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九七九年的春节，槐花洲下了一场大雪。
我跟杨雪一起往镇政府大院走。张惠和王小雅已经去了礼堂，她们去参加联欢会。杨雪说是慰问会。到底是什么会我们都不感兴趣，我们纯粹是为了去玩。
张惠和王小雅一个坐在东头一个坐在西头，离得很远，谁也不理谁。镇干部宣布一份通知，说，上级给了槐花洲两个知青积极分子名额，过完春节要去县上参加知青积极分子代表大会。经过慎重考虑，他们认为这两个名额非张惠和王小雅莫属。她们不仅手挽着手来到农村，还手挽着手嫁给了农民，还在同一天生下了城乡结合的后代，没有任何理由不让她们两人做知青代表。
礼堂里响起热烈的掌声。其实我觉得这有点不太公平，张惠和王小雅的工作一点都不累，她们自从跟我们的父亲结婚之后，就不用跟其他知青一样在知青点住着茅草房，一天到晚在地里干一个工只有两毛钱的活了。她们一个当上了广播员，一个当上了药房管理员，又轻快又出风头。现在，她们又要代表槐花洲所有知青，到县里去开积极分子代表大会，我觉得这样的机会应该让给那些撅着屁股在地里干活的知青。
但是张惠和王小雅看起来却不那么激动，她们都在发呆。通知宣布后，镇干部说，党中央非常关心广大知识青年，要求各地在春节期间对知识青年进行宣传慰问，现在，县里的文艺宣传队专程赶来了，为大家慰问演出，大家欢迎！
槐花洲十三个知青点的所有知青都来了，文艺宣传队先演出了几个节目，之后知青们合唱了一首歌，他们又跳又唱，乱成了一锅粥，有人哭有人叫。我后来知道那是著名的《知青战歌》——
告别了妈妈，再见吧家乡，金色的学生时代已转入了青春史册，一去不复返。啊，未来的道路多么艰难，曲折又漫长，生活的脚印深浅在偏僻的异乡。
告别了你呀，亲爱的姑娘，揩干了你的泪水，洗掉心中忧愁，洗掉悲伤。啊，心中的人儿告别去远方，离开了家乡，爱情的星辰永远放射光芒。
寂寞的往情，何处无知音，昔日的友情，而今各奔前程，各自一方。啊，别离的情景历历在目，怎能不伤心，相逢奔向那自由之路。
……
这首《知青战歌》，我是后来从母亲笔记本里抄录下来的。
我跟杨雪很早就出来了，因为我发现母亲不见了。我猜她去我爷爷家了。她去爷爷家，就肯定是去找小贾叔叔了，小贾叔叔住在爷爷家的厢房里。当时，部队分散住在槐花洲群众家闲置的房子里，白天打山洞，晚上在镇上的小学教室里学习或开会，一个星期放一个晚上的假。如果小贾叔叔放假这个晚上，张惠正好在药房值班，他就到药房里来。
我们走上白桥，去爷爷家。
镇中间有条槐河，河边两条大街，河岸长满槐树。槐河像一条美丽的纱巾，将槐花洲这个镇子分成两半，河南河北的人们通过两条木桥过河。这两条木桥因为各自旁边长着一棵白槐和一棵紫槐，而分别命名为白桥和紫桥。
那棵开白色花朵的百年老槐长在爷爷家门前的桥头，每到槐花盛放的时候，爷爷家门口大街和半条白桥都透不下太阳光，槐花像白色毛毯罩在天空。而当六月份槐花落败，街上和桥面上一片白色的槐花，张惠说它们像雪。冬天的时候，如果下了雪，河面和桥面上一片白雪，张惠又说它们像槐花。
张惠很喜欢那条白桥，尤其是小贾叔叔住在爷爷家厢房里以后，她就更喜欢白桥了。我们家住在医院后面的家属房里，医院、镇政府都在河北，爷爷家住在河南，因此母亲才有机会去走她喜欢的白桥。她在做了好饭菜的时候，经常拿一只大碗，分一些去送给爷爷。
