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横江南逞英豪
新四军成立后，根据党中央的指示，放手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在叶挺、项英、陈毅、刘少奇等人的指挥下，新四军采取打近战、夜战、奔袭、突袭、伏击等分散、灵活的游击战术。在“饷款不济、军食不足、军装不备、粮弹不充、枪械不补”的状况下，新四军不畏强敌，英勇作战，与地方游击队、民兵密切配合，互相支持，先后发起著名的伏击韦岗、夜袭句容城、车桥战役、侏儒山战役、繁昌保卫战等战役，给予日本侵略者及伪军以沉重打击。
在八年艰苦的反“清乡”、反“扫荡”、反“蚕食”、反“摩擦”斗争中，新四军经受了无数战斗和残酷斗争的考验，以坚忍不拔的“铁的新四军”精神，成为华中抗日战场的中流砥柱。
首战告捷——蒋家河口战斗
蒋家河发源于银屏山北麓，经裕溪河注入长江，与裕溪河在巢城东南约10华里处交汇，此处称蒋家河口。1938年5月12日，新四军四支队九团侦察队与二营四连二排、六连一排在此首战日寇而获全胜，史称“蒋家河口战斗”。
七七事变后，活动在鄂豫皖三省交界处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八军积极响应中共中央关于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抵抗日本侵略的号召，主动与国民党鄂豫皖边区督办公署代表谈判，达成了停止内战、合作抗日的协议。不久，这支红军部队被改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
日军在侵华战争伊始，气焰十分嚣张。八一三事变后，日军大举进攻上海，扬言要在3个月内灭亡中国。1937年12月13日，日军攻占南京后，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南京惨案”。
1938年2、3月间，四支队在司令员高敬亭的率领下，分别由湖北黄安县七里坪、河南确山县竹沟出发，到达皖西流波疃集结，待机东进敌后抗日。
1938年1月到5月，继南京、芜湖、铜陵沦陷后，皖中的和县、含山、巢县、合肥及淮南铁路沿线均被日军占领。日军无恶不作，铁蹄所至，烧杀抢掠，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国民党军队纷纷溃退，皖中大地一片狼藉。
为了抗击日寇、拯救民族危亡，集结在皖西的新四军四支队毅然挥师东进。他们翻山越岭，日夜兼程，于四五月间迅速抵达桐城、舒城、庐江、无为、巢县等地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
四支队九团最先进入盛家桥、槐林嘴一线。该团人数虽不多，装备也较差，但指战员大都经过3年游击战争的锻炼。他们政治坚定，纪律严明，作风顽强，军事过硬，以敢打大仗、善打恶仗著称。
东进以来，指战员们听闻了许多日军残杀百姓的暴行，恨不能马上和日军决一死战。为了寻找战机消灭敌人，九团于5月初将部队推进至银屏山。银屏山东临裕溪河，西靠巢湖，山险岭峻，树木繁茂，非常适合部队隐蔽和出击。
当初，国民党的保安团和川军一些部队曾驻扎于此。但巢县城沦陷后，他们便四散逃窜，准备西撤到大别山。当他们得知新四军要开赴前线和日军作战时，还嘲笑说“力量单薄”“装备破烂”的新四军根本“不堪一击”。
然而，军事力量和装备并不是取得战争胜利的必然条件，早在红军的历史上就曾出现过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战例。新四军是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军队，是一支具有坚定信念和牺牲精神的真正的抗日队伍。为了战胜敌人，新四军战士们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为了打击日军的嚣张气焰，整治国民党军队的士气，同时激起人民抗日的热情，四支队九团在盛家桥召开了紧急会议。会上着重强调当前首要任务是熟悉地形，摸清敌情，并决定由团政委高志荣和参谋长唐少田带领团侦察队和二营到敌占区巢县附近寻找战机。
会后，团侦察队和二营开进银屏山北麓，并派出两支侦察小分队分头侦察敌情，一路到散兵，一路到巢城附近。到巢城方向的侦察员回来报告说，经常有小股日军到城郊抢掠财物、**妇女，蒋家河口正是他们常去的地点。
次日，政委高志荣和唐参谋长带着二营干部和侦察参谋郭思进登上银屏山头，观察巢城附近地形。站在银屏山头，方圆几十里尽收眼底，只见明镜似的巢湖平卧在皖中平原上，湖面烟波浩淼，水天相接；裕溪河像一条银色的绸带沿巢城向东南伸展，蒋家河犹如挂在这条绸带上的一只弯钩。面对这秀美的景色，军队领导的心中却在不断盘算着下一步的作战方案。
蒋家河口离银屏山不远，河边有零星的村落和依稀的树丛，堤上散乱地长着树木杂草，水边有芦苇丛生，十分有利于部队隐蔽，是一个伏击歼敌的理想之地。为了进一步掌握敌情和熟悉地形，高政委连续3天派郭参谋等人到蒋家河口一带走访群众。
在当地群众的热情帮助下，高政委了解到日军活动的规律：一般在每天早晨八九点钟，有10至30人乘木船或汽艇，由巢城驶至蒋家河口，在附近村庄抢掠家禽和财物后当即返回。得知这些情报后，高政委想到日军的每次行动都是在毫无戒备的状态下完成的，于是决定来一场伏击战。
经过周密侦察和充分准备，设伏蒋家河口歼敌的作战计划很快便确定下来，并决定由侦察队和二营四连、六连执行此次作战任务。
1938年5月11日下午4时左右，二营四连、六连和团侦察队集中在银屏山下，高政委做战斗动员。接着，在二营营长黄仁庭、侦察参谋郭思进的率领下，部队像一把利剑直插蒋家河口。
12日拂晓，部队按预定计划完成设伏任务：侦察队埋伏在河口右侧裕溪河堤岸一线芦苇丛中，负责从正面截击；四连二排埋伏于蒋家河口东侧河堤树丛中，担任火力支援；六连一排配备一挺机枪潜伏在蒋家河口西侧靠近巢城方向，阻击巢城增援之敌。为了增强隐蔽性，参战人员一律身着便装。指战员们还整箩筐、整箩筐地把手榴弹摆在伏击阵地上，只等日军自投罗网。
这天，天空晴朗，大朵的白云映在河面上，河的四周也格外安静。8时左右，巢城方向的河面上隐约出现两条汽艇，是敌人的船。敌船由远及近，战士们清楚地看到日本兵头上的钢盔和手中的刺刀。
眼见日寇们一副吃人的嘴脸，战士们的怒火在胸中燃烧，个个紧握手榴弹，对准了目标。敌船靠岸了，二十几个日本兵有说有笑地准备下船。此时，郭参谋手疾眼快，朝着一个日本兵就是一枪。中弹的日本兵身子一倾，应声跌入水中。
