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仲涵：二十年代的“糖业大王”
从19世纪后半期至20世纪60年代初的约一百年间，和建源公司（后改为建源贸易有限公司）曾经是印度尼西亚及东南亚甚至全世界最著名和富有的华侨家族和华侨商业公司之一。特别是黄氏家族第二代主人黄仲涵，在从19世纪末至1924年他逝世为止的四分之一世纪中，黄氏家族及建源公司都获得了空前的发展。黄仲涵曾被誉为“糖业大王”而闻名于世。黄仲涵逝世后，他的儿子们继承了祖辈的事业，使建源公司获得进一步的扩展，蜚声国际。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却逐步地衰落了。
及建源公司曾经对东南亚特别是印度尼西亚的经济贸易和社会发展起过相当大的作用，在华侨经济中占有特殊的地位。它的产生、发展和消失的过程，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印尼华侨经济和华侨社会的一个缩影。
及建源公司的发展史，先后经历了三代人，两次大战（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两个时期（荷兰殖民统治时期和印尼独立后时期）。建源公司在三代人的98年发展过程中，既有继承中国固有文化思想道德传统及华侨家族商业连续性经营发展的一面，又有因时代不同而经历着顺利和挫折的迂曲发展的一面。
黄氏家族的产生和建源公司的初创
黄氏家族及建源公司的创建人是黄仲涵之父黄志信。黄志信，字守谦，别号思俭翁，原籍福建省同安县，1835年出生于家乡。
黄志信青少年时期，正是旧中国由于满清王朝的腐败统治，受到各帝国主义的侵略宰割、逐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时期。广大的中国人民处于水深火热的悲惨境地，各地人民都纷纷掀起各种反抗和斗争。黄志信也在当时参加了“小刀会”的革命活动，在“小刀会”起义宫中担任一名管理军粮和军服装备的军需官职务。在起义军遭镇压失败后，黄志信于1858年和两位兄长黄信卓、黄卓丕离开家乡，在厦门港搭乘一条商帆船逃到印尼爪哇，后来定居于中爪哇三宝垅。黄信卓和黄卓丕到三宝垅后不久，分别到格都地区的巴拉干和梭罗谋生，后来都毫无信息，黄志信则在三宝垅做小商贩，后来逐步经营土特产，一帆风顺，至1863年，他已拥有三百万荷盾的资产了。
1863年3月1日，黄志信为了进一步发展他的商业贸易，正式创办了“建源公司”，最初称为“建源栈”，主要经营土特产。他一方面从爪哇输出蔗糖和烟，另一方面则从中国输入鱼干、茶、苏州丝绸及各种香料食品等。
建源公司在黄志信的精心经营下，从1863年到1893年的30年间不断有所发展，从而成为爪哇地区主要的华侨商行之一。
糖王黄仲涵与建源公司的黄金时代
黄志信在三宝垅娶一侨商之女为妻，生有三男（其中一个夭折）四女。黄志信把选贤任能的思想也用在他的孩子身上。他经过多年的考察，认为黄仲涵天资聪颖，是他的事业的理想接班人。因此他蓄意加以培养。1890年，他开始把建源公司交给黄仲涵主持。1901年黄志信病逝，留下1750万荷盾的遗产（约合700万美元）。他逝世前，分给他的另一儿子黄仲鹏一笔相当可观的遗产，但不要他插手建源公司的业务。
黄仲涵于1866年出生于爪哇三宝垅，1890年他接管主持建源公司时才24岁。19世纪末，世界和荷属东印度的形势又进一步发生了变化。从1895年开始，世界资本主义已由自由资本主义转变为财政金融资本统治的帝国主义时代，财政资本垄断了印度尼西亚的经济和政治生活。1890年荷印政府取消了甘蔗强迫种植制。1905年它被迫进一步实行“门户开放”政策。在欧洲商人及广大华侨的强烈反对下，荷印殖民政府于1910年前后陆续取消了华侨“通行证”、“居住区域条例”及“警察裁判”等殖民制度，因而华侨人口迅速增加。1890年荷印华侨人口总数为461089人（其中爪哇和马都拉有242111人，占总数的52.51%）。至1920年，华侨总数已增至809039（其中爪哇、马都拉有381614人，占47.42%）。1914年至1918年间，发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
上述社会和经济大环境的变化，给黄仲涵的建源公司带来相当大的影响。
黄仲涵接办建源公司以后，1893年即把它改组成“建源贸易有限公司”，并且立即扩大经营范围，同时先生在荷印各地及欧洲等地增设分行、办事处。在黄仲涵主持的34年间，黄氏家族的事业获得空前的发展。
随着甘蔗强迫种植制的取消及自由贸易的发展，黄仲涵积极从事蔗糖的生产及贸易。他经营了甘蔗种植园，并从1894年起先后接办了5家糖厂。这5家糖厂是：巴基斯（pakies），年产糖13000吨；里约阿贡（rejoagung），年产35000吨；丹卡尔朗径（tanggalangin），年产20500吨；波奈（ponen），年产12000吨；克列贝特（krebet），年产21000吨。5家糖厂总计年产101500吨糖。
