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两个多月的时间里，僧格林沁尾随捻军之后穷追不舍，从豫西、豫中、豫东、豫南，一直追到山东，行程数千里，所部被拖得精疲力竭，“将士死亡者数百，军中多怨言”。
僧格林沁自己也被拖得“寝食俱废，恒解鞍小憩道左，引火酒两巨觥，辄上马逐贼”。这样的情况朝廷看在眼里急在心里，曾告诫他不能一意跟追，但刚愎自用的僧格林沁一意孤行，将朝廷警告抛诸脑后仍穷追不舍。
这厮也是不得不为，眼下他的处境十分尴尬，极需亮眼战功装点门面。
自从上次英法联军攻入京畿，于八里桥大破僧部数万军马以来，僧格林沁便饱受诟病承受了极大压力。
作为满清朝廷蒙古军方第一人，无论是咸丰帝执政期间还是眼下同治帝两宫太后垂帘听政期间，僧王都是备受朝廷重视，作为满清八旗蒙古方面的旗帜性人物，倚为心腹干城牵制汉人军事集团的重要角色。
可问题是，自从英法联军攻入京畿那次之后，他的表现却配不上朝廷给予的重任，说是凑合着被朝廷枪推出的军方大佬都不为过。
尽管在八里桥战败之后，逃到承德行宫的他不仅没受到责罚，还在咸丰帝的鼎力支持下收拢溃兵重新复起，并且还一手主导了与英法联军的谈判，将京畿保卫战最大的那颗桃子摘入手中。
可惜一时心态过于急噪了些，没控制好节奏让洋人占了大便宜去，本是一次非常有面子的谈判，最后却被他搞成了城下之盟似的约定，受到全国舆论责难身上背负了极大压力和重担。
反观汉人两大军事集团乡勇队跟湘军，乡勇队在京畿保卫战中表现极为出彩，可以说得上力挽狂澜，就算最后搞得咸丰帝不喜被发配至两广，那战功也是明亮耀眼谁都不可轻易疏忽。
因为与列强联军谈判上栽了跟头，作为天然的对手僧格林沁极为忌惮乡勇队。更不用说当初围剿捻匪之时，乡勇对表现出的战力让他震惊，豫北地区由乡勇队出身地方武官与士绅组织团练战力不苏，乡勇队正军更是勇不可挡。
跟捻匪打了好些年仗的僧王自然清楚捻匪的难缠，乡勇队表现出的惊人战力以及实力实在让他忌惮不已，更不要说乡勇队取得的赫赫战功，跟其比较僧王和手下蒙古马队几乎一无是处。
湘军就不用多说，作为最近几年最为风光，甚至一手将祸乱天下的太平天国覆灭的军事集团，其威名以及赫赫战功耀眼无比，作为满清朝廷推出牵制湘军的蒙古亲王，僧格林沁身上的亚历山大。
特别是两支汉人军事武装都表现出色，作为八旗蒙古一方的军方代表，僧格林沁心知自家表现得太差，正咬牙使劲猛追呢。
此时好不容易得到机会，被他咬住一支捻匪与太平军余孽联合武装，不趁机将之剿灭好好表现表现，以后再想受到朝廷全力支持可不容易。
所以在这个关键时刻，尽管手下人马已被该死的捻匪拖得精疲力尽，但僧王却不敢有丝毫松懈，一定要抓住这帮可恶的泥鳅将之全歼，不然以后的日子可就难过了，谁叫他之前竟在这帮泥鳅手上连败两阵，输得灰头土脸？
要是不找回场子，以后叫他怎么在清军混？
1865年4月初，捻军进入山东，经曹县、定陶、城武、嘉祥、汶上、宁阳进抵曲阜。僧军仍在后紧追。山东巡抚阎敬铭派布政使丁宝桢率本省防军进入兖州，妄图夹击捻军。
为了继续疲惫清军，捻军北趋宁阳、东平，途中击败总兵范正坦部后，继续北上东阿、平阴、肥城，然后转头南下宁阳、兖州、邹县、滕县、峄县，经兰山、郯城进入江苏的赣榆、海州、沐阳。5月3日又由邳州返回郯城，西走峄县，在临城（今枣庄市西薛城）附近击败丁宝桢部后，北上宁阳、汶上。
5月10日过运河进至范县（今河南范县东）南面的罗家楼、濮州（今河南濮城）东南的箕山一带，最后进至黄河水套地区（黄河水套是1855年黄河在考城铜瓦厢决口后在濮州、范县以南和郓城西北一带形成的一个河汊众多的地区）。
隐蔽在这里的各地起义失散人员纷纷参军，使捻军人数众达数万。然后捻军驰抵菏泽西北高楼寨地区等待僧军。而这时的僧军已被捻军拖得极度疲惫，僧格林沁本人也因几十天不离马鞍，疲劳得连马缰都拿不住只得用布带拴在肩上驭马。