这一声枪响拉开了战斗的序幕。战士们个个朝鬼子扔出了手榴弹。在这突如其来的打击下，敌人来不及还手就纷纷中弹落水，汽艇也失去了操纵，直在河面上打转。一名日本兵见势不妙，纵身跳进河里企图逃命。此时，新四军一个大个子战士纵身跳入水中与敌搏斗，只几个回合，就将这个日本兵按入水中闷死了。
这场战斗出敌不意，行动迅速，仅20分钟，就干净、利落地全歼了这股日军，而新四军无一人伤亡。战斗结束后，躲在芦苇和树丛中观战的当地农民从四面八方跑来，纷纷向战士们祝贺。他们从家里找来渔罾（渔网的一种），打捞出十几支日军丢弃的“三八”式步枪和一挺轻机枪，另外还有一把指挥刀和一面日军军旗。
蒋家河口伏击战是新四军东进敌后对日作战的第一战，此战揭开了新四军东进抗日的序幕，首战告捷，极大地激励了皖中人民的抗日热情，使新四军赢得了敌后广大人民群众的衷心信赖和爱戴，也增强了新四军广大指战员坚持敌后抗战的信心。蒋家河口伏击战的胜利，既打击了日军侵华的嚣张气焰，也触动了国民党军队。国民党中央政府在武汉的报纸对此战也纷纷做了报道。5月16日，蒋介石还特地发了“蒋家河口出奇挫敌，殊堪嘉慰”的电文，嘉勉新四军抗日健儿。此后，四支队指战员继续东进，一面宣传抗日，发动群众，一面在皖中、皖东等地广泛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斗争，立下了赫赫战功，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如今，在蒋家河口矗立着一块石碑，上刻叶飞将军亲笔题写的“蒋家河口战斗遗址”8个大字，记载了当年新四军东进抗日首战歼敌告捷的历史功绩。
“脱手斩得小楼兰”——韦岗战役
1938年5月4日，毛泽东指示新四军向敌后进军，发动广泛的游击战。随后，陈毅率部队挺进敌后江南地区。6月15日，在进驻茅山北的宝埝镇后，陈毅立即开始组织歼灭日军的战斗。首战告捷的韦岗之战拉开了序幕。
韦岗村旧名卫岗，位于江苏省镇江市丹徒与句容交界处，扼守着从南京至镇江的必经要道。日军的车队来往频繁，每天平均有二三十辆车经过此地。而且，这里岗峦起伏，树木茂密，道路狭窄，的确是一个打伏击战的好地方。在侦查过地形后，粟裕立即召集连以上干部，制定作战计划，决定在韦岗村打响新四军首战第一枪。
17日拂晓，新四军进入伏击阵地，静候日军的到来。傍晚时分，果然从镇江方向开来5辆日军的汽车，为首的是一辆轿车。战士们风趣地说：“头一仗鬼子就给我们送来一个大官作见面礼！”战士们摩拳擦掌，屏住呼吸，就等着指挥官粟裕下达攻击命令。
日军的汽车刚进入伏击区，随着一声“打”，日军的车队随即陷入新四军严密的火力网中。鬼子们被打得抱头鼠窜，死的死，伤的伤。这时，粟裕手枪一举，高喊：“同志们，冲啊！”战士们端着明晃晃的刺刀奋勇冲向日军，顿时杀声四起。经过半小时的肉搏战，战斗顺利结束，击毁敌汽车4辆，毙敌13名，伤敌78名，缴获日军军用品4车。
新四军在韦岗初战告捷，威震江南。1938年6月17日，陈毅欣然提笔赋诗：
故国旌旗到江南，
终夜喧呼敌胆寒。
镇江城下初遭遇，
脱手斩得小楼兰。
诚然，韦岗伏击战是一场不大的战斗，但是在江南这个特殊地区，其影响却极其广泛。半年之内，日军接连占领苏州、杭州、镇江、芜湖、南京等地，对江南的统治得到强化，“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也愈演愈烈。国民党虽有数十万之众的正规军，还有不计其数的杂牌军，也都打着抗日的旗号，但有的是力不从心，有的则专门“游吃”、“游劫”，根本不敢主动与日军交锋。新四军说到做到，不但真敢打“萝卜头”（江南百姓给日军的绰号，因其帽顶高耸），而且旗开得胜。这就使得日军、国民党军队、江南百姓及各种社会力量都对新四军刮目相看。
此后，新四军又发起了竹子岗、句容、高资、小丹阳等战斗，都取得了振奋人心的战果。新四军初入江南所表现出的积极抗战和所取得的一个接一个胜利，极大鼓舞了江南人民，赢得了人们的由衷信任和交口称赞。新四军的装备很差，相当一部分人手中没有枪支，有的只是几颗手榴弹甚至大刀片子，而且枪支质量很差，弹药又少，更不要说什么重武器了。就是这样人数不多、武器落后的队伍，面对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侵略军毫不畏惧，主动出击，不断取得胜利，打击了日寇不可一世的嚣张气焰，打出了中国人誓死不屈的信心与意志。
正是这一次次看起来不大的胜利，使新四军的威名很快远播大江南北。江南人民从新四军身上看到了胜利的希望。地方上有抗战热情的游击武装开始向新四军靠拢，国民党军中一些有民族正义感的官兵也开始主动与陈毅联络，愿意和新四军携手抗战。当地的热血青年更是踊跃投奔新四军，立志报效祖国。
韦岗一战后，人们纷纷奔走相告：“江南有真正抗日的部队了！”
“七次伟大的胜利”——繁昌保卫战
1938年5月4日，党中央和毛泽东发出关于发展华中敌后游击战争的指示，要求新四军在广德、苏州、镇江、南京、芜湖之间创建以茅山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7月，陈毅率领第一、第二支队各一部和谭震林所率的第三支队4个营，南渡烟波浩淼的长江，分别展开于镇江、句容、金坛和江宁、当涂、淋水、高淳及皖南芜湖、繁昌、青阳地区。
新四军进入江南之后，立即率部投入了组织发动群众、建立革命政权，组建地方抗日武装、积极从事抗日根据地的建设，使繁昌地区成为江南一块巩固的根据地。
1939年夏，谭震林命令第三支队各团派出小分队，巧妙地出击日军，不断破坏敌人江防设施，引起敌人的极大惶恐。为了取得江防安全，破坏南北交通，日军出动川岛井联队600余人和116师团石谷一三联队三个大队1500余人，并海陆空炮兵和伪军3000余人，先后向新四军驻繁昌的三支队的各阵地进行疯狂进攻。
谭震林详细地分析敌情之后，向部队作战斗动员说：“繁昌是皖南门户，是安徽芜湖、铜陵以西和长江的突出部，是大江南北的交通要冲，是保障苏南我军的侧翼后方，它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是兵家必争之地，我们必须作好思想上、军事上、物质上的各种准备，坚决打好繁昌保卫战。”
当时支队指挥部设在中分村、老虎山一带，这里是国民党第三战区防区，第三支队处在国民党五十二师与一四四师之间。因此，繁昌之战是一次关键性的战斗，对于扩大新四军的影响意义至关重要。