我和杨雪走下白桥，推开爷爷家虚掩的院门，忽然听到了琴声。我们趴在东厢房的门上，透过门缝，看到小贾叔叔在吹口琴。他围着屋子中间的一盘石磨，一边转圈一边吹口琴，而张惠坐在小贾叔叔的床上，两手绞着，放在腿上，脸上泛着美丽的光辉。
爷爷早已经睡着了，他耳朵背得厉害。我们的脚冻得失去了知觉。到处无声无息，大雪扑啦啦地下着，也许是为了倾听琴声，它们不再热烈地说话。整个天地都在倾听琴音。
母亲的爱情，最初就是以这样一种唯美的形式，进驻我不甚明了的内心世界。那种唯美我日后找不到任何一种方式进行完美的描述，我只能描述那盘石磨，那间简陋的厢房。而那盘石磨和那间简陋的厢房，我也找不到太多的词藻用之其上，因为它们就是一盘石磨，一间厢房，简单到无法再简单，原始到无法再原始。每次回忆至此，我脑海里只存在一个词：沉默。这个词无限巨大，覆盖了所有。
亘古的、不变的、及至要腐烂的沉默。在那片沉默之中，悠扬地飘荡着琴音和母亲的微笑。这就是我最初认识的爱情。
那天晚上我和杨雪先回了家。我让那间厢房里的气氛弄得眼泪汪汪，杨雪说，走吧，冷死了，口琴有什么好听的，不如礼堂里热闹，干脆去礼堂听他们唱歌吧。
我们离开礼堂的时候，王小雅正在独唱，文艺宣传队里一个拉手风琴的在给她伴奏。但我觉得，爷爷家的厢房和镇政府礼堂是两个判然有别的世界。我已经不再想去礼堂了。
我回家的时候，父亲正坐在地上捅一只小煤炉，他把它捅得旺旺的，一边捅一边喝一瓶老白干，看见我回来，问，你妈呢？
我忽然生出一种保护母亲的本能，就撒谎说，在礼堂呢，她和小雅阿姨是知青代表，要去县城开会呢。
林宝山用鼻子哼了一声，说，不安分的骚女人。
父亲只有在喝了酒，而且母亲不在的时候才敢说几句这样的话发泄一下，我觉得他好像不太喜欢母亲去开会。
我撒了谎，心里不安，以免待下去露出破绽，就爬上炕先躺下了。不久母亲回来了，我听到她嫌恶地说了一句，又在喝酒，熏死人了。
父亲问，你去哪了？母亲说，礼堂啊，你不是知道吗？父亲说，怎么才回来？母亲说，开会了。父亲问，开什么会？母亲说，知青大会，你问那么多干什么。父亲说，是不是让你去县城开会？母亲说，是，怎么了？父亲说，你不会去了就不回来了吧？母亲说，神经病。父亲说，我知道，你早就想离开这破地方了，这下有机会了。母亲说，我就是想离开，真让你说对了。父亲说，告诉你，你休想离开。母亲哼了一声，说，懒得跟你说，话不投机。
母亲气冲冲地走进西屋，说，林雪，我跟你睡。
她插上插销，想了想，又把一张椅子拿过来，抵在门上。
我已经把被窝捂得暖暖的，母亲把她冰凉的手脚放在被窝里。她过来睡觉我非常高兴。
半夜里，父亲开始在外面小声地叫母亲，说，惠，惠，你过来。母亲不说话。父亲在外面敲门，说，惠，你开开门。母亲迅速爬起来，穿上衣服，说，林宝山，你快回屋睡觉去。父亲说，我一个人睡不着，惠，你过来，就今晚！母亲厉声说，你休想！父亲说，惠，你忘了，那年冬天，就是今天晚上，我们在一起的？母亲呆了呆，然后咬牙切齿地骂起来，林宝山，那天夜里要不是你和杨根茂炖了母鸡还买了酒，我们能跟你们结婚？还有脸提那档子事，快滚回屋去！
母亲也会说滚。以前我一直认为母亲不会说粗话。
父亲委屈地说，又不是我们强奸你们的。
母亲哭了起来。她抽抽噎噎地哭着，很伤心，我伸手摸了摸她的枕头，湿了一片。父亲还在门外小声央求，最后母亲说，你再不闭嘴我就咬舌自尽。父亲终于不吭声了。
