖场等，第一任都提举市易司吕嘉问曾“坐不觉察杂买务多纳月息钱”，而得“公罪”⑥。都提举市易司已升格为与提举在京诸司库务司的平行机构。第四任都提举市易司俞充即“兼在京诸司库务”⑦。
元丰五年(公元l082年)改官制后，都提举市易司隸太府寺。据《宋史》卷165《职官志》说：“都提举市易司掌提点贸易货物，其上、下界及诸州市易务、杂买务、杂卖场皆隸焉”，但都商税务却已不受都提举市易司管辖。抵当所与都提举市易司的关系不明。“自行官制以来，诸寺监不治外事，唯太府寺市易案事与诸路相关”。“户部乞改市易下界仍旧为榷货务，其上界为市易务”，得到宋神宗批准。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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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宋会要》食货55之33，职官27之8，《长编》卷235熙宁五年七月壬午。
②《宋会要》职官27之38，《长编》卷235熙宁五年七月辛卯。
③《长编》卷242熙宁六年正月己酉。
④《宋会要》职官27之38，食货37之17，《长编》卷247熙宁六年十月辛未。
⑤《宋会要》职官27之64～65。
⑥《长编》卷255熙宁七年八月壬午，统辖商税院参见《宋会要》食货17之25。
⑦《长编》卷291元丰元年八月壬子。
⑧《宋会要》职官27之14，食货37之31，《长编》卷345元丰七年四月辛巳，五月甲子。
各地的市易机构则有市易务或市易司，从今存记载看，其名称似并不一致。其设置地点见于记载者，则有杭州、熙州、①通远军、②楚州、广州、③秦州、永兴军、凤翔府、润州、越州、真州、大名府、安肃军、瀛州、沧州、定州、真定府、④郓州、河南府、⑤邢州、⑥凤州、河州、岷州、⑦福州、⑧兰州、⑨密州板桥镇、⑩黔州、⑾常州、⑿苏州、⒀德州⒁等。从今存记载看，尚有“提举熙河路市易司”、⒂“秦凤路市易司”、⒃“提举两浙市易司”⒄等机构，其中“两浙提举市易”，即是“杭州市易务”⒅。这表明至少部分路设有
路一级的市易司，又兼本路中心城市或重要城市的市易务。以上设市易司和市易务的地点统计，当然是很不完整的。按宋神宗元丰时“条敕”规定：“诸路各量闲要州县兴置市易抵当，僻小县分不可兴置处不置。”宋哲宗初，户部状称，“看详上件指挥，止云僻小县分不置，即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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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宋会要》食货37之17。
②《宋会要》食货37之18。
③《宋会要》食货37之19。
④《宋会要》食货37之22，55之38。
⑤《宋会要》食货37之23。
⑥《宋会要》食货37之27。
⑦《宋会要》食货37之28。
⑧《说郛》卷94《厚德录》。
⑨《宋会要》职官44之44。
⑩《长编》卷255熙宁七年八月癸酉，卷280熙宁十年二月丙戌。
⑾《长编》卷243熙宁六年三月庚午。
⑿《北山小集》卷19《常州新修市易务壁记》。
⒀《宋会要》食货37之34。
⒁《宋史》卷351《赵挺之传》：‘挺之在德州，希意行市易法。”当地应设市易务。
⒂《宋会要》职官43之49。
⒃《宋会要》职官43之50。
⒄《宋会要》职官27之39～40。
⒅《宋会要》职官27之39，《长编》卷272熙宁九年正月己卯。
其间亦有僻小州郡，及虽不系僻小，却别无出产物货，不系商贾买卖去处，须当一例兴置”。建议将“内有闲僻，或不产货物，不系商贾买卖，委实不销兴置去处”，“看详废罢”①。接着，宋廷又决定：“其州县市易及馀处抵当，一切可皆省罢。”李寿解释说：“抵当元不罢，但罢市易耳。”②由此可见，在熙丰时代，各州和各县设置市易机构，确是相当普遍的。
在市易司和市易务中，也同样使用商人。按宋朝官制，官场中以科举出身为荣，商人入仕有很多限制，但市易机构中的低等官员，仍任用商人。王安石说：“市易务勾当官乃取贾人为之，固为其所事烦细故也，岂可责市易务勾当官不为大人之事。”③
按市易法最初规定，“在京置市易务，监官二员，提举官一员，勾当公事官一员，以地产为抵，官贷之钱，货之滞于民者，为平价以收之，一年出息二分，皆取其愿”。“许召在京诸行铺户、牙人，充本务行人、牙人，内行人令供通己所有，或借它人产业、金银充抵当，五人以上为一保”④。此类私商进入市易机构后，其身份已发生微妙变化，事实上成为官商或官府商业机构之代理人。
