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大卫王饭店里的套房一样，丹尼尔走进劳孚尔的办公室时想。木质墙面，金色的地毯，柔和的灯光，能看到美丽的沙漠风景。当年这个房间还是加夫瑞利的办公室时，它装饰得更温暖些——堆满了书的书架，吉迪恩美丽妻子的照片。
一个角落里互着一只装满了赝品的柜子。钱币，瓶瓶罐罐和护身符，和他在布尔德温办公室中见到的那个文物柜很像。官僚们似乎都热衷于这类东西。他们是想用与过去时代的英雄们建立某种虚无的联系来掩盖自己的无能吗？柜子上方接着一张镶在镜框里的巴勒斯坦地图，像是从哪本旧书上取下来的。
自本-古里安以来的所有首相们的签名题字过的照片使房间蓬革生辉——暗示着主人有居于高位的朋友们。但照片上的题字语义不明，没有一张提到劳孚尔这个名字，因而丹尼尔很想知道这些照片是属于副警务官的，还是从某些档案中抽出来的。
副警务官今天穿上了全套制服，坐在宽大的丹麦袖木书桌后面，喝着苏打水。左手边的一只撤揽木盘子里放了两个玻璃杯。
“坐下。”他说。当丹尼尔坐下后，他推过去一张纸，“我们将在几小时后把这个发布给报界。”
声明有两段话，签着今天的日期，标题为《警方破获斯格柏斯谋杀案和相关复仇杀人案》。
“副警务官埃维格多-劳孚尔今天宣布，南区警察局重案组已经破获了四天前在斯格柏斯山上发现的年轻女孩被刀捅伤致死一案。调查表明，菲特玛-瑞斯马威，十五岁，西尔旺村居民，系被伊萨-阿卜杜拉提夫，十九岁，德依拉难民营居民所杀。后者曾因盗窃和妨害社会的行为遭到警方拘捕。阿卜杜拉提夫的尸体是在西尔旺村附近一处树林中发现的，由受害者的一个哥哥安沃-瑞斯马威，二十岁，埋在那里。瑞斯马威也曾被警方记录在案，他承认为了给其妹的名誉复仇而杀死了阿卜杜拉提夫。他目前处于警方监管之下。”
“这次调查是在探长丹尼尔-沙拉维领导下和副警务官劳孚尔监督下，由重案组的几名探员进行的。”
公共关系学，丹尼尔想。在报纸上登出名字来。他把声明放在桌子上。
“怎么样？”劳孚尔问。
“很忠于事实。”
劳孚尔喝了点苏打水，看着瓶子，仿佛拿不定主意该不该给丹尼尔倒点，然后决定免了，说：“忠于事实。”
他向后靠在椅子背上，盯着丹尼尔，等他再说点什么。
“是份很好的声明，应该能让报界高兴了。”
“能让你高兴吗，沙拉维？”
“我对这个案子还有保留意见。”
“那把刀？”
“是其中之一。”阿卜杜拉提夫的武器刀片又厚又钝。与菲特玛尸体上取下的伤口模型毫不相称。
“他是个攻击性很强的人，”劳罕尔说，“带着不止一件武器。”
“病理学家说菲特玛身上至少用了两种刀，这就是说他至少带了三把刀。如果没有其他疑点的话，仅这一点我还是可以勉强接受的——他把杀人用的刀藏起来了或者是卖给其他人了。真正让我心烦的是这个案子的依据：我们几乎完全依赖于她哥哥的故事。如果去掉他告诉我们的话，就再也没有真正的证据了。没有阿卜杜拉提夫到斯格柏斯山上或附近的证据，没法解释他是怎么上去的——为什么他要把她丢在那儿。从菲特玛离开修道院到发现尸体之间至少有二十个小时，我们不知道在那段时间里他们做了什么。”
“他们所做的就是他把她切割开。”
“可是在哪儿做的呢？她哥哥说他买了一张去希伯伦的汽车票。女孩独自去了其他地方。去哪儿了？此外，我们不知道他杀掉她的动机。安沃说他们幽会后分了手，并没有产生敌意。还要考虑谋杀的特点——清洗了尸体，预谋的精细程序，梳理了头发，用海洛因进行麻醉。我们没找到一点点纤维、足印或是指纹。这表明谋杀者有很高的计算和智力水平——冷酷的智慧——我们所了解的任何事都表明阿卜杜拉提夫不是那么聪明的人。”
副警务官向后斜靠在椅背上，手放在头后面，故作漫不经心地说：“说了一大通，沙拉维，归根到底你是想为每个细枝末节找到答案。这种态度是不现实的。”
劳孚尔等了一会，丹尼尔却一言不发。