江南的夜晚，群山淹没在暮霭之中，天际的群星忽明忽暗，似乎在窥视人间的奥秘。谭震林召集支队和团、营指挥员在开战术部署会议。他指着一张军用地图，用炯炯放光的眼睛环视了大家好长时间，语调深沉地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日军川岛井联队战斗力较强，武器装备优良，配属了特种兵，我军应尽量避免正面与之拼消耗，要根据有利地形，采取迂回包围的战术，把主力放在繁昌以西南山地。”他停了片刻，指着地图上的一个圈点，将话锋一转，“但峨山头必须扼守，诱敌深入，争取各个击破敌人。”谭震林侃侃而谈，激昂的语调流露出对与会者的殷切期望。
11月8日，日军第十五师团出动600余人的步骑兵，配以迫击炮，重机枪，于拂晓时分三路扑向繁昌城。面对装备精良的来犯之敌，谭震林决定采取机动灵活的战术，充分发挥部队熟悉地形、英勇作战的优势，把繁昌城外东边的峨山头作为主要阵地。他一面指挥部队，顶住日寇在炮火掩护下的进攻，多次组织反冲锋，与日军展开白刃战，牢牢地守住主阵地；一面布置兵力，在日军进入繁昌城以后，立即从城西门，北门反攻入城，进行巷战。日军既不明城内各处通道，又处于新四军两侧包围之中，被打得狼狈不堪。战斗从上午一直持续到下午4时，峨山头阵地仍然牢牢地控制在新四军手中。直到黄昏，日军惧怕新四军开展夜战，最后只好施放毒气，抬着死尸和收拾枪械，仓皇撤出战斗，趁黑逃回了据点。
此役自晨至晚，谭震林率部苦战一天，毙伤日军50余名，保卫了繁昌城。捷报传至军部，叶挺、项英联名致电谭震林，对参战的第三支队第五团一营和第六团三营在保卫繁昌之战中“巷战肉搏，追击风飚，不怕牺牲”的精神，给予高度赞扬。
峨山头战斗获胜之后，日军又向汤口坝发动攻击。谭震林在战前进行了严密部署，要求以连为单位制订保证战斗胜利的计划，开展“缴枪比赛”。战斗从凌晨2时打响．日军先后出动步炮兵1100余人，向繁昌城西北、获港东南之汤口坝一带轮番进攻。激战中，谭震林不顾敌人炮火轰击，冒着枪林弹雨，亲临塘口坝阵地，与五团二营营长陈仁洪、副营长马长炎一起观察战况，组织反击；指挥五团三营、六团三营等部队，阻击、包抄增援之敌。
为了狠狠打击日军侵略者的嚣张气焰，谭震林派一个连在汤口镇正面设防，两边山上各摆上一个营。战前，谭震林向指战员鼓励说：“同志们，你们不要以为敌人有机关枪，我们也有，我们还有这个——”说罢，他向大家亮出一支乌黑锃亮的连发二十响的驳壳枪俗称“快慢机”，大声喊道：“敌人的机关枪很笨重，要人扛着走。我们这号短家伙，用起来方便得很。”他用力将驳壳枪在空中挥舞了几下，把大家逗乐了。
原来，谭震林率部在云岭休整时，新四军军长叶挺设法从南洋买回了一批枪械装备，给每个排长以上干部补发了一支驳壳枪。谭震林就把全团的“快慢机”组织起来，扼守汤口坝的前沿阵地。全团战士在工事前面撂上了成捆的手榴弹，加上“快慢机”，严阵以待。谭震林来到前沿阵地，召开了支队营以上干部会议。在做出具体部署之后，他激昂慷慨地说：“我军将士赤胆忠心，向来以民族安危为重。如今，大敌当前，我们要以皖南战局为重，友军一四四师受到严重威胁。我们应主动出击，坚决把敌兵阻击在我军阵地前，不让敌人从我方迂回到一四四师侧后。这是一次恶仗、硬仗，只许打好，也一定能够打好！”这是震撼山岳的誓言，也是要求指战员与敌人战斗到底的动员令。
“哒哒嘀，哒哒嘀——”11月13日凌晨3时许，紧急的集合号声划破黎明前的寂静，震响了正在酣睡的新四军指战员，一场在汤口坝的反侵略成斗即将打响。谭震林身挎驳壳枪，指挥部队迅速占领有利地形，与日寇展开浴血奋战。霎时，枪炮齐鸣，杀声震天。连长牺牲了，排长顶上，排长倒下了，班长代理，班长受伤了，战士主动指挥。战斗最激烈的时候，谭震林的身影一直出现在前沿阵地上，指挥部队接连打退了日军七次冲锋，毙伤日军100多人，迫使日军连夜溃逃。
汤口坝战斗，日军前后投入的总兵力达2200多人，新四军第三支队伤亡80余人，以较小的代价换取了重大胜利。此役打出了新四军的军威，国民党当局也为新四军的英勇善战、拼死抗战精神所震撼。
11月21日拂晓，日军出动2000余兵力，分五路进攻繁昌城，妄图挽回“皇军”军威。谭震林率部沉着迎敌。他要求部队指战员再次以浴血奋战的胜利事实，粉碎反共顽固派污蔑新四军“保存实力”，“只会打小仗”等谰言。他针对敌人增调兵力，以求决战的诡计，在战前召开干部会议，周密地部署了兵力，研究了战法。
在谭震林亲自指挥下，第三支队各营先在繁昌城西北山地进行运动防御，并以一部兵力利用地形、节节阻击，以此来疲劳和消耗敌人。直至21日下午日军才进入繁昌城。当日军入城以后，谭震林一面命令部队坚守峨山头制高点、展开反击，打垮了日军多次进攻；一面布置兵力，将繁昌城包围起来，组织部队向城内频繁出击。日军困守城内，交通又被切断，完全处于被动挨打境地；加之天气恶劣，雨雪交加，日军深恐自己被围歼，于23日凌晨弃城突围而逃。
第三支队广大指战员不怕天冷，忍耐饥饿，连续苦战三昼两夜，高呼“打进城去”、“活捉鬼子”的口号，歼击突围日军；并在火线上唱日语歌，以日语喊话，瓦解敌人的斗志。这一仗，第三支队共毙伤日军100余名，取得了保卫繁昌的胜利。
新四军军长叶挺、副军长项英再次致电谭震林，赞扬“英勇支队”（第三支队代号）在汤口坝之战中“自我牺牲，英勇奋斗，攻击勇猛”，大大提高了新四军的“政治及战斗的
威信”。新四军政治部主办的《抗敌报》，发表了题为《保卫繁昌，屏障皖南的伟大胜利》的社论，高度评价繁昌战役是“芜湖失守以后最大的血战”，是皖南抗战史上空前伟大的胜利，“它粉碎了敌人扫荡皖南的野心，屏障了皖南大后方的徽（州）屯（溪）重地”。
尽管取得了胜利，谭震林依然时刻保持谦虚、清醒的头脑。在总结峨山头、汤口坝两次战斗时，他沉重地说：“这两次仗打得很厉害，消耗太大，以后就不这么打了。在我们面前经过的敌人先不理它，让他们深入到我们地区以后，我们部队一展开，和他们打麻雀战。枪声到处在响，敌人到处挨我们打，我们却一个伤员也没有。”
自此以后，谭震林指挥三支队在繁昌打了三仗，打的都是麻雀战，收到了很好的战果。从1939年11月至1940年4月，谭震林指挥第三支队对日军进行大小两百余次战斗，毙伤敌中佐以下官兵450余人，缴获了大量武器和军需用品，取得了七次重大战斗的胜利，保卫了繁昌。
群山环抱的繁昌中分村，红旗招展，欢声雷动，这里正在举行数千人参加的庆祝大会，欢庆繁昌之战的胜利，军民一遍又一遍地唱着新四军政治部新编的《繁昌之战》的歌曲，歌词唱道：
皖南门户，长江边上，
平静的繁昌，成了烽火连天的战场。
无耻的日本强盗，海陆空军一齐进攻，
七次大规模的侵犯，
遭受了次次重大的杀伤。
峨山头的搏斗，
汤口坝的血战，
我们用雪亮的刺刀，爆烈的手榴弹，
把敌人打下山岗，
发扬了我们的英猛攻击，无比的顽强。
我们艰苦奋斗，
不怕凄风苦雨，
我们英勇牺牲，牺牲，
不怕饥寒死伤！
我们顽强战斗粉碎敌人的扫荡！
谁说我们游面不击，
谁说我们不能打大仗。
七次伟大的胜利，