张惠的爱情发生在爷爷家的破厢房里，而王小雅的爱情发生在热闹的礼堂里。那天晚上王小雅在礼堂认识了文艺宣传队里一个拉手风琴的。春节过后，张惠和王小雅坐着镇政府的吉普车去县里开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之后失踪了三天。
一九七九年，张惠和王小雅的失踪是槐花洲的一件大事。两名扎根农村的知青积极分子，在去县上开代表大会的时候失了踪，这让镇政府里的人惊慌失措。
当天早上到了县里以后，张惠和王小雅让司机自己开车先回来，黄昏再去接她们，她们说，开完会后要在县里逛一逛，买点东西。吉普车司机跟她们说好了晚上六点在汽车站碰头，可是他在汽车站等到八点也没见人，就赶回来报告。第二天，吉普车司机又去县城汽车站等了一天。回来后，镇政府着急了，连夜开会，决定先瞒下这件事，再等几天，如果还不见人再想办法。
母亲去哪了呢？我跑到爷爷家，看到小贾叔叔跟往常一样，腋下夹着一本书，从爷爷家院子里走出来。我偷偷跑到他后窗那里，看到屋里只有一盘石磨和一张行军床。
第三天，张惠和王小雅终于回来了，她们看起来很平静，就像只在县城呆了一天似的。
关于她们的失踪，不久就有很多闲言碎语传到槐花洲，有人说，看到她们两人跟一个男的一起逛街，还一起去看了场电影。又有人说，那男的是刚刚到槐花洲慰问演出过的文艺宣传队里的，拉手风琴的。
他们三人一起逛街看电影，这是很奇怪的。张惠和王小雅是仇敌，平时根本不说话。我很想从母亲口里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但奇怪的是，母亲在这件事上保持了可疑的沉默。她是跟王小雅一起坐吉普车回来的，吉普车司机说，他看到她们两人肩并着肩往汽车站走，还不时搭几句话，样子一点都不疏远，甚至有那么几分亲热。
我是不相信吉普车司机的话的，一对仇敌怎么可能突然之间就友好了呢？而且，张惠和王小雅回到槐花洲之后，根本就没有任何亲热的举动，她们之间的关系仍然像过去一样，见了面用白眼招呼。
但是，吉普车司机应该是不会撒谎的，而且，传言也说她们两人跟一个男的一起逛街。为什么在县城里她们可以友好相处，一回到槐花洲就恢复了仇敌关系？而且她们在县城里不仅是很友好的，还有共同的秘密，回到槐花洲后，又共同保守了这个秘密。秘密就是她们两人中的一个人跟手风琴手之间的关系。
当年的那个失踪事件不久就平息了。镇政府出面辟谣，说是他们派她们两人到县城办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她们跟那个拉手风琴的男的在一起，是因为镇政府也想办一个文艺宣传队，以便响应《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一九七九年一月十六日刊登的“国务院关于春节期间对上山下乡知识青年进行宣传慰问活动的通知”精神，并且要把这个精神进行举一反三的贯彻，不仅要在春节期间加强宣传慰问，还要在日常加强宣传慰问。
我很感谢张惠的那个淡绿色本子。多年以后当我在烟台昌厚里外婆家的祖屋里开始写这个小说，母亲的笔记本给我提供了许多最原始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