1865年5月17日，僧格林沁率军追至高楼寨之南的解元集地区。捻军派出少数部队迎战，诱使僧军向高楼寨地区深入。18日中午，僧军进至高楼寨，埋伏在高楼寨以北村庄、河堰、柳林中的捻军一齐出击。
僧格林沁分兵三路：翼长诺林丕勒、副都统托伦布等率左翼马队，总兵陈国瑞、何建鳌各领本部步队为西路；副都统成保、乌尔图那逊等领右翼马队，总兵郭宝昌率本部步队为东路；副都统常星阿、温德勒克西等各领马队为中路。
捻军也分三路迎战。西路鏖战二小时左右，捻军稍却。适中路捻军已将常星阿部击溃，便支援西路捻军向敌人发起反击，将西路清军歼灭。与此同时，东路捻军也已将敌军击溃。
在后督队的僧格林沁只得率残部退入高楼寨南面的一个荒圩，捻军乘胜追击，将该圩团团包围，并在圩外挖掘长壕，防止清军突围。当夜三更僧格林沁率少数随从冒死突围，当逃至菏泽西北7．5公里的吴家店时，被一捻军战士砍死在麦田。这一仗，捻军全歼僧格林沁以下7000余人，取得重大胜利。
高楼寨之战，捻军全歼僧格林沁的蒙古马队，使清军的精锐骑兵损失殆尽。副都统成保奏称：“我军失利后，马步兵勇收集无多。”
这次作战，是捻军在抗清斗争中取得的一次重大的胜利，也是运用运动战取胜的一个典型战例。捻军发挥快速流动作战的特长，牵着僧军盘旋打转，使其精疲力竭，同时伺机反击，消耗敌之兵力，挫伤敌之士气，最后在地形和群众条件都对捻军有利的地区，一举全歼穷追之敌。
僧军方面，由于僧格林沁盲目轻敌，一味穷追，后方供给不继，部队饥疲交加，士气日益低落，加上得不到豫鲁清军的有效配合，成为衰弱的孤军，最后被捻军歼灭。
僧格林沁之死震动朝野，同时也让朝廷制衡汉人军事武装的努力付诸东流，不得不让汉人军事武装插手北方军事，使得朝廷对地方掌控力进一不下降。
可以说，僧格林沁的突然战死，其后的影响是非常深渊的。
清同治四年四月二十四日(即公历1865年5月18日),在山东曹州吴家店(今山东菏泽市牡丹区吴店镇)发生一个重大事件:满清世袭罔替(俗称铁帽子王)博多勒噶台亲王僧格林沁率兵轻进追剿,被捻军包围杀死。
一名铁帽子王战死所具有的舆论震撼性当时极其强烈,但僧格林沁之死所带来的影响远不止此,而是给满清朝廷带去一个几乎可以说得上灾难性后果。
要理解僧格林沁之死的巨大影响,必须要了解满清的基本军事体系及其演变。
满清在顺治期间(17世纪中叶)形成了八旗和绿营军事制度,两者称为经制兵,也即今天所说的国家正规军。
绿营是满清入关后继承明朝制度形成的以汉人为基本的军队,常规保持六十万人之众,而八旗兵力可能仅为二十万人,最高的时候为三十五万人。
尽管如此,八旗军队是满清的看家武力。就驻防而言,绿营分散在全国,主要是防守西北、西南、华南、华中、华东等地,有战事时才进行集中。
八旗除部分分散全国驻扎外,主力采取集中方式,防守京畿地区,因此,八旗主力相对绿营处于优势状态,是满清最后的铁拳。嘉庆(18世纪末19世纪初)之后,无论是绿营还是八旗,都开始明显腐败、衰落,但国家基本军事体系的格局并没有变化。
1851年太平天国兴起,随即捻军兴起,问题顿时格外严峻。太平天国的主力是在南方作战,满清进行应对的主要是绿营,然而绿营根本没有能力获取优势,咸丰皇帝在1852年底就开始大力组织团练,成为湘军以及乡勇队出现的直接原因。
1856年太平天国第一次打败江北大营和江南大营,1858年第二次打败江北大营,1860年第二次打败江南大营,就此,绿营武装基本失去了战斗力,从而湘军和乡勇队得以真正兴起,成为满清在南方的基本武装和主力。
因为八旗在南方的军力薄弱，整个南方就此落如汉人军事政治集团的掌控之中，朝廷能够牵制南方汉人军事集团的武装力量，也唯有驻防京畿的八旗以及蒙古武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