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言恭说道：“旅长，我认为应该将重量比较轻的炮都拉上马车，必须要让炮兵跟上步兵的行动，这样在野外战斗中步兵和炮兵才能协同作战。”
陈璘点头说道：“但是火炮作战的时候会惊扰战马，必须要用专门的战马进行战场训练才行。”
李言恭点头说道：“其实也不一定是要战马，骡子负重能力虽然不如马，但是更容易控制。”
陈璘点头说道：“我这就给后勤写信，让他们运送一批耐劳的牲畜到前线来。”
结束了对炮兵战术的总结，步兵作战的团长们也纷纷总结了自己作战的得失。
陈璘最后说道：“从京师传来的情报，李成梁忙着内部削藩的问题，应该是不可能南下了。我们这段时间继续留守睢阳，等待后方补给的弹药送达，就准备攻打开封！”
众团长纷纷领命。
就在睢阳的东南新军在整军备战的时候，四川，南中。
从汉末三国以来，南中地区就是中原划分的西南夷地区，当年诸葛亮七擒七纵孟获就是在这个地方。
川西，云贵，广西，即使到了明代依然是汉夷杂居的地区。
“团长，山寨就在那边了！”
亲卫拿来望远镜，熊况看着对面半山腰的山寨，咬了一口肉干说道：“这帮贼寇为什么都要在这种地方建造山寨，害得老子好一顿爬！传令全军注意掩护，给老子端了它！”
接下来的战斗并没有什么意外。
西南山区的这些土匪，靠的就是躲藏在山中，仗着官军不愿意花力气进山剿匪，才能猖獗一时。
遇到正规军剿匪，这些山寨根本就是不堪一击，迅速被熊况的军队消灭。
熊况正带着军队，在南中地区训练剿匪。
等到中午的时候，熊况就已经结束了战斗，一部分士兵押送着土匪下山，熊况召集手下营连级的指挥官开会总结。
“滇马确实适合山路驼运，不过也只能驮得动六磅炮，口径再大的就完全运不上山了。”
“手榴弹在山地作战中用处很大，但是也容易造成山体滑坡。”
众人你一言我一语，熊况掏出本子将这次作战遇到的问题，还有需要改进的地方全部记录了下来。
果然大都督说的没错，“实践出真知”，熊况才发现山地作战中竟然有这么多的问题。
驼运物资补给，武器配比，安营寨扎，这些东西都需要实践。
遇到伤员如何处置，山上如何御寒过夜，这都是需要一步步总结的。
等到众人总结完毕，熊况点头说道：
“这是我们最后一次在南平剿匪了。”
众人看向熊况，熊况说道：
“大都督的预判没错，果然贵州土司有异动，旅长已经下令，我们独立团返回南平城休整七日，就立刻前往贵州。”
一个军队的指挥官的个人风格，会影响整个队伍。
李言恭的指挥风格比较稳健，基本上打的就是稳扎稳打的阵地战，所以他手下的指挥官也比较严谨。
熊况打仗比较灵活，喜欢出奇兵，所以他手下指挥官的风格也和他类似，整个独立团的氛围比较轻松，但是普遍更加好战。其实熊况在南平剿匪，就是为了训练军队山地作战，为了大都督预言的云贵作战提前准备。
贵州，播州。
播州就是现在的贵州遵义市，当地土司杨家已经在本地世袭了二十六代了。
是的，从唐代开始，杨家就是播州当地的统治者，无论中原怎么更迭，杨家依然是播州宣慰使。
如今播州宣慰使杨烈，本身也是一个有野心的。
杨氏历代统治播州，势力盘根错节，早有不臣之心，他认为四川官军弱不经战，非常轻视。
在蜀中被东南攻占之后，趁着西南混乱的机会，杨烈又扩张地盘，吸纳了更多逃难的西南夷，逐渐有了不臣之心。
而当他听说云南黔国公向东南大都督苏泽投降，云南和贵州都有安定的迹象，东南在广西实行全面的改土归流。
杨烈本来就有些焦急，但是很快又听说了东南和大明在河南开战的消息。
杨烈立刻感觉自己有了机会，东南和明廷开战，那肯定是统一全国的国战，那一定会将主力都调往北方前线。
自己趁乱在这个时候出兵，如果能割据西南，那肯定会得到明廷的支持，说不定也封一个国公当当。
更进一步，还可以效法南诏大理这一类的西南割据势力建立政权。
杨烈聚集部众，打出匡扶明廷的旗号开始谋反。
只是杨烈并不知道，自己的谋反早就在一位大都督的预料中，东南内阁早就在准备山地作战，准备解决西南土司的问题。
所以杨烈谋反的消息迅速传到了成都和南京，内阁立刻召开了会议。
看着苏泽，徐渭只能感慨，大都督真的是料事如神，这西南夷叛乱的事情又被他预测对了。
云贵要叛乱，自然不是苏泽瞎猜的。
在他穿越前的历史时间线上，万历年间的播州之乱耗费了明廷最后的元气，将明廷西南的优势力量消耗一空。
只不过在那条时间线上，造反的是杨烈的儿子杨应龙。
现在是老子造反，这倒不是说杨家天生反骨，而是西南夷的问题本身就很严重，无论是谁在这种局势下，都会滋生野心。
内阁的氛围很轻松，因为苏泽的安排，东南征讨安南的主力，攻打四川的主力全部都留在西南，包括广东广西的军队，可以说近一半的军队都在西南，这一次西南夷叛乱绝对会被平定。
杨烈恐怕也没想到，在西南归附之后苏泽竟然没有把军队都调动去北方前线，而是专门留在西南“等着”自己造反。
内阁的气氛轻松，徐渭开口说道：“正如同大都督所料的，西南必反。因为西南问题不是一个军事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这是落后的土司制度，和西南汉化而造成的思想进步产生的冲突。”
“西南问题，并不是汉夷问题，而是制度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