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大学，非有‘大楼’之谓也，乃有‘大师’之谓也。”大学，不是“大楼”的别名，而是“大师”的总称。在这个透彻的认知下，梅贻琦执掌西南联大，从而成为教育史上的一位功臣。
战时大学离开京华，迁到乡野边陲而活力不衰。课堂依然神采奕奕，充满魅力。在失去高楼校舍的同时，西南联大，集中起三大名校的教授，可谓是“因祸得福”。他们的学术与人品相互辉映、激励，形成了战时的奇观。
当年教授，对内“治校”，对外议政。可以说，他们引导和支撑着当时中国社会的精神潮流。教授是大学的灵魂。大学生活所有的内容，围绕教授形成。正是教授，使学术变成“人的学术”与“传承的学术”。他们肩负了使整个社会群体向更高精神层次进步的责任。
民国时代的大学教授与校长们，是中国现代史上一批学贯中西、才德俱修的卓越知识分子。这样一批人，是中华民族不甘凌辱、冲破封建、谋求出路，历几代人奋斗积淀而出的一代精华。
提起西南联大，人们总是强调它的行政管理——“教授治校”。那是一套完善的借鉴西方民主议会制的学校体制。而我以为，那个时代大学的构建和精神发源，其本质应该是：教授“立”校。教授是一切的中心，不仅只是在“治”的管理层面上。
大学，就是一个以“教授”为中心的校园舞台。
教授是学术的核心
相互敬重
陈省身先生给人印象是颇具绅士风度。回忆昆明生活，他对我说：
我同住还有华罗庚，他也是一个名人，我们同住了一年多。那个时候我们是三个人同住，还有一个王信中，是日本问题专家，三个人三张床。我们一起来的时候经常开玩笑，也挺有意思的。
我问他，玩笑怎么开？他说：“互相开。开玩笑很容易，早上没起床，三个人就互相说上话了，就和学生一样。”
几位有名望的教授，早上像同住的男生一样，互相开着玩笑；要达到这种亲切自然的气氛，相互间必须有很深的认可与敬重。陈省身先生说：
西南联大在中国高等教育方面和其他大学不同的就是：从教授到学生层次都高了一点。所以面貌和其他大学有一个基本的不同。而西南联大三校能够合作，就是因为它有很多好的教授，教授之间互相又很佩服的。同时还有一个西北联大，立刻就垮掉了。如果大学在一起合作，对队伍、对朋友、对同事们，没有一点敬重的心理，很难稳固起来，一下子就会因为一个小问题吵起来，就不能合作了。
陈先生认为，西南联大能够联合下去，就是教授之间有互相尊重的心理，大家不管对政治的意见，对社会的意见是否相同，但对于对方的学问，很多情况下都有相当的尊重，所以学校就能维持下去。
“因为教授高级了，就能吸引更好的学生，所以西南联大的学生水平也比较高。西南联大学生在建国的时候，很多人起了重要的作用，学生是很好的。”西南联大三校的和谐合作达九年之久，人们往往说“校长是君子”。其实还不只是“校长”的关系，因为是庞大的团队合作，而且时间很长，每个人都要彼此接触到，例如“同住”情况的出现。如果感到对方与自己不是一个层面上的，那么很多事情就很难相互让步、协调。正是因为三校在学术水平上的相近，教授们对于相互能力的认可，所以彼此心理上都能够接受对方。
互借文稿
这是一个令我十分震惊的细节。当年联大的教授们，互相传阅对方未完成、未发表的文稿。朱自清先生的儿子朱乔生说：
当时昆明有一个很好的风气，大家互相都不忌妒。在抗日战争那个艰苦条件下，你学术著作没发表的可以借给我看，我没发表的也可以借给你看。
我父亲就到闻一多先生家借他没有发表的东西看，借王力先生的东西来看，他们也借他的看，互相学习。这个对促进学术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风气。