监市易务上界的刘佐一再被升官嘉奖。⑤后刘佐“在市易司坐法衙替，事理重，代佐者不知买卖次第，比较所收息，大不及佐”，“提举市易司举刘佐”，韩绛说：“小人喻于利，不可用。”王安石大不以为然，说：“市易务若不喻于利，如何勾当?”⑥此后，又有记载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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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长编》卷356元丰八年五月庚子。
②《长编》卷359元丰八年八月己巳。
③《长编》卷240熙宁五年十一月丁巳。
④《宋会要》食货37之14～15，按关于市易务监官等“以地产为抵”云云，仅见于
此书，《长编》卷231熙宁五年三月丙午不载。
⑤《长编》卷245熙宁六年五月庚午，卷256熙宁七年九月癸丑。
⑥《长编》卷264熙宁八年五月丙子。
“前市易务监官刘佐负市易钱十八万缗，乞籍本家日入屋租偿官，限二年，输纳不足，物产没官，又不足，责保人代输。”①由此看来，刘佐是大商人，又在城市中拥有巨额房产，他“负市易钱十八万缗”，乃是经商的亏蚀。
宋神宗说：“或云吕嘉问少年不练事，所置勾当人尽奸猾。”王安石说：“所置勾当人如沈可道、孙用勤，若不收置务中，即必首为兼并害法。今置之务中，所谓御得其道，狙诈咸作使也。”②又“市易司指使冯崇与北人卖买，不依资次”，他原是“一百姓牙人耳”③。这些都是任用商人的实例。孙升称市易法“引用兼并之徒，杜绝商贾之利”④，即是指此。
当然，无论是汉代，或是宋代，都以乡村农业作为经济主体，王莽的五均和王安石的市易法实施范围限于城市商业，都不可能对乡村经济有重大影响。
三、官府商业：《盐铁论·本议第一》载桑弘羊之说：
往者郡国诸侯各以其方物贡输，往来烦杂，物多苦恶，或不偿其费。故郡国置输官，以相给运，而便远方之贡，故日均输。开委府于京师，以笼货物，贱即买，贵则卖，是以县官不失其实，商贾无所牟利，故曰平准。
均输和平准都有官府商业的性质。《史记》卷30《平准书》也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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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长编》卷298元丰二年五月癸巳，《宋会要》食货37之27。
②《长编》卷236熙宁五年闰七月丙辰。
③《长编》卷246熙宁六年八月庚寅。
④《宋会要》食货37之32～33。
弘羊以诸官各自市，相与争，物故腾跃，而天下赋输或不偿其僦费，乃请置大农部丞数十人，分部主郡国，各往往县置均输、盐铁官，令远方各以其物贵时商贾所转贩者为赋，而相灌输。置平准于京师，都受天下委输。召工官治车诸器，皆仰给大农，大农之诸官尽笼天下之货物，贵即卖之，贱则买之。如此，富商大贾无所牟大利，则反本，而万物不得腾踊。故抑天下物，名曰平准。
设均输和平准的基本经济思想，就是前述所谓“建本抑末”。“富商大贾无所牟大利，则反本”，将其资产转移于农业。另一方面，国家则攫夺了原归商人的工商业利润。尽管汉武帝时，财政支出大增，其结果仍是“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①。但官府工商业也不可能不产生相当多的弊端，故引起《盐铁论》所载桑弘羊和儒生辈之争论。
王莽的措施其实与汉武帝时的措施相似。据《汉书》卷24下《食货志》说：
诸司市常以四时中月实定所掌，为物上、中、下之贾，各自用为其市平，毋拘它所。众民卖买五毂、布、帛、丝、绵之物，周于民用而不雠者，均官有以考检厥实，用其本贾取之，毋令折钱。万物印贵，过平一钱，则以平贾卖与民。其贾氐贱减平者，听民自相与市，以防贵庾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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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史记》卷30《平准书》。
但由于币制的混乱，加之充当五均官的富商，如“洛阳薛子仲、张长叔，临甾姓伟等，乘传求利，交错天下，因与郡县通奸，多张空簿，府臧不实，百姓俞病”①。“市官收贱卖贵”，盘剥百姓。②
