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联大校歌中唱道：“尽笳吹，弦诵在山城。”山城，就是昆明。
后世研究者指出：同样是战时迁移的联合大学，西北联大却没有能够维持下去，这也与西北的地域、人文条件有关。西南联大坚持八年，云南政府的支持和昆明的各种地利条件，是一个重要的历史元素。
1929年，云南省主席龙云在《云南省政府委员会改组就职宣言》中提出要建立一个“新云南”和“富滇强省”的口号。40年代的云南，进入一个飞速发展，开放活跃的黄金时期。云南社会呈现出进步、宽容的氛围。人民热情善良，经济比较稳定。因此，正好能够接纳和支持这一大批北来的师生，让他们顺利地安顿生活与学业。
无论气候民情、田园风物，昆明都给联大师生们留下了美好的人生记忆，被他们称为“第二故乡”，八年来相濡以沫。昆明迅速地提升了它的品位，学人们也经历了返朴归真的民间洗礼。在整个抗战中，云南热土所承受接纳的不只是西南联大，而是中国最后的河山、力量与希望。在滇西大地上，最终爆发了中华民族与日寇最后的决战。
借住校长楼
1938年8月，由北大、清华、南开三校组成的国立西南联大在昆明宣告成立。但居无定所，师生们在昆明借屋而宿，借屋而读。
清华算学系在云南是“有根”的。他们的系主任熊庆来被云南省主席龙云请回家乡，任云南大学校长。于是南下的这些算学系同仁们，便住进了熊庆来的校长楼。
陈省身回忆这段日子：
我到了昆明之后，那时候，熊庆来先生刚巧是云南大学校长，他是我的老师，很熟的了。因为我在昆明之前就认识熊庆来先生，不止认识，他做系主任时，我是他的助教。
房间里有两个办公桌，他的办公桌对一个窗，我的办公桌对另外一个窗。我们同用那个办公室用了一年。所以他当然对我很好了。
我们到了昆明，是一点关系都没有，可怜得很呐，熊先生就约我们一些教授住在他楼下。他有一个校长的住宅，是一个二层的楼房，他住在楼上，办公也在这个楼里头，楼下就变为我们八个教授的宿舍。我们在楼下搭了八张床，我就住在那儿，住了一阵子。
熊庆来在清华是算学系的掌门人，被当时“云南王”龙云恭请回滇，任云南大学校长。云南大学原名东陆大学，为唐继尧所创办。从前这些称霸地方的首领，其实都非常重视振兴地方教育。
陈省身说的当年这幢校长小楼，我去过。我母亲曾经住在旁边的映秋院，是龙云夫人捐赠盖的女生宿舍。
艰苦问题是这样的：最初并不艰苦，但慢慢下去，越来越苦，主要是通货膨胀，经济水平降低，所以就苦起来了。不过大家想办法用不同的方式来适应就是了。当然，也是因为在抗战，我想这起了一个作用，就是大家继续工作，来使得抗战的精神可以继续。
那时候不但是很多官僚
，就连汪精卫都要跟日本合作了。所以是这群人——像西南联大这种教授、学生，坚持抗战的决心，对中国的抗战胜利是有很大帮助的。那时候我们不灰心，觉得前途有希望。等到1941年“珍珠港事件”发生之后，中国就有了一个强大的同盟国——美国。那时候我们在昆明就觉得这战争要胜利了。在此之前，实在是感觉很渺茫，中国要靠自己的力量跟日本对抗是很有困难的。但是1941年以后，大家信心特别高涨，战局也一下子对同盟国有利了。
问起云南人与联大师生的关系，陈省身说：“很融洽。”初期，家眷们还没有到达昆明，教员常常是合并而宿的。陈省身曾经跟吴宓同住一屋。他们是学科、个性和年龄都完全不同的人，却相处得很融洽。
那时候地方小，挤得很。所以包括教授都是好几个人一房间。我有一段时间就和吴宓两个人同一个房间。房间比这个稍微大一点（指南开宁园的书房），有两张床、两张书桌。跟他同住一寝室，我们很谈得来。因为我对于文字的东西也还有些兴趣。
我问到吴宓当年写日记的情形。“我想他在记。我们两个书桌是对面的，在那儿看书，写东西。他当时就在那儿写日记。每天都写，这我都知道。……吴先生，很认真地备课，恋爱也很认真啊。”大家又过上了仿佛是学生宿舍的简单生活。
当时也不觉得怎么艰苦了。你每个月拿到一次薪水，饭费就赶快交掉，至少这个月吃饭没有问题了。饭费交了之后，剩下的就很少。正好，通货膨胀以后，也不需要用钱，也可以过，照样上课。有很多同事有共同的兴趣，所以谈天也很有意思。