条件那么艰苦，大家都拼命带学生，就是为了把国家的元气，学习知识的元气，能够恢复和继承下去。
在那些非常典型的学术环境里，知识产权的重要性更突出。
我以为，在昆明时期，学者们可以互借文稿，也由于当时战争引起的各种困难。例如：学术论文的发表与印刷，学术会议的召集等都变得不可能。而在被封锁的中国，在偏僻的小城，学者们必须想办法去打破这样一个封闭的、不利于学术发展的局限。于是他们依靠与同仁及时和亲近的交流，创造一个活跃的小环境，以使自己的思维不停滞僵化。这完全是一种相濡以沫的行为。在熟悉和亲密的学科圈子里，每个人的研究范畴和思路发展，都是彼此认可和清楚的。对彼此的为人、品格更是相当地信任与了解。而面对日寇要对我民族亡国灭种的严酷现状，学者们的胸怀更加净化。
“图书、机械、设备都有”
由于南迁时候的努力，为西南联大保存了“基础的试验设备”。火箭专家王希季说：
我们的设备不算很好，联大有一个基础的试验设备。我们学物理学，普通模拟、各种基础的试验设备，它都具备。我们学机械学，实习时，锻工机床都具备。不是新的，但是它都有。那些设备都是从北京千辛万苦地运来的。图书它也很宝贵，我们的图书馆有书。
卢沟桥爆发抗战后，清华大学工学院施嘉炀院长带领学生在济南实习，他们就把那些设备和书籍从济南撤下来，搬运到了昆明。王希季说：“这个我不清楚，但是我们上学的时候，住的、吃的非常艰苦，但是这些都有。图书、机械，还有各种设备都有，实验可以做。可以动手做，所以学生动手能力也强。”
在工程方面，清华有原来的老家底。在战火中，由于梅贻琦校长的远见和敏捷，院长施嘉炀、青年助教董树屏等艰辛辗转，使得西南联大工学院在昆明拥有了较为完整的设施；以至于后来一些理科学生转系到工学院学习。
摩擦力学家郑林庆说：
我原来学的是物理，到了昆明之后，我转机械。为什么我要转机械呢？因为物理系的设备全没带出，丢的丢，什么都落在北平了。而机械系很多设备都运到了，先运到四川，后运到昆明。
人们告诉我，郑林庆为中国“摩擦力学”的创立卓有贡献。问起他，只是一笑。
吴大猷造光谱仪
当年，吴大猷先生与他身患重病的妻子就住在昆明西郊的岗头村永丰寺。吴大猷的学生沈克琦回忆：
当时因为飞机轰炸，教授都疏散到乡下，他在那里就用从北京带去的一些光学元件，装成了一台大型光谱仪。大型光谱仪应该有一个很稳定的平台，他就用砖头砌了一个。上头应该有
架子，他的架子是用木头做的。它本来有一个像暗箱似的暗筒，这暗筒是用黑纸糊的。还有一个放照相机底版的东西，要拍照，拍光谱的照片。就这么一个光谱仪，经过仔细调整以后，它就能工作了。
所以吴大猷先生说：我看这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一台光谱仪。他用这个光谱仪还做了一项实验工作，而且还取得了一定成果。这是我亲眼见到的。
每天，吴大猷都要乘马车赶到城里去上课。一次因为道路坎坷，吴先生从马车上摔下来，当场昏迷，脑震荡。
次日，吴先生依然前往学校上课，也依然乘着马车。
胡适寄书
西山华亭寺有海慧塔，那是和尚墓。为了躲避敌机的轰炸，西南联大一部分图书也放在这里。
数学系教授江泽涵一家人住在寺里。在晨钟暮鼓中，江泽涵进行数学研究和教学工作。他曾经在一张照片背后自题：“卧薪尝胆。”就在这山林古寺中，江泽涵的孩子，亲眼看到一本从美国寄来的书，却没有封面；后来由母亲用紫红色的布做了封面，接着被数学系的教员传抄。
而在清华大学教师江丕权的家中，我看到了这本穿越过重洋，穿越了战火的书。这书是胡适寄来的。它饱含着身处海外的学者对祖国与学校的深情。江丕权说：