经商无非是为了赢利，私商中的大商贾固然有“较固取利”，即获得垄断性商业利润的情况。但是，官府经商，更可动用行政手段，以达“较固取利”的目的，这自然比私商更坏。梁庚尧教授在《市易法述》中，用较大篇幅详述在“物资的收购与转贩”过程中，市易机构如何为攫取商业赢利，而插手茶、盐、和籴粮草等贸易，他说：“市易司与其他市易机构对于各项物资的收购或转贩，清楚的显示出市易经营以财利为优先的目标。为了达成此一目的，市易机构不惜自为兼并，垄断市场，造成生产者的损失与消费者负担的增加，为民生带来困扰。”《元丰类稿》卷42《都官员外郎曾君(谊)墓志铭》载：
楚饥，四方之船粟至者，市易吏定取价贱，予价贵，计其赢，取于民，而粟未尝出纳也。贩者为不行，人以乏食。又取民之食其技者锢于官，禁不得私鬻，市里骚然。
利用饥荒而垄断米的贸易，贱买贵卖，这与私人奸商所为并无二致。再以酒为例，《西台集》卷16《起居郎毕公夷仲行状》说：
提举市易司岁榷民糯米为赢，凡商贾之至者，官尽榷买之，而益其价，以售酒户。酒户售米多陈且贵，酤益不行，遂废其坊，而三司岁课大耗，惟市易得私其赢以为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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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汉书》卷24下《食货志》。
②《汉书》卷99中《王莽传》。
熙宁四年(公元1071年)，开封每年卖麴180万斤，每斤200文。因酒户欠官府的钱，其中包括市易务50馀万贯白糟糯米钱，后改为年卖麯150万斤，每斤250文，“犹不免逋欠”。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又定为每年卖麯120万斤，即比原额减三分之一，每斤250文，即比原价高四分之一。①故文彦博抨击市易法说：
今乃官作贾区，公取牙利，古所谓理财正辞者，岂若是之琐屑乎?《周官》泉府敛市之不售，货之滞于民用，以待不时而买者，各从其故价，亦不如是之规利也。凡衣冠之家網利于市，搢绅清议，众所不容。岂有堂堂大国，皇皇求利，而不为物论所非者乎?斯乃垄断之事，孟轲耻之，臣亦耻之。②
所谓“垄断之事”，确是点破了官府商业的要害。
四、官府借贷业：官府商业和借贷业兼行，并互相结合，实始于王莽之五均。马端临称市易法“袭王莽五均之迹”，实际上即是指官府商业和借贷业相结合的情况，因为汉武帝推行均输和平准时尚无官府借贷业。据《汉书》卷24下《食货志》说，王莽五均规定的赊贷办法如下：
民欲祭祀、丧纪而无用者，钱府以所入工商之贡但赊之，祭祀无过旬日，丧纪毋过三月。民或乏绝，欲贷以治产业者，均授之，除其费，计所得受息，毋过岁什一。
借贷由征收工商税的钱府丞负责。按颜师古注，民间祭祀和丧事的短期贷款“不取息利”，而“治产业者”的借贷，“除其费，谓衣食之费已用者也”，按其纯利，年利息为10％。但《汉书》卷99中《王莽传》则说：“赊贷予民，收息百月三。”年利息合计36％，与前一说有异。但赊贷和收息的具体情况已不知其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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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宋会要》食货20之10。
②《历代名臣奏议》卷267，《文潞公集》卷20《言市易》。
按市易法最初规定：
如愿折博官物者，仍听以抵当物力多少，许令均分赊请，相度立一限或两限，送纳价钱。若半年纳，即出息一分，一年纳，即出息二分。以上并不得抑勒。①
此后，王居卿解释说：
市易之法有三：结保赊请，一也；契书、金银抵当，二也；贸迁物货，三也。②
其一、二条都属官府借贷业，据另一记载说：“市易旧法，听人赊钱，以田宅或金银为抵当。无抵当者三人相保，则给之。皆出息十分之二。”③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正月，宋神宗“诏市易司罢立保赊钱法。已出钱，立输限，如半年内输本息足者，蠲其出限罚息钱。物力虽薄而有营运者，[听]量力支借，毋过旧数三之一”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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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宋会要》食货37之15，《长编》卷231熙宁五年三月丙午。