我们坚决地保卫了繁昌！
这是一支歌颂新四军繁昌之战胜利的赞歌，也是控诉日军侵略罪行，激励干部战士抗日斗志的生动教材。这支歌曲当时在江南、江北到处传唱。至今，新四军许多老战士和繁昌地区的老游击队员仍能随口吟唱这首歌。
侏儒山战役
在武汉地区，除了悲壮惨烈的武汉会战、武汉大空战等，还有一次重要战役。它的名称对很多人来说很陌生，它的战场遗迹也几乎荡然无存，但其在抗战史上的意义和贡献，却不应被忽略，更不应被遗忘。它就是在李先念师长的指挥下，新四军第五师发起的消灭敌军最多、战绩最明显、直接威逼武汉的侏儒山战役。侏儒山战役也是同平型关战役、百团大战、黄桥战役等齐名的抗战著名战役。
在“全民国防教育网”上“国防历史-国防小常识”的专栏中，专题介绍了八路军和新四军在抗日战争时期进行的重要作战行动和著名战役，其中列举了平型关战役、百团大战等16个战役，之中就有侏儒山战役。在中国军事网站登载的《我军著名战役作战图》中，侏儒山战役也是同平型关战役、百团大战、黄桥战役等齐名的抗战著名战役。
1941年10月，新四军第五师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和豫鄂边区的实际情况，决定深入武汉西郊敌后加紧开辟川汉沔（即汉川、汉阳、沔阳三个县）抗日根据地。川汉沔这一地区，驻有湖北伪军中实力最强的伪定国军，其中一师汪步青部3个团5000余人盘踞在汉阳县的侏儒山和汉川县的南河一带。
同年12月，日本偷袭珍珠港，美国对日本宣战，太平洋战争爆发。在偷袭珍珠港的同时，日军总部命令华南方面军的第二十三军进攻香港的英军。为防止中国军队南下支援英军，日军总部命令第十一军发起第三次“长沙会战”。武汉地区的日军增援华北和准备南进，各个据点的日军守备兵力减弱。
新四军第五师在师长兼政委李先念的指挥下，抓住战机，选择盘踞武汉西郊的伪军作为主要打击目标，发起了侏儒山战役。
侏儒山战役，是新四军第五师把政治瓦解和军事打击巧妙结合、显示高超指挥艺术的生动范例。在发动侏儒山战役之前，李先念、任质斌、陈少敏等新四军第五师的领导同志，指挥政治部联络部部长张执一、十五旅政治部敌伪工作科科长张斧等人带领武装小部队，对侏儒山地区的敌、伪、顽的情况作了近半年的调查研究。不仅对侏儒山地区敌、伪、顽的兵力部署和他们之间相互勾结、相互利用而又相互矛盾、相互防范的状况了如指掌，而且对汪步青部排以上军官的基本情况和内部的各种矛盾、争斗也成竹在胸。
1941年12月7日，侏儒山战役正式打响。新四军第五师第十五旅主力第四十三、第四十四团和天汉支队一部，进攻汉阳县的侏儒山和桐山头，歼伪军机炮营和1个步兵连又1个班。
12月23日，第十五旅主力和天汉支队1个大队，再次对汉阳县的侏儒山、九沟和沔阳县的周邦一线的伪军第一师主力发动攻击，歼灭1个营，占领了汉阳县的侏儒山和沔阳县的西流河，并且击退伪定国军教导团和第二师及日军各一部的进攻。
十五旅严格执行优待俘虏政策，对被俘人员进行争取教育后一律释放；在释放前，组织他们参观根据地建设和部队装备。伪团长汪波扬夫人被释回去后，宣传“新四军碗口粗的大炮一摆好几里”，劝伪团长不要与我军为敌；释放回去的军官也对伪军讲：“今后遇到新四军，没有我的命令，不准随便开枪！”
汪步青部从此军心动摇，不断有小股部队反正。新四军第五师同汪步青部，不仅斗勇，而且斗智。在侏儒山战役打响前，汪步青听到了一些风声，强迫群众为他们放哨，发现新四军立即报告。新四军第五师十五旅将计就计，用小股部队骚扰汪步青部，再通过地下党一夜几报“敌情”，使得伪军疲惫不堪、麻痹下来，而后正规军上阵奇袭，一举成功。
汪步青在受到两次打击后，为稳住阵脚，曾经写信给新四军，诈称“待机歼灭敌寇，再行反正”。新四军第五师查明汪步青的奸计，巧施反间计，有意将汪步青的信泄露给日军，引起日军对汪步青的怀疑，一度把汪步青关押起来。
新四军第五师抓住敌伪矛盾加剧的机遇，在1942年1月7日对汪步青部发起第三次进攻，俘伪军400余人，毙伤日军20余人。1月28日，新四军第五师第十五旅主力和第十三旅一部，对沔阳县的王家场、余家场、何家场地区的伪军第一师残部进行围攻，并且打击来自沔阳县的仙桃、沙湖和汉川县增援的日军，歼其1500余人。2月4日，新四军两个团杀向鄂中胡家台日伪军，将其歼灭，侏儒山战役大获全胜。
侏儒山战役前后历时近两个月，新四军第五师经过大小14次战斗，全歼汪步青部伪军5000余人、击溃伪二师李太平部1000余人、毙伤日军200余人，取得骄人的战绩。这是新四军第五师成立以来进行的一次规模最大、战果最丰的战役，也是新四军在湖北最大的一次战斗。新四军第五师师长兼政委李先念名声大振，从此驻汉日军“谈李色变”，纷纷退避三舍，固守不出。
同时，侏儒山战役对于新四军在敌后的迅速壮大，也起到了巨大的历史作用。它推动了川汉沔抗日根据地的开辟，在战略上从西边形成对武汉的战略包围，对武汉的日军构成极大的威胁，从而进一步扩大了豫鄂边区抗日根据地。
苏南反“清乡”斗争
1941年3月5日，活跃在苏南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新四军第六师正式成立，谭震林任师长兼政委，下辖十六、十八两个旅。十六旅旅长罗忠毅、政委廖海涛，辖四十六、四十七、四十八等三个团。十八旅旅长江渭清，政委温玉成，辖五十二、五十三、五十四等三个团。
为彻底摧毁苏南抗日根据地，日军与汪精卫伪政权几经策划，决定在1941年对华中实行“清乡”，采取“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方针，分期分区进行。他们计划在江南进行三期“清乡”，以达到逐步消灭抗日力量，摧毁根据地的目的。
“清乡”不同于一般的“扫荡”，是综合军事、政治、经济、行政、文化、特务等各种手段的总体战略行动，其目的在于消灭抗日力量，实行伪化统治，征服人心，达到对全地区的巩固占领。“清乡”的具体步骤是先以日军为主，在“清乡”地区周围建立封锁线，切断新四军的内外联系，进而反复“扫荡”，而后以伪军、伪组织为主，进行政治、经济“清乡”，建立伪政权。
1941年7月1日开始，日军第十五师团和伪军共1.3万余人，对江苏省南部的新四军抗日根据地进行长达6个月的大规模“清乡”。
苏南抗日根据地毗邻苏州、常熟、太仓等地区，位于上海外围，钳制沪宁铁路，又是重要的粮食产地，因而日伪将它作为最先实施“清乡”的“实验区”。日军和伪军采用闪电战术，从四面八方对苏常太地区反复进行梳篦式“清乡”与搜索。
同时，他们一改以往打了就走的做法，采取大量增设据点的“驻剿”。梅花桩式的敌据点遍布苏南，多达300余处，并在各据点之间，用铁丝网、电网、竹篱笆等构成小块封锁圈，进行分区搜剿，企图以残酷的屠杀、抢掠等手段，割断人民与新四军的联系，以达到消灭新四军与从点线占领进入全面占领的目的。