胡适是我的姑父，他当时是中国驻美大使。他知道我父亲是搞数学的。在昆明，要得到当时数学的现代文献是非常困难的。这是最新出版的书。胡适不一定懂得这个拓扑学，但他买了一本，寄到昆明。由于当时航空寄信的邮费很贵，所以他把精装书皮裁掉，只把这个书瓤寄回来。我父亲接到这本书非常高兴，又专门装了一个硬壳，是用红布包的。
这本书拿来以后，西南联大数学系的老师就抄，手抄，轮流读它。江丕栋说，陈省身先生1992年到北大的时候，还跟年轻人讲：“当时我们都是手抄书的，大家轮流地作报告，来读它。现在都是计算机或者复印。我们当时困难啊，材料很难得，得到了以后认真钻研。你们现在条件好，应该努力。”他就是讲的这本书。
当日寇的炸弹将教员们逼进深山古寺，却挡不住他们吸收国际上最先进的知识的信念，并把它传授给学生。
“思想上的马帮”
两次采访费孝通。一次在北京他的家中；一次是他应邀来到云南，住郑庄招待所。在郑庄采访时，中间他吸了一次氧。但九十岁高龄的他还是去了丽江。昔日走马帮路，今则以轮椅携氧气瓶重上高原；令我感受到费孝通作为一位中国社会学创始人的可敬可佩。
费孝通说：
我的学术生涯、学术生命，可以说是从云南开始的。
我们社会学注重实地调查，当时国内还不大懂。我们就带回来，开始实际地同人民接触。从实际生活里边出理论，总是最自然的，从实际里边得到知识，从知识里边提炼出理论，来帮助人民改变他们自己的生活。
这可以看做是费孝通对于社会学的最原创的定义。
我从英国回来，直接到昆明，两个星期后我就到了禄丰。我的一个老同学，禄丰人，帮助我找到一个农村里的农户，我就住在他们家里面。他完全地帮助我。我要问什么，他就说什么。同我相处一起，像一家人一样。
同他谈谈，就像请教了一个老师嘛！说到的我就记下来，带回去看对不对。或者出题目给他，他回答我。
费孝通称这位农户为“老师”。他讲给费孝通听，他不用准备，而是海阔天空地讲自己怎么生活，怎么种田。
我就跟他学，学了就把它记下来。它的意义我看出来了。他们为什么这样生活，为什么成为一个制度，一个经济制度？他是讲不出来的。我就把它整理出来，串起来成为一本书，叫《禄村农田》。
当年，费孝通在云南走了三个村子，三个地方，就找到了三个不同时期不同形态的经济形式。
后来我又从这里开始，到了易村。根据我的思想发展，逐步地又到了玉溪。我看到中国原来的传统经济，发展到当时最先进的工业化时期，看这个过程是怎么变的？
这三个村子，是和我的学生一起搞的，叫做《云南三村》。
云南，现在被世界人类学者所注目，认为它不仅气候与地形多样，并且保留有多个时期、多个状态下的人类发展模式。人类史是按时间纵向展开的，到了云南就形成了地域平面上的铺开，所以称其为人类社会发展形态的活化石。
云南的农民是我的老师。从老师口里边我把它听下来，把它写下来。因为我没有经过这个生活，他们是经过这个生活的。实际考察这个生活，他如实地说给我听，我从实际中得到知识，从知识里面得到学问。
雨过天晴，在燕子的呢喃声中，摄制组跟随费孝通一起，重返呈贡魁阁，那是他的旧居。
1938年从英国回来，我从云南开始，创造了我自己的一个学术生命。我组织了一个研究中心，呈贡魁阁。魁阁是云南的一个小地方，魁阁属于云南大学，是从吴文藻先生开始的，他是支持我们的。
因为日本人轰炸，他们疏散到呈贡乡下去。魁阁也是费的家居。“这是我学术生命的开始，开始很小，我们希望它能长大，这要有条件，需要我们继续地努力。”在魁阁那天，他为我们题写了《西南联大启示录》片名。