②《宋会要》食货37之28～29，《长编》卷308元丰三年九月甲子。
③《长编》卷296元丰二年正月己卯，《涑水记闻》卷14。
④《长编》卷296元丰二年正月己卯．《宋会要》食货37之27。
宋廷所以取消结保赊请之法，无非因其中流弊颇大，市易机构发放之贷款有不能回收之虞。此处提到了罚息钱的问题，这在市易法颁布之时未见记载，可能是后来的补充规定。据《涑水记闻》卷14说，“市易司法”，“过期不输，息外每月更加罚钱百分之二”。按罚息按本钱2％计，每年即为24％，也已超过了每年20％的息钱。更何况是本息合计的复利，罚上加罚。例如大商人郭怀信“既偿纳本、息，犹以纳不如期，
罚钱千五百馀缗，已纳百七十馀缗讫，而市易司又使增纳百三十缗。稽限法，当计所欠罚之”①。此种罚上加罚的办法，自然使再富的商人也难以承受。
如果市易机构活动限于商业，至多还是个贱买贵卖的问题。唯有将商业和借贷业合二为一，才发挥了强大的力量，真正做到了市易法中所宣称的，“开阖敛散之权”归官府控制，②而使众多的大、中、小商人都成为市易机构的代理人兼债务人。《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40熙宁五年十一月丁巳记录王安石与宋神宗的一段对话如下：
安石曰：“市易司但以细民上为官司科买所困，下为兼并取息所苦，自投状，乞借官钱出息，行仓法，供纳官果实。自立法以来，贩者比旧皆即得见钱，行人比旧官司、兼并所费，十减八、九，官中又得好果实供应。此皆逐人所供状，及案验事实如此。……”
上笑，且曰：“买得果实，诚比旧极佳，行人亦极便。但行人皆贫弊，宜与除放息钱。”
安石曰：“行人比旧已各苏息，可以存活，何须除放息钱。若行人已苏息，比旧侵刻之苦已十去八、九，更须除放息钱，即见今商税所取，不择贫富，固有至贫乏人，尚为税务所困，亦合为之蠲除。既未能蠲除彼，何独蠲除此。”
此处“行人比旧已各苏息”之说，即使“逐人所供状”皆是“事实”，王安石本人并无夸张，也至多反映了市易法推行之初的情况，当时市易息钱和罚钱的“威力”尚未充分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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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宋会要》食货37之23，《长编》卷266熙宁八年七月壬申。
②《宋会要》食货37之14～15，《长编》卷231熙宁五年三月丙午。
此后，各地的大量欠钱户便成了市易法推行过程中的一大难题。宋廷为此取消了结保赊请的办法。尽管多次蠲减和展限，仍有大量人户无法偿付市易息钱和罚钱。苏轼说：
今大姓富家，昔日号为无比户者，皆为市易所破，十无一二矣。其馀自小民以上，大率皆有积欠。①
“大姓富家”的破产，似可被作为“抑兼并”的成效，而加以歌颂。然而据苏辙统计，在元祐元年(公元1086年)闰二月将所有纳还市易本钱的商人一律放免息钱和罚钱后，②开封欠市易钱户计27，155户，共欠市易钱237万馀贯，其中“大姓”35户，“酒户”27户，共欠l54万馀贯，“小姓”27，093户，共欠83万馀贯，其中欠钱在200贯以下人户为25，353户，共欠46万馀贯。由此看来，欠钱者主要是大量中小商人，应是无可怀疑者。他说：
市易催索钱物，凡用七十人，每人各置私名不下十人；掌簿籍，行文书，凡用三十馀人，每人各置贴写不下五人，共约一千馀人。以此一千馀人日夜骚扰欠户二万七千馀家。都城之中，养此蟊贼，恬而不怪。
市易之法，欠户拖延日久，或未见归者，及无家业之人，皆差人监逐，遇夜寄禁。既有此法，则一例公行寄禁。然吏卒顽狡，得钱即放，无钱即禁，榜笞捽缚，何所不至。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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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东坡七集·东坡奏议》卷11《论积欠六事并乞检会应诏所论四事一处行下状》。