当时，战斗在苏南的新四军第六师，由于长江所隔，在战役战斗上，不能像其他几个师那样密切配合，基本上是独立作战，反“清乡”斗争进行得非常艰苦。其中，第十八旅鉴于内线活动地区狭小，周旋困难，遂令第五十一、第五十二团等部直逼江阴、无锡和苏州近郊，袭击日伪军据点，企图调动“清乡”之敌回援，但未达到目的。而留在内线坚持斗争的部队和党政机关，虽经英勇奋战，终因敌众我寡，伤亡很大，仅部分突出重围。这一事实说明，在双方力量悬殊，而斗争环境又不利于新四军活动的地区，必须不断研究敌情，采取新的对策，才能适应复杂的残酷的斗争环境。8月下旬，第十八旅一部奉命渡江转移至苏中地区。
1941年9月16日，日伪军开始第2期“清乡”。第十八旅接受上次反“清乡”的教训，采取以隐蔽斗争为主的方针，主力部队及时转移出去，留下少数地方武装依靠群众掩护，坚持了原地斗争。在第18旅进行反“清乡”斗争过程中，第十六旅在苏南茅山地区对敌发动攻势，连续攻克延陵镇和九里铺等据点30余处，恢复和扩大了金（坛）丹（阳）武（进）抗日游击根据地。
之后，日伪军又开展了第三期“清乡”。因日军兵力减少，加之新四军接受了两次以来反“清乡”的经验，采取灵活斗争为主的方针，并作了充分准备和周密部署，使得日军的第三期“清乡”一无所获。
在军部和谭震林师长兼政委指挥下，新四军第六师艰苦斗争，最终取得了苏南反“清乡”斗争的胜利。经过一年艰苦、险恶、紧张、激烈的290余次大小战斗，新四军第六师彻底粉碎了日伪在苏南的“清乡”、“扫荡”、“清剿”，击毙日伪军2500余人，开辟了大块新解放区，使苏南抗日根据地扩大了一倍，同时击退了国民党顽固派的无理进攻，为尔后新四军向东南敌后发展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新四军愈战愈强，愈战愈大，根据地扩大了，巩固了，而日伪军被压缩在点线上，轻易不敢出动；盘踞在乡村的土匪武装有的被肃清了，有的慑于抗日军民的力量不敢为非作歹了。新四军的抗战歌声响彻了江南原野：
我们是工农自己的队伍，
我们在战斗中生长壮大，
千百次血战恶斗，
锻炼出无限的伟大力量。
车桥战役：巧用围点打援
从平原到海洋，
钢刀钢枪筑成了铜墙铁壁；
从运河到长江，
锄头钉耙织成了天罗地网……
这是当时苏中敌后根据地流行的一首歌曲。
1944年春，日军为打通中国大陆交通线，陆续从华中地区抽调部队南下参加作战。驻苏中、苏北地区的日军为弥补兵力不足，遂收缩防区，强化伪军，并加强对沿海地区的控制。新四军第一师和苏中军区，遵照中共中央关于集中力量打击日伪军、巩固与扩大抗日根据地的指示，为改善苏中地区的斗争局面，沟通苏中与苏北、淮南、淮北地区的战略联系，为整风、整训工作创造比较安定的环境，决定于3月上旬发起以夺取车桥为主要目标的攻势作战。在组织指挥上，一师前方司令部与一分区司令部暂时合并，组成野战司令部。粟裕和副师长叶飞也作了分工，叶飞负责战场指挥，粟裕掌握全局。
车桥，是淮安城东南20余里的大镇，位于淮安城、泾河镇、泾口镇、曹甸镇之间，是日伪控制淮安东南宝应地区的重要据点之一。敌伪军在车桥和泾河、曹匈、泾口一线构筑了据点，分割为苏中一、二分区。但是敌伪据点，空隙较大。这里又是日寇华中派遣军驻扬州第六十四师团与驻徐州第六十五师团的接合部。两部之间配合较差，便于新四军插入其间，打开苏中根据地的局面，控制苏淮边区的战略机动地区。
这是一场硬仗。此前，新四军一师打击日寇的方式大多是游击战。这次则是集中五个团的兵力，还有地方武装和民兵配合，以游击战和运动战相结合，对日寇展开较大规模的攻势作战。这在苏中抗日游击战争中是没有前例的。所以，一师在战前做了充分的准备，特别是协同作战的准备。战役发起前，粟裕、叶飞将一团、七团、五十二团等集结于泾口、曹甸一线以东的蒋营地区，师指挥所设在收成镇。
日伪军在车桥的据点垒高沟深，设防十分严密。四周筑有大土围子，外壕里面还有许多土围子。大小土围周边仅碉堡就设有53座，还有许多暗堡封锁地面。里面驻有日军80余名，伪军600余名。很明显，日军是要以深沟高垒对付进攻。新四军必须发扬“不怕牺牲，奋勇向前”的精神，实施攻坚，同时还要准备打援。日寇控制点线，交通便利，增援容易，如果没有力量消灭援敌，也就无法拔除据点。但只要援敌离开据点，新四军就可以在运动中歼灭他们。因此，粟裕和叶飞把参战部队分为三个纵队，确定攻坚、打援同时并举，以打援为主，一个纵队担任攻坚，两个纵队担任打援。
3月4日午夜，月明星稀，车桥高耸的围墙、林立的碉堡，清晰可见。凌晨2时许，攻击车桥的七团传来捷报。一、二营分两路向土围实行袭击，突击队员泅过外壕，架起数十架云梯，登上围墙，随后战士们潮涌般地过了深壕。三枚信号弹窜上夜空，北面的一、三连首先突破围墙。
占领碉堡的伪军负隅顽抗。六连战士陈福田，腰上别满手榴弹，爬上梯子，冒着弹雨，飞身窜到碉堡顶盖，抡起十字镐挖开窟窿，将一连串的手榴弹塞进了碉堡，顽抗的敌人被消灭了。接着三连乘胜继续攻击伪别动大队，占领了涧河以北的街道房屋，监视小圩内的敌人。
一连向围墙上的两个碉堡发起进攻时，战士蔡心田发挥“百步穿杨”的神技，飞步窜近碉堡，一枚手榴弹凌空而起，准确地从敌枪眼里投进了碉堡。随着一声强烈的爆炸，突击组冲了上去，全歼驻守伪军。接着，他们又向伪军补充大队部发起攻击。
告捷的信号弹此起彼伏地窜上夜空。不到一小时，1000余新四军健儿攻入市镇，向街心进军。二连泅渡过两道两丈多宽的外壕，突破围墙，在伪军尚未来得及进入碉堡时，就将其大部歼灭。四连则从西南角突破围墙后，越过敌火力封锁，在墙上开洞，迅速打进警察局。伪军猝不及防，全部被俘。六连泅水渡壕时，被伪军哨兵发现，幸好前卫班奋勇前进，活捉哨兵，先后占领两个碉堡，随即向纵深发展，成功跃过第二道围墙，向东南碉堡展开攻击。
5日上午10时，伪军补充大队驻守的两个碉堡，被新四军七团攻占。新四军冲进屋内进行白刃战，全歼守敌，俘虏伪副大队长以下80余人。11时，伪军一个中队全部投降。
车桥镇上硝烟正浓，三师参谋长洪学智同志率一个骑兵排，来到新四军的指挥部，带来了七旅部队攻克朱圩子的捷报。战斗打响后，由于三师部队的策应，新一师作战部队北面侧后的安全得到了保障。指挥攻坚战的三旅旅长陶勇同志陪同洪学智同志进入车桥镇里，他仔细地观察了敌人防御体系，称赞攻坚部队的勇猛、灵活。
下午2时许，车桥内的碉堡陆续被新四军占领，只剩下日军和伪军一大队部的两个小围子尚未攻克。不久，新四军攻击部队又以山炮、追击炮向敌据圩子发起轰击，将敌人的一些大碉堡及暗堡打塌。
正当攻坚纵队围歼固守的日军之际，车桥西北的打援战斗也已打响，成为师指挥所注视的焦点。