我是1910年生的，1930年之后，二十几岁到三十岁，人年轻。当时，我就是用这两条腿走的。滇池附近我都去走过，就住在庙里面。到了半夜，在破庙里搭个床，睁开眼睛有一个大的佛，我睡在他们那儿。在菩萨身边睡觉，这很有意思，到现在还记得。
费孝通一生追求，尽历艰辛，在学术上具有拓荒气魄。费孝通称自己是“思想上的马帮”。因为当年他在玉溪一带遇到过很多马帮，就联想起自己的学术调查来。
我们看到当时农民的生活比较苦，吃不饱穿不暖。看他们背盐巴，从产盐的地方到昆明，不是用马，都是人背着盐，在山里面走。我去背，背不动，背都肿了。
玉溪这个地方，当时是马帮集中的地方，是边区交易的经济中心。我也是思想上的马帮啊，思想上到处跑。我想认识我们旧的中国，人们生活怎么样？这是我主要的一个课题。我的目的是了解我们工业没有发达的时候，中国的农民生活是怎样的。这是我的主题，人们给我一个很好的条件，因为比较偏僻嘛！
学术也是在思想上做一种沟通和调动的事。用现代的话讲，就是“物流”、“文化流”，都必须流动。“联大的一个特点，我创立了新的一个社会调查的方法，引起了国际上的注意，也给了我很好的奖励。”
早年，费孝通的新婚爱妻为做社会调查，失踪于贵州荒
山野岭中。这事我从来不敢问，我看过他写的文字：“从此我没有幸福。”
在昆明佳华酒店举办的文化调研大会上，费孝通发言时情绪忽然激动，回忆起被打成“右派”的经历。他如此悲愤，和平时那个乐呵呵的学者相比，仿佛是换了一个人。费老那颤抖的江苏口音，我是难以忘记的。
当费老去世的消息传来，我忽然有一种庆幸感：他在最后的高龄里重游了云南高原，见到他久违的山水。费孝通提出的“乡土中国”，在日寇进犯的当年，成为南迁学者们的一个爱国口号。
我的志愿是，说实在，云南乡村也可以出一本书了，云南乡村、美丽乡村。云南风景美丽，气候很好，是值得我留恋的地方。
我在云南有很多乡亲，我在生活方面了解他们，觉得很亲切，也愿意相信他们。我们当时的知识分子，不怕困难。我们有一个奔头、有一个希望、有一个志向，就是通过云南具体的经济情况，把我们早年的一般情况表现出来。
“怪人沈有鼎”
那时候，很多人在国外得到学位回来。很多联大教授是这样的。在国外研究黑格尔的，回来就介绍黑格尔；在国外学康德的，就回来介绍康德；也有研究亚里士多德的或者是美学的。每个人都把自己的——也许是自己的体系，至少是一种偏爱，带给学生。学校里可以看到各种不同的哲学体系。熊秉明回忆道：
有一个教授叫做沈有鼎，他在学校里面是一个怪人。他不太被人知道，他没有写过太多哲学著作。可是在哲学系里边，大家都非常欣赏他。他有很多对话，他的生活也很奇怪。他教我们形而上学，这一年也没有教很多东西，好像也没有什么进程，没有一个顺序。他夹着一本大书，那书是关于圣多玛神学的。
神学，当时在大学也被认为是很奇怪的东西。他教的时候，就是他给这本书做的一些解释，这些解释也许有点奇怪、有点荒唐。但是有一种哲学的眼光。这种哲学的眼光，很难说得清楚，也不能够说是某一个体系。但就是一种哲学的眼光。这本身就了不起。
沈教授在联大哲学系得到一个雅号——“怪人沈有鼎”。
有一天系里面开一个会议，讲中国与科学。就是中国传统文化里面，为什么没有产生科学？大家都发表很多意见。他提了一句话。他说：我觉得中国传统文化里面没有产生科学，这很自然；但是西方文化里面出现了科学，他觉得没什么了不起。
大家的意思，基本认为西方产生科学是正常的，而中国这么灿烂的文化居然没有科学，我们对世界文化有那么多贡献，出现那么多哲学家、思想家，但是没有出现科学，是很可怪的事。沈有鼎觉得中国没有科学是很自然，而西方有科学却没什么文化。
他没有做什么解释，大家都哄堂大笑。