②《宋会要》食货37之33。
③《四部丛刊》本《栾城集》卷38《乞放市易欠钱状》。所载数字有误，据其他刊本和《长编》383元祐元年七月壬午更正。
《说郛》卷94《厚德录》载：
孙莘老(觉)知福州，时民有欠市易钱者，系狱甚众。适有富人出钱五百万，葺佛殿，请于莘老。莘老徐曰：‘汝辈所以施钱者，何也?’众曰：‘愿得福耳。’莘老曰：‘佛殿未甚坏，又无露坐者。孰若与其钱，为狱囚偿官，遂使数百人释枷锁之苦，其得福岂不多乎?’富人不得已，诺之，即日输官，囹圄遂空。
《道乡先生文集》卷39《故观文殿大学士苏公行状》载：
(苏颂)选知杭州，一日出，遇百馀人，遮道泣诉曰：‘某等以转运司责所逋市易缗钱，昼系公庭，夜禁厢院，虽死无可偿者。’公曰：‘吾今释汝，使汝得营生事，衣食之馀，悉以偿官，期以岁月而足，可乎?’皆曰：‘不敢负。’于是纵之。转运使大怒，欲奏公沮坏法令，而民偿责者乃先期而至，遂不复言。
由此看来，市易法推行积年后，正如元丰三年(公元1080年)都提举市易司王居卿也不得不承认，“逋负益众”成了当时不能不面对的基本问题，①“诸路民以田宅抵市易钱，久不能偿，公钱滞而不行，欠户有监锢之患”②。
宋廷早在元丰元年(公元1078年)已降低抵押借贷的利率，“应赊市易钱货，许以金帛等物为抵当，收息毋过一分二厘，其不及年者月计之”③。又如前述取消了结保赊请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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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宋会要》食货37之29，《长编》卷308元丰三年九月甲子。
②《宋会要》食货37之28。
③《长编》卷293元丰元年十月壬子。
其实，无金银、田宅契约等抵押，而向市易机构借贷者，无非是城市贫民。这意味着坊郭下户经商，官府不再提供贷款。市易息钱和罚钱固然使官府吞蚀了部分本属私商的利润，但“逋负益众”的结果，最终使官府的财利也受很大损失。曾布在宋哲宗元符时说：“市易用千五百万本钱，得息钱九百万，失陷者乃七百八十万。徒作一大事，一无所得，复行之何益。”①
市易息钱和罚钱固然使为数众多的大、中、小商人负债，而他们摆脱困境的办法，无非是哄抬物价。熙宁七年(公元1074年)，都提举市易司决定：“诸买卖博易，并随市估高下，无得定价。”②宣布对价格完全采取不干涉政策。关于城市物价上涨的情况，在前官府商业一节中已有所交待。《历代名臣奏议》卷303载吕大防在宋神宗时上奏说：
市易本以抑兼并，便众业，而公利在其间。民有艰急匮乏之期，方之他取于富室，则无倍称之息。然吏或不良，乘民之急，而掊刻无已，徒欲收赢取赏，而不顾事体之宜与法令之本意，诱陷无赖子弟以隳产者有之，予民者高其物估，以巧取息有之，一物朝贵卖而夕贱买者有之。此民情戚戚之一也。
此说虽未必透澈，也涉及官府借贷业的若干弊端。
五、对古代官府商业和借贷资本的评价：
前面说过，中国古代商业资本和借贷资本大致有三类，即是私人的、官员的和官府的。这三类资本的社会功能是好是坏，很难一概而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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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长编》卷506元符二年二月乙未。
②《宋会要》食货37之22。
从市易法看.中国古代的官府商业和借贷资本2
从现代眼光看，中国古代商品经济当然属不发达之列。因此，商业资本及与商业资本相关的借贷资本(非全部借贷资本)的正常发展，是有必要的。但是，商品经济的正常繁荣，应是通过市场实行自由和平等的商品交换而实现的。官员和官府利用政治权力介入市场，其结果只能是破坏商品经济的正常发展。
早在本世纪三十年代，全汉昇先生著有《宋代官吏之私营商业》一文，他认为，官吏私营商业与一般民庶私营商业相比较，有如下特点：(一)以公款作资本，(二)以公物作商品或商品原料，(三)以官舟贩运，(四)利用公家的劳动力，(五)借势贱买贵卖，(六)逃税。关于官吏私营商业的影响，全先生概括为以下三点：(一)官吏暴富，(二)政府损失，(三)商民受害。①事实上，他的结论并非只适用于宋代，从中国古代的官吏私营商业，到现代中国大陆为祸甚烈的所谓‘官倒’，尽管形式各异，其基本特征则是相同或是相似的。