车桥西北的打援地点选择在芦家滩一带。就在这里，一团二营构筑了阻击阵地，在阵地前沿铺设了地雷；突击部队主力一营、二营和特务营隐蔽于芦家滩以北和西北一线，待机出击。
5日下午4时，三师指挥所接到一团报告：淮安来援日军乘坐七辆卡车，于3时15分进至周庄附近。根据车辆和装载量判断，师指挥所估计日军约为240余名左右。
这天东北风大起，当地黄尘遮日，飞沙扑面。一团三营战斗警戒分队在周庄与日军接触后撤回。日寇继续推进至韩庄附近，直至新四军阻击阵地前约1里。三营轻重机枪猛烈开火。日军在慌乱中，闯入新四军在公路以北预设的地雷阵。触发雷、引发雷，一阵接着一阵爆炸，炸得敌人血肉横飞，伤亡约60余人，锐气大挫。日寇的后续部队不敢沿公路前进，只得向新四军三营阵地迂回，企图绕过草荡。新四军二营发现后，立即予以阻击，迫使日军缩回韩庄固守。
随后，三师指挥所收到情报：车桥战斗开始后，驻淮阳、淮安、泗阳、涟水等地日军第六十五师团第五十二旅团的六十大队，先后在淮安集结，由三泽大佐统率，将分批驰援车桥之敌。
果然，日军第二批增援部队约二百人在不久后赶到。午后5时30分，第三批援敌一百余人赶到，第四批也紧跟着到来……但由于遭新四军侧击，这些增援日军都猬集于韩庄。
黄昏，风沙依旧，暮色昏暗。韩庄的日军多次偷袭新四军二营阵地。7时许，日军又集结主力猛攻，企图突破新四军正面阵地，均被新四军击退。新四军愈战愈勇。由一团二营和三分区特务营组成的突击部队犹如猛虎下山，分成四个箭头扑向日军。六连首先攻入，进占韩庄西头。
闽东红军老战士三排长陈永兴，在手榴弹爆炸声中，率先冲入敌群。六班长许德胜端枪紧跟，率领战士与鬼子拼开了刺刀。四连和特务营一连分别由北、西两个方向攻人韩庄，随后五连也自东面突破，把日军截成四段，和敌人展开白刃战。10时许，三营俘虏的日军军官中，有一名身负重伤而又狂呼乱叫的军官，身挂银鞘指挥刀，战士们把他抬到包扎所时，已
经死了。经俘虏辨认，正是三泽大佐。
正当在韩庄展开白刃战之际，草荡东侧突然出现一簇簇火光。原来，一部分日军由伪军淮安保安团30余人带路，趁夜暗从新四军阻击阵地右翼徒步偷越芦苇荡，进至草荡东北，遭到一团七连和泰州独立团一、二连的堵击。日军一部分逃向三面环绕险阻河道的小马庄。午后10时许，一团一营攻击小马庄之敌。三连三班刘绍勇带领全班首先飞速越过庄北小桥，抢占房屋。经过逐屋争夺，反复冲杀，新四军迫使残余日军退至数间小土屋内。
6日凌晨2时许，经新四军打击，日军援兵溃乱，四处逃窜。有的跳进芦苇淤泥里，有的窜到新四军打援纵队指挥所附近，被警卫员、通信员捉住。天色大明后，战士们仍在到处搜捕溃敌。“活捉鬼子呀！”“缴大炮啊！”呼喊声此起彼伏。
车桥战役，新四军共歼灭日军大佐以下465人（俘虏中尉以下24人）、伪军800余人、缴获九二式平射炮两门及其他军用品无数。第十八集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在《抗战八年来八路军新四军》一书中曾经指出：“在抗战史上，这是1944年以前，在一次战役中生俘日军最多的一次。”
据叶飞回忆，车桥战役俘虏的日军被押送到师政治部后仍然惊魂甫定，感慨万千。日军炮兵中尉山本一山说：“这次战斗失败，我们犯了轻视新四军的错误。”一等兵水野正一跷着大拇指，连连称赞：“我佩服新四军作战巧妙，惊叹新四军攻击精神旺盛。”伍长石田光夫感慨地说：“我现在清楚知道了，日本兵战斗意志，完完全全比新四军低下。”他们凄然喟叹：“皇军日暮途穷了。”
车桥战役是华中新四军歼灭战的范例。在捷报传到延安后不久，新华社就向全国播发了新四军收复车桥的消息，赞扬这是“以雄厚兵力”打的一个“大歼灭战”。延安《解放日报》也发表了祝贺这一胜利的社论。
在此次战役中，新四军采取“掏心”战术，担任攻点任务的部队绕过日军的外围据点，直取车桥，吸引周围日军来援，并以大部兵力歼击援敌，从而取得了攻点与打援双胜利。此战的获胜，打乱了日本侵略者的“清乡”、“屯垦”计划，打通了苏中与苏北、淮南、淮北根据地的战略联系，巩固和扩大了苏中抗日根据地，实现了苏中抗战形势的根本好转，并为苏中部队开展整风运动提供了安定的环境，揭开了苏中战略反攻的序幕。
1945年春夏季攻势作战
1945年春，日军为防止美军在沿海登陆，确保其占领区，特别是南京、上海、杭州三角地带和武汉周围地区，控制主要水陆交通线，大量增加了守备兵力。除原有2个集团军部、5个师、6个独立混成旅及伪军外，日军又将关东军第六集团军司令部调至杭州，新组建3个师、7个独立混成旅和1个独立警备队，并将伪军第二方面军由河南省调至江苏省。到了夏季，日军又从华北和华南调入8个师，并将山东伪军一部调入安徽。
为了执行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提出的“扩大解放区，缩小敌占区”的战略任务，中共中央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领导新四军所属部队于1945年春夏季向日伪军占领区内城镇和交通线，连续展开了攻势作战。
新四军部队趁江苏省北部和中部的伪军第二方面军立足未稳，积极进行攻击。第三师兼苏北军区部队于1~3月攻克据点20余处，歼灭伪军1200余人，解放了灌河以北广大地区。4月下旬，集中第八旅大部、第十旅主力、师特务团及5个县独立团共11个团的兵力，发起阜宁战役，攻克阜宁县城及据点22处，歼灭伪军2300余人。苏中军区部队于2月下旬攻克据点5处，歼灭伪军900余人。4月下旬，又集中3个多团兵力，在高邮以东三垛镇、河口镇之间设伏，歼灭日伪军1800余人，其中毙伤日军240余人。5~6月，第三师兼苏北军区部队和苏中军区部队，在苏北盐阜、淮海地区和苏中海安地区，攻克据点数十处，歼伪军一部，并争取近1000名伪军反正。8月初，苏中军区集中3个团的兵力，攻击宝应以东的望直港，歼灭日伪军440余人。
第四师兼淮北军区和第二师兼淮南军区部队，于2月至4月采取伏击、袭击和围困等手段，积极打击企图打通淮河下游和三河交通的日伪军，迫使日伪军从蒋坝、金沟、浮山等地撤退。新四军乘势攻克据点10余处，仅在淮南即歼日伪军近800人。4、5月间，第四师兼淮北军区部队，在津浦铁路（天津—浦口）以东对一些公路进行破袭战，攻克泗阳县城及据点21处，歼灭日伪军3000余人，后又在津浦铁路以西集中第十一旅等部队共1.3万余人，发起宿（县）南战役，歼灭伪军2个整团共2100余人。6月下旬至7月上旬，淮北军区集中9个团的兵力，发起睢宁战役，攻克睢宁县城及据点17处，歼灭日伪军2200余人，直接威胁战略要地徐州。第二师兼淮南军区部队还于5月上旬争取嘉山县伪保安大队反正，并乘势攻入该县城。
第七师兼皖江军区部队则于4月对芜湖地区日伪军发动攻势，解放了部分地区。7月上旬，一度攻克至德县城（今属安徽省东至县），并解放彭泽、至德之间部分地区。