言语间，我能感受到陈省身颇具绅士风度。他对往事及故人的追述，时常以沉思的神情、尊重的语气来做终结。
吴宓教授当年的恋爱事，至今也惹得议论不已。在半个世纪之前，同为室友的吴宓，曾经向他吐露恋爱的种种细节。当我问起，陈省身却只是一言蔽之，说吴“恋爱也很认真”，微笑着，守口如瓶。真乃君子也！
“昆明对我很重要。我还要再去的。”当时我邀请陈先生访问昆明。他说最近因为时间紧，事情很多，并且，“我要去一个地方的话，都希望有点具体工作。我能做的工作就是发展那个地方的数学。所以这不是件短期的事情。”
我终未能再见到这位睿智的前辈大师。
在2001年清华校庆时，我一下子见到了很多人。
熊庆来先生的儿子，旅法画家熊秉明先生也正好回国。这个消息是宗璞先生特意告诉我的。她说：“你知道吗？熊秉明回来了，住在北京的他弟弟家中。”
我发现，在西南联大，尤其北大、清华间的院校子弟们，关系密切，有着一种天然的纽带。由于当年他们的居家邻居关系，和父辈们的交往，令这些后代们将相互的关注维系下来。这非常珍贵。两代人的积淀，有着战火转移中的异地情谊，和他们作为一个人群所特有
的那些爱憎好恶。
宗璞先生给我联系电话，我见到了回国短暂逗留的熊秉明。他对我说起父亲熊庆来离开北平的事：
他离开清华，当然很犹豫。因为清华那个时候是国内最重要的学校之一，而且他工作了很久，已经十年，不但是数学系主任，也代理过理学院院长。所以所谓清华的风格，他也是有代表性的人。那么他要离开清华的时候，他当然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赌博。当时大家都没有想到抗战后，有很多大学会集中到昆明去。他觉得云南是一个非常偏僻的省份，那时候要去得预备出国的护照，而且要两个国家的签证。可是他去的时候，他曾经跟比如像顾颉刚、冯友兰这样的人都提过，说我要走了，我要到云南去，这是一个非常艰苦的工作，你们必须给我支持。他就希望这些老教授提几个年轻有为的、有希望的年轻人到边疆去工作的。那个时候不太有人会愿意去云南。
我记得很清楚，当时他也是吃完晚饭的时候跟孩子们说一下。那时候我当然还很小，才十四五岁。他就说有吴晗，还有另外一些人。他走的时候，他的确受到这几个大学的同事们很大的支持。
wωω. тt kán. c○
熊庆来是云南弥勒人，那里有丰富的温泉，和滇南最具盛名的“竹园糖”，一派好田园。但说到知识发展、教育水平，整个云南在当时中国是非常低势的。而熊庆来能从京华最高学府返回家乡，报效故土，并带着全家人，也从高到低地回到云南，这种精神与行为，在那个时代，也像那些出国留学者势必归来一样，是一种并不罕见的情况。
学成者还乡办教育，是中华民族的好传统，“五四”以来也蔚然成风。而去国抛乡，则是对一个人最重的指责。不管他名气如何。中国知识分子这种“重乡里”的内在道德，现在已经淡了。当今学界之风，只知道对资源的占有和对个人地位的提升，一旦置身高处，绝无回头之理。
他到云南以后，他算是地主了。他当然有很充分的理由，要做一些帮助性的工作。当时最简单的居住问题都是大问题：那么多教授、那么多学生，忽然间来到昆明……我们住一栋小房子，楼下是一个大的会议厅。联大刚到的时候，那个会议厅的形式就改了，就摆了二十张床。很多教授就住在那里。这只是一个简单的例子。我们家在上面，下面就是北大、清华、南开教授的临时住处。
追思先贤，知道怎样做人，人的奋斗应该担当些什么责任。那天在熊秉明先生的弟弟家里，我们认了“老乡”。他们那儿还存有一些旧照片：熊庆来偕夫人照、龙云当年迎接美国副总统到昆明的照片，清晰，似原版。我又拍摄了熊秉明带回来的一些作品、画和雕塑。时间紧促，来不及与熊秉明先生叙乡情。在北京采访就是这样，真正拍摄的时间实在不如在路上的来回奔波。人生也是这样，接近目的只是瞬间。大量的时间都花在那些事先的筹划和克服距离所付出的代价上了。
然而，当一种距离能够克服，也已经算是成功。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