从以政治权力介入市场，因而破坏商品经济正常发展这一基本点看，官商和官府商业的作用是相同的，但也有不同之处。官商纯粹是落入官员或是其子女的私人腰包。官府商业固然也不可避免地有官吏中饱私囊的情况。例如前引苏辙奏，就提及“吏卒”敲诈市易欠钱人户，“公行寄禁”，“得钱即放，无钱即禁”。王觌陈市易法之弊，也说：“朝廷有得息之虚名，而奸吏有冒赏之实弊也。”②但官府商业的收入，仍是作为财政补贴者。
在某些场合下，官营商业对缓解财政危机，起了重大作用。汉武帝时，任用桑弘羊等人，“运筹策，建国用，笼天下盐铁诸利，以排富商大贾；买官赎罪，损有馀，补不足，以齐黎民。是以兵革东西征伐，赋敛不增而用足”③。汉武帝时的开疆拓土，对汉民族的长远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而桑弘羊等人经营官府工商业，则为之提供了财政支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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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中国经济史研究》中册。
②《长编》卷391元祐元年十一月戊午。
③《盐铁论·轻重第十四》。
至于王莽的五均、赊贷等，据《汉书》卷24下《食货志》说：
莽知民苦之，复下诏曰：‘夫盐，食肴之将；酒，百药之长，嘉会之好；铁，[田]农之本；名山大泽，饶衍之臧；五均、赊贷，百姓所取平，印以给澹；铁布铜冶，通行有无，备民用也。此六者，非编户齐民所能家作，必印于市，虽贵数倍，不得不买。豪民富贾，即要贫弱，先圣知其然也，故斡之。每一斡为设科条防禁，犯者罪至死。’奸吏猾民并侵，众庶各不安生。
此处记载过于简单，但“众庶各不安生”，“民苦之”，总是事实。“挟官府而为兼并之事”①的市易法，其施行的后果主要是两条，一是众多的大、中、小商人的负债以至破产，二是城市物价的上涨，影响广大坊郭户的生计。南宋叶逋针对市易法称“开阖、敛散之权不移于富民”之论②说：
开阖、敛散、轻重之权不一出于上，而富人大贾分而有之，不知其几千百年也，而遽夺之，可乎?夺之可也，嫉其自利而欲为国利，可乎?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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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长编》卷251熙宁七年三月壬戌。
②《宋会要》食货37之14～15。
③《水心别集》卷2《财计上》。
私人商业资本和借贷资本在攫取利润时，不可能不“为兼并之事”，当然是残酷无情，不择手段的。从伦理道德的角度看，自然是在非议之列。但在不少场合下，此类“兼并之事”却是社会进步的槓桿。至于在“抑兼并”的口实下，用官府资本去压制和摧残私人资本，自“为兼并之事”，则是一种不折不扣的倒行逆施。这是笔者对古代官府商业和借贷资本的基本看法。市易法作为古代官府商业和借贷资本的一种表现形式，之所以不足以肯定，实基于此。
当然，从另一方面看，中国古代官府商业和借贷资本的表现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即使在宋代，也决非以市易法为限。这个问题在此不必赘述。
市易法也不能完全归结为官府的商业和借贷资本。例如市易机构征收市例钱和免行钱。市例钱又称市利钱，属当时苛捐杂税之一种。免行钱用以取代官府对商行的科配，事实上又不可能完全取代，也是一种杂税。市易司和市易务尚兼有税收机构的职能。梁庚尧教授的《市易法述》对此已有论述。但此种征税职能，在市易法中不占主要地位。
中国历史发展到宋代，曾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高度发展的农业社会。有些史学家还认为宋代已经显露出走向近代社会的某些迹象。但是，中国的历史发展毕竟并未迈向近代，反而在明清时代落伍了。中华民族何以落伍，或说何以不能自动发展到近代社会，成了史学家们热烈讨论的话题。这个问题涉及的因素过于复杂，只怕一时难以有完密的科学结论。但是，本文讨论涉及中国古代官府资本对私人资本的压制和摧残，自然也是一个造成中华民族落伍的不可忽视的因素。
(原载《大陆杂志》第85卷第1期)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