由中共中央军委直接指挥的第五师兼鄂豫皖湘赣军区部队一部，配合八路军南下支队挺进鄂南，于3月歼灭伪军1个团。4月，为牵制日军对南阳、老河口地区国民党军的进攻行动，第五师兼鄂豫皖湘赣军区调集近6个团的兵力，发起豫西南战役，分由大悟山和确山向随县以南和信阳西南之敌后挺进，打得日寇措手不及，恢复了白兆山和四望山根据地。5月，该军区部队在监利、华容和岳阳附近歼灭日伪军一部，攻克据点多处，7月至8月间，第五师所部又粉碎了国民党顽固派对四望山根据地的军事进攻，并将根据地扩大至泌阳、桐柏、信阳、随县等地区。
在江苏省南部和浙江省，苏浙军区第一纵队于2月向莫干山地区挺进，控制了武康、德清县城；第二纵队于5、6月间歼灭伪军1000余人，并攻克上虞城。这期间，苏浙军区部队还在天目山地区对国民党顽固派军队的进犯进行了自卫反击，挫败了其聚歼、驱逐新四军的企图。8月上旬，该军区部队又在高淳地区攻克据点13处，歼灭伪军1000余人。
在1945年春夏季攻势作战中，新四军共歼灭日伪军3万余人，并争取4700余名伪军反正，攻克县城及重要据点100余处，扩大解放区24万余平方公里，解放人口近1000万，使华中各抗日根据地基本连成一片，为转入战略反攻创造了条件。
最后一战——高邮战役
高邮是中国共产党开展活动较早的地区，属于革命老区，是一片红色的热土。在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四个多月后进行的高邮战役，是中华民族抗日战争对日寇的最后一战，歼灭和俘虏日寇之众、缴获之多为全国最多的两个县城之一（另一个是河北邯郸）。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蒋介石企图独吞抗战的胜利果实，一面命令侵华日军不得向八路军、新四军投降，收编全部伪军；一面急调兵力向解放区推进，抢占地盘。驻高邮日军秉承蒋介石的旨意，对新四军的最后通牒置之不理，并骄横地宣称：“你们新四军没有资格受降，要缴枪就缴给蒋委员长……”
新四军委派在盐城战役中投诚的伪第二方面军第五军的一名高级将领进高邮城劝降，日军竟残忍地将其杀害，悬首北城楼，以示拒降。12月初，国民党第二十五军先头部队一O八师到达扬州，企图待全军到齐后向高邮推进，然后向“两淮”（淮阴、淮安）进犯。驻高邮日伪军更加猖狂，居然扬言：“奉蒋委员长的命令”，要“北攻宝应，收复失地”。
为了粉碎日伪军的阴谋，保护华中解放区和当地人民，1945年12月中旬，新四军华中军区张鼎丞、粟裕、邓子恢、谭震林联合致电中共中央和新四军军部，建议发起高邮战役。这个建议很快得到批准，决定该战役由华中野战军第七、第八纵队和地方武装共15个团参战。具体部署如下：七纵与江都、泰州等地方武装共8个团进攻高邮南面的邵伯镇，扫清扬州至泰州一线的伪据点，警戒扬州和泰州援敌；八纵与军区特务团、高邮独立团共7个团围攻高邮城。
新四军华中军区副司令员兼华中野战军司令员粟裕担任总指挥，七纵司令员吉洛（姬鹏飞）担任南线分指挥，八纵司令员陶勇担任围攻高邮城分指挥。战役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收复邵伯，扫清高邮城外围据点，围困高邮城；第二阶段，总攻高邮城，全歼守敌。
接到命令后，各参战部队分别在“两淮”地区做好战前准备。曾参加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张鼎丞司令员深入到各部队传达党的七大精神，鼓舞大家的斗志。当时，八纵在粟裕率领下，执行中央“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刚从浙东地区撤回华中。战前动员时，粟裕鼓励指战员说：“这一仗是我们华中子弟兵回到老家的第一仗，更要表现得勇敢，以胜利向华中人民汇报。”
通过战前动员，战士们的情绪十分高涨。广大指战员表示：“敌人不投降，坚决消灭之！”“打胜高邮战役，粉碎国民党阴谋，保卫抗战胜利果实，保卫解放区！”各部队还对行进路线和主攻军事目标进行详细的侦察，研究具体作战部署，备好进攻、渡河和攻城的作战器材。
为了保证打胜高邮战役，华中各级党政组织响亮地提出：“部队要什么给什么，一切为了战役的胜利！”各地都进行支前动员，仅高邮县就调集1.5万名民工、500条民船，帮助部队运送粮草75万公斤，还组织3000名民兵配合部队作战。
当部队开进到高邮城以东的三垛、一沟、二沟一带时，当地群众腾房让铺，烧茶送水，并将许多大桌子和棉被拿出来给部队作攻城防身的“土坦克”用。高邮县抗日民主政府专门成立总后勤部，指挥和组织大批后勤人员，帮助部队安排生活，提供物资，运送弹药，组织担架队、救护队……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援，鼓舞了部队指战员的斗志，广大指战员摩拳擦掌，整装待发。县委城工部还向部队提供了日伪军兵力分布图和各工事图等许多情报。
1945年12月19日晚，在八纵司令员陶勇指挥下，参加围攻高邮城战斗的部队悄悄地进入指定地点。19时整，在南北40公里、东西20公里的战场上，同时向高邮城外围据点发起进攻。顿时，炮声、枪声、冲杀声响彻夜空。北面，担任主攻任务的六十四团在突破敌人外围屏障，攻占北门外后，即派出三营作前卫，兵分两路：一路由营长率八连抄小路插入城北关，攻击敌占的面粉厂；另一路由营教导员和副营长率七、九两个连，沿运河大堤直逼北关。当七连指战员逼近北关敌人碉堡时，先头排以最快的动作猛扑过去，击毙敌人哨兵，抢占了防御工事，用机枪封锁敌人营房。七连和九连后续部队绕到碉堡后侧，掷出一串串手榴弹，炸得敌人晕头转向，城北关营房和碉堡内伪军被迫缴械投降。
与此同时，八连战士不顾寒冷，涉水渡过北关河，冲过石桥，突进围墙，攻占了面粉厂。接着，在北关城镇展开巷战，歼灭顽抗的残余之敌。到第二天拂晓，六十四团占领了北门外的城镇，直逼城垣。东面有泰山庙、关帝庙、放生寺、观音庵等十几座庙宇，日伪军利用这些高大结实的庙宇构筑了防御工事。
战斗打响后，六十六团、七十团和高邮独立团数千名指战员迅速冲破了敌人的防线，攻破了一个个庙宇工事。六十六团从东北方向攻击，一夜之间，就从双庙、泰山庙，一直打到城边的关帝庙南面。六十八团采用单刀直入的战术，派一营从正面攻击，三营从左侧沿运河堤突袭，二营从右侧的东门宝塔附近向西冲击，拦断圩外的日伪军。
经过一夜激战，消灭了圩外的大部分日伪军，迫使圩内的日伪军退缩到城墙脚下的一幢房子里。六十八团又采取分割包围的战术，消灭了南门外的顽抗之敌，并俘虏伪军200多人。到20日中午，高邮城外围据点除东门宝塔外，均被扫除，日伪军龟缩在城里，处于新四军的围困之中。