熊秉明说，后来想，他是对的。因为人类观察大自然，他一定是通过他自己的眼光去看的，所以主观性很强。科学要求的是什么？科学要求的是一种客观的态度，把个人主观抽掉，抽得越多越好。现在观察星体，绝对不再用肉眼去看，它用仪器去看，这个才准确，这个才客观。而中国文化是一种主观精神非常强烈的文化。
后来我在台湾遇到刘孚坤学长，他也说“怪人沈有鼎”：
在西南联大，各种精神都有，当场辩论，甚至在上课的时候，有的教授跑去听别的教授讲课。沈有鼎，有点神经的、非常天才的人，他去听别人的课。他坐在后面，他是打瞌睡的样子。那个教授在讲课，讲着讲着他就站起来说：“你讲错了”。
沈有鼎教授令我想起西方的哲学狂人尼采。刚入北大的时候，我在学校图书馆里啃着馒头看《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看得入迷。那是库本，不许带出。
也许，要有一种冲破世俗与世故的单纯，才可能解放自己的精神，释放出人的智慧，从而得到一个宏大的世界。庄子不就是这样的吗？庄子连自己是醒着还是睡着，自己是蝴蝶还是庄生，都不清楚。
他总保持着在一种跨越时空的状态下，这就是哲学的状态。
刘文典骂人
联大校友中，知道“校园掌故”最多的，是赵宝煦先生。
赵宝煦，给人的感觉是浸润着那个时代浓郁的文化底蕴。他的语言节奏，开始时会令人觉得有些慢，可是当你听进去，就会听出味儿：
有一个教授，也很有名气，是国学大师，叫做刘文典。这个刘文典最爱骂人。
因为那个时候听课没有限制，有可能三十人选课，却能有六七十个人来听。因为听的人主要不是听课，就是听他骂人。
刘文典因为自己是搞古典的，所以他只认“古典”这一块，“他上课讲，他说他佩服陈寅恪。他说，陈先生讲课值四块钱，我讲课值两块大洋。沈从文先生要讲课，给我四块钱我也不去。”
虽然他也讲《红楼梦》，但却瞧不起现代创作与作者：
有一回就问他：“先生先生，有个巴金你知道不知道？”他说：“巴金？没听说过。”其实他知道，但是他说“没听说过”。
待会他说：燕子去了，有再来的时候，这是自然现象啊；春天里的秋天，秋天里的春天，狗屁不通！他就骂。
他也骂闻一多：我们文学院某教授，他就不认识字。
在北大念书时，老教授在“文革”后出山，如王力先生、林庚先生，他们的课都是人山人海。跨系的、校外的，闻风而来。走廊上、窗台上都是人。我没有听过在课堂上这样攻击同仁的。刘文典纵然有学问，未免有失厚道。
我们那个时候老跑警报。那个时候叫“拉球”。到处都有高杆，杆上挂球。挂“炸球”了，你就赶快卧倒，说明飞机临近了。有点什么重要的东西，钱或者一块表，这都是最宝贵的财产，都放在身上随身带。飞机一来就跑警报。
西南联大在大西门城墙中间，出北校门就是野地、坟地。大家就往外跑。学生、老教授都往那儿跑。
有一回，刘文典在前面跑，沈从文在后面跑。跑啊跑啊，刘文典他不走了。他一看沈从文在后面，他不走了。等着沈先生来了，他说：“沈先生，你跑警报跑什么呢？”沈从文不明白他说什么。刘文典说：“我跑，是跑我这个东西（指指肚子），你跑什么呢？”沈先生他也不是会吵架的人，所以根本不理他，接着跑。
刘文典这段刻薄的话广为流传。当然它无碍于沈从文的造诣和举世公认的文学成就。人们之所以要把它流传下去，是因为它含有一个知识分子的价值观，其意义超出了具体的角色。我们可以将它看作一个老牌知识分子对于同仁的苛求，和对于生命的严厉，也可以将它看作对自己生命意义的审视。
学术就是学者的生命。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