“你的反应过于强烈了，”副警务官说，“你的大多数反对意见可以轻易地解释清楚，如果你考虑到阿卜杜拉提夫是个小偷，精神变态的罪犯的话——他虐待小动物，烧伤自己的外甥，割伤了他姐夫，谋杀离这些恶行还远吗？谁知道他为什么要杀了她，为什么要用某种方式抛掉尸体？精神病医生不了解那类人，你和我也不了解。我们知道的只是他确实聪明———提起谋杀他就成了他妈的天才。也许他还切割过、清洗过其他女孩，只不过从没被抓住过——难民营里的人从来不叫我们去。也许他带了十把刀子，是个他妈的刀子迷。他偷过工具——为什么不能偷刀子？至于说他在哪儿干的，那可能是在任何地方，也许她在车站和他约会，他带她回家，在难民营里切割她的。”
“去希伯伦那辆汽车的司机非常肯定地说阿卜杜拉提夫在车上，而菲特玛不在。”
劳孚尔不以为然地摇摇头：“一哄而上的那么多人，还有鸡鸭什么的，他能注意到什么？不管怎么说，瑞斯马威除掉他是为这个世界做了件好事，少了一个让我们担心的精神病。”
“瑞斯马威也很可能是罪犯，”丹尼尔说，“我们知道他精神不稳定。要是他杀了他们俩——出于嫉妒或者取悦他父亲——然后为了让他的行为更加光彩，编造了阿卜杖拉提夫的事。”
“要是。你有证据吗？”
“我只是把这种可能性提出来作为一个例子——”
“他妹妹被杀时，瑞斯马威在家里。他家的人为他作证。”
“那还有待证实。”丹尼尔说，安沃的供词把他从怪物变成了家族英雄，整个瑞斯马威家族游行到俄国处的前大门、在监狱门口大大地表现了一番他们的团结一致。父亲捶着胸口，主动提出用自己的老命换回他那“勇敢、幸运的儿子”的性命。
“不管怎么证实，这些都是真实的，沙拉维，即使不在现场的说法是假的，你也不可能让他们改口的。所以证实不证实又有什么意义？你去追着一伙阿拉伯人问，而让报界追在我们屁股后面？另外，瑞斯马威也不会被放出来，他会被关在拉姆勒，不与其他人接触。”劳翠尔搓着两只手，“一石二鸟。”
“不会关很久的，”丹尼尔说，“罪名可能会减轻为自卫。再加上精神病史和文化方面的因素都可能减轻他的判决。他可能几年以后就能在大街上转悠了。”
“‘可能’，‘也许’，”劳孚尔说，“那是起诉官的事。同时我们还要在现有事实的基础上进一步工作。”
他“唏哩哗啦”地挪开一些纸，将苏打水倒在一只杯子里，递给丹尼尔。
“不，谢谢。”
劳孚尔对这个拒绝的反应就像有人在他脸上煽了一记耳光一样。
“沙拉维，”他严厉地说，“在几天时间里一件重大杀人案得以破获，而你坐在那儿看上去像什么人死了似的。”
丹尼尔回视着他，在他选用的字眼中寻找着嘲讽的意图，心里知道他只是开了一个无味的玩笑，只含有些气恼的情绪。是操练教官对走错步法的士兵的恼恨。
“别再找那些不存在的问题了。”
“听你的，劳孚尔。”
劳孚尔啜着双颊，松弛的肌肉随着他的呼吸一下一下颤动着。
“我知道，”他说，“你的人从阿拉伯半岛徒步穿过沙漠的事迹。可今天我们有飞机了，没有理由用最难的方法去做一件事。”
他拿起给新闻界的声明，签上名字的开头字母，告诉丹尼尔他可以走了。等他走到门口握住门把手时，又说：“还有件事。我读瑞斯马威的逮捕记录——第一次逮捕，掐那妓女脖子的事。这件事发生在灰人案之前，对吧？”
丹尼尔知道他接下来要说什么了。
“两年多以前。”
“就重案调查而言，那并不算长，有没有把瑞斯马威和灰人一案联系起来审问过？”
“我昨天问过他了。他否认与那个案子有任何联系，说除了和那妓女的事以外，他从未在夜里出过门。他家人会为他作证的——无可辩驳的不在现场的证明。正如你刚提到的。”
“但原先并没问过他吧？在初次调查时？”
“没有。”
“我能问问为什么吗？”
他也问过自己同样的问题。
“那时我们只查问了判过刑的性罪犯。他的案子未经审判就取消了。”
“这会让人怀疑，”劳孚尔说，“还有多少人漏网了。”
丹尼尔什么也没说，知道任何回答听起来都显得油腔滑调，像在为自己辩白。
“既然斯格柏斯案已经真相大白，”副警务官接着说，“就有时间返返工——检查一下那些案卷，看看还漏掉了些什么。”
“我已经开始做了，塔特-尼查夫。”
“日安，沙拉维。祝贺你破了这件案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