在八纵扫清高邮城外围据点的同时，七纵等指战员在粟裕的统一指挥下，于21日在南线发起攻势，一夜之间就攻克了邵伯等日伪据点，军区特务团攻克了车逻坝，切断了高邮城日伪军的退路，在邵伯、丁沟一线构成对扬州、泰州蒋军的防线，高邮城的日伪军成了瓮中之鳖。尽管新四军已扫清高邮城外围据点，但日伪军仍凭借高大的城垣，负隅顽抗。城墙上的警戒大部分换上了日军，他们抓紧加固城头工事，并不时地用速射炮向新四军阵地轰击。而此时国民党一面密令高邮日伪军“共同固守”、“坚决抵抗到底”，一面派二十五军一〇八师师长顾凤阳率全部日械装备的一个团，勾结日军500余人和伪军3000多人，由扬州出发，增援高邮守城的日伪军。与此同时，驻高邮日军也对城北新四军阵地进行炮击，猖狂反扑。八纵六十四团打垮了高邮城日军的多次反扑，七纵奋起还击，在邵伯击退了南来的援兵。
为了减少伤亡，八纵在做好攻城的同时，还开展了政治攻势。军区敌工部部长带领一批敌工干部，十几名日本反战同盟、朝鲜独立同盟的战友前来协助，打一场攻心战。六十四团宣传股的战士们制做了许多大幅标语，乘夜挂到北门外的屋顶上，第二天一早，城墙门楼上的日伪军就看到醒目的大幅标语：“你们为谁流血？”“放下武器，保证生命安全！”……八纵政治部宣传科印制了大批的传单。传单内容主要是针对日伪军的思想状态，宣传共产党、八路军的政策，简单明了，通俗易懂。有的传单还用“天寒地冻破衣裳，你为谁人守城墙，不如出得城头来，弃暗投明求解放”等打油诗，敦促日伪军缴械投降。
战士们将这些传单散发得更广，用弓箭和迫击炮射进城里，而最成功的是用“土飞机”送传单，即扎成数平方米的大风筝，靠西北风送到城的上空，风筝上捆着一包包传单，每包传单绑上长短不同的线香，当点燃的线香烧断捆传单的线绳时，成百上千的传单便像雪片似地散落在城里。由于日酋对士兵封锁了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的消息，许多日本士兵还在盲目地为天皇卖命。军区敌工干部和日本、朝鲜籍的战友，组织了喊话组，用土喇叭向守在城头的日军宣读日本天皇的投降诏书，奉劝他们放下武器；还用留声机播放《支那之夜》、《思乡曲》等日本音乐和歌曲，以激起日本士兵的思乡之情。强大的政治攻势，涣散了日伪军斗志。几天后，有两名日军以出城修理铁丝网为借口，乘机投奔新四军。
政治攻势以后，军区首长决定，攻克高邮城。总指挥部调军区特务团配合攻城，将七十二团从北门调到南门，加强南门攻势，防止日伪军南逃；还将军区炮兵团调来，在北、东、南三面，各派一个山炮连、迫击炮连和步兵连，加强火力攻势。25日雨夜，总指挥部下达了总攻的命令。霎时，大炮轰鸣，枪声大作，杀声四起。军区炮兵团指战员以准确的炮火迅速摧毁了高邮城东、南、北三个门楼上的大碉堡和城头上的主要工事。紧接着，新四军指战员冒着敌人的弹雨，用土坦克作掩护，越过开阔地，强渡护城河，用事先做好的长竹梯攀登城墙。
新四军六十八团一营指战员在轻重机枪和迫击炮的掩护下，前仆后继，首先突破南门，迅速攻克敌人的地堡群，为后续部队扫清了障碍。六十四团从西北方向攻进，一营的二连和三连沿着西北城角的两面爬城，突击班班长袁金生带着全班从城角北面趟过护城河，一阵风似地把梯子靠到城墙上。三根竹子接扎起来的梯子，又软又滑，战士们爬上去吱呀乱响，随时都有跌下去的危险。
战况紧急，战士们顾不上摔下来的危险。战斗组组长蒋万金带头爬上去，眼看快要到城头，敌人突然伸出许多钩镰枪戳过来。在这危急时刻，战士们投出的手榴弹帮了大忙。抢先一步飞上城头的手榴弹“轰”地一声炸开了。爆炸声里，日伪军被迫向后退去。
就在这硝烟弥漫的一刹那，突击班的战士们跃上了城头，同时二连从城角西边也爬上了城墙，日伪军见两面被夹击，退路已断，丧失了抵抗的勇气，表示投降。
城楼被攻下了。二连和三连指战员迅速冲进城里追击日伪军。这时，六十六团、高邮独立团和七十团也从东门攻进城里。新四军大军进城后，经过激烈巷战，迫使敌人向碉堡林立的日军司令部收缩，新四军包围圈越缩越小，日伪军眼看大势已去，不得不逐渐停止抵抗。随即在日军“洪部”举行了驻高邮日军受降仪式。深夜11时，新四军八纵政治部主任韩念龙、副主任谢云晖在部队护卫下，威严地进入日军司令部，以新四军代表身份，命令日酋岩崎大佐传令各部，立即解除武装，交出武器，无条件投降。
岩崎大佐解下身上的指挥刀放在桌上，向八纵政治部主任韩念龙行军礼后，双手捧着日军花名册和军械、军需登记册毕恭毕敬地呈送给韩念龙，然后退下站立一边。韩念龙接过登记册后，略加审阅，即令日军大佐指定专人陪同新四军人员到被围各据点下令缴械投降，去广场及仓库清点和交接武器等物资。韩念龙向参加受降的日军军官宣布三条：一是所有日军官兵，各回原处待命。为了安全，活动限于院内，不得外出。二是战死的日军官兵可按日本国习俗，予以火化，骨灰收好以备带回本土。三是受伤的日军官兵，将由我方医务人员予以救治。
一向不张扬、一直没有暴露身份的粟裕司令员也观看了受降的全过程。受降仪式结束后，他才满意地不声不响地离开大厅。这次受降仪式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新四军举行的最大规模的受降仪式。26日凌晨一点多钟，沦陷六年之久的高邮城宣告解放。
高邮战役计歼日军1100多人，其中生俘岩崎大佐以下892人；歼伪军4000多人，其中生俘伪四十二师师长王和民以下3493人；缴获各种火炮61门、各种枪支4308支。新四军伤亡662人。此役俘虏和歼灭日军之众，缴获枪炮弹药军械物资之多，不仅在华中抗日战场上是空前的，在全国战场上也是少见的，是新四军建军以来最大规模的对日打援攻歼战。高邮战役因此成为新四军对苏中日寇的最后一战，高邮城也成了全国最后解放的一座县城。1946年1月1日，高邮县召开了工、农、商、学、军、政代表500余人的庆祝大会。各界群众踊跃捐献款物，慰劳参战将士。中共华中第二地委机关报《人民报》发表元旦社论——《庆祝江（都）高（邮）战役的伟大胜利》。
高邮战役是华中新四军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取得胜利、中国历史发生转折的重要关头，对负隅顽抗的日伪军发动的一次重要战役。它的胜利，对于保卫华中抗日战争胜利成果，巩固和扩大根据地以及实现新四军战略战术的转变都具有重要意义。高邮战役挫败了国民党进犯华中的企图，为巩固扩大解放区奠定了基础。同时，高邮战役为开辟华中解放战争的理想战场，夺取苏中“七战七捷”创造了条件。另外，高邮战役锤炼了部队，为解放军战略战术的转变积累了经验。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