这5家糖厂的总面积为7082公顷（17500英亩），总投资约达一千万盾。其中里约阿贡糖厂是印尼最先电气化的工厂，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碳化”糖厂。从1910年至1914年，建源公司每年平均出口糖15万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因战争影响，出口量下降至6万吨。1919年至1925年间又增至7万吨。战后由于欧洲等地砂糖较缺，需求量大，糖价由1913年的每百公斤11盾6角5仙涨至1920年的53盾4角5仙，因此建源公司经营的糖业空前扩大，远销世界各地，获得巨额利润，1923年，全荷印有糖厂179间，其中华侨办的13间。黄仲涵的5间糖厂共产糖86万担，占华侨糖业总产量的57%，黄仲涵因而有“爪哇糖王”之称。
1918年黄仲涵又在克列贝特创建了一家木薯粉厂，兼生产酒精，厂址占地为2000公顷（约5250英亩），连同种植园共有33万亩，年产量达270000担。它拥有工人3700名，是东南亚最大的一家木薯粉厂，产品远销欧美各地。
黄仲涵除了主要经营糖及木薯粉外，还经营橡胶、咖啡、木棉、木薯干、胡椒、玉蜀黍、花生、蓖麻籽、香茅油等。
为了适应上述贸易的扩大及发展，黄仲涵先后在荷印的雅加达、泗水、井里汶、日惹、梭罗、楠榜、锡江、万雅老、万隆、玛琅、棉兰、坤甸等地设立分行和办事处。伦敦和新加坡是建源公司最主要的贸易及商品集散中心。1910-1911年度至1914-1915年度的5年间，伦敦分行已出售72万5千吨爪哇糖，平均每年出售约14万5千吨。
1906年，黄仲涵在三宝垅用400万荷盾的资本创建了“黄仲涵银行”，并在泗水设立分行，作为建源贸易有限公司的金融机构。后来又扩大经营火水灾及人寿保险，代理经营了7家保险公司的业务。
1911年，黄仲涵把他的经营扩展至航运业。他在新加坡创办了“协荣茂轮船公司”，购有三千吨的轮船“南荣”、“万丰隆”、“极乐谷”、“强盛”、“强安”等，往来于印尼及新、马各地。后来又经营了“顺美轮船公司”，增加“顺安”、“万宝源”等9艘轮船，成为荷印华侨航业的一支主要力量。
黄仲涵经营的事业之所以获得如此巨大的成功，原因是多方面的。要言之，有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从1890年起，适逢荷印殖民政府改变其殖民经济政策。黄仲涵及时利用这种机会，积极改组其贸易结构，发展甘蔗种植，兴建糖厂，扩大经营范围，大力开展国际贸易，从而使公司业务迅速发展。第二，从其父黄志信手中继承了一笔可观的资产，也继承了已经形成的商业贸易网和信誉，为其事业的进一步扩展打下了雄厚的社会和经济基础。第三，继承父志，用人唯才，重视人才的使用和培养。他多次选派有才干的荷兰和华侨青年到欧洲各国学习先进的技术和科学管理知识。他重用外国人和华侨专业人才担任他的各个分行及各部门的领导职务，用高薪聘请德国等国专家到自己的企业中进行指导。他是最先在工厂中采用流水作业法等新的生产流程的企业家，这些在当时华侨企业中都是罕见的。第四，他受学校教育不多，但刻苦自学，除中文外，他懂印尼语，英文荷文的商业书信来往他都亲自过目审阅后才签发。他有敏锐的观察和过人的胆识，这从他上述的经营思想已可见一斑。这里还可再举一例。1920年至1924年间，由于糖业贸易兴旺，吸引了不少华侨商人也进行砂糖的投机买卖，因此一度曾供过于求，糖价暴跌，华侨糖商破产者不少。黄仲涵一度也亏损数百万盾。正在这一时期，有一次他的代理人请示他是否还要买进，结果黄仲涵出人意料地决定继续收购所有要出售的原糖。后来。果然糖价又回升，黄仲涵不仅弥补了原来的亏损，而且还获利。
黄仲涵建源贸易有限公司的兴盛发展，早已引起荷印殖民政府的垂涎。1921年，荷印政府以要黄仲涵缴纳三千五百万盾“战争税”及“双重收入税”为由，企图扼杀建源有限公司，同时又企图以七千万盾的价格收购其企业。黄仲涵对于荷印殖民政府的无理要求加以拒绝，最后离开了印尼而移居新加坡。1924年7月，黄仲涵病逝于新加坡，终年58岁。其遗体运至印尼三宝垅，和其父亲安葬在一起。他留下的遗产估计达二亿荷盾，去世前立下遗嘱，将其产业分别交其子女继承。
黄仲涵前后共娶了8个妻子，生了26个子女（13男、13女）。
黄仲涵在世时，效法其父黄志信，在众多子女中，挑选了他认为有才干、能继承黄氏家族事业的两个儿子黄宗宣和黄宗孝加以蓄意培养，作为他事业的接班人。黄仲涵立下遗嘱，把建源贸易有限公司的产业交给黄宗宣、黄宗孝、黄宗节、黄宗燕、黄宗翼、黄宗诒、黄宗谋、黄宗雄8个儿子继承经营，黄仲涵去世时，最小的儿子黄宗才尚未出世，后来他长大后，其兄弟也培养他参加公司的经营。对其他的子女，黄仲涵另立遗嘱，分别分给他们一定的遗产，但不许他们插手建源公司的业务。过去有不少史料说，黄仲涵去世后，其事业由“长子”黄宗孝继承主持，这是不符合事实的。据原三宝垅建源公司经理李金宏说：“当黄仲涵去世时，他没有向荷印政府对华人采取的法律屈服。他也没有被统治新加坡的英国法律所束缚。他根据自己的意愿，自由地立下遗嘱，把他的产业分给他的8个妻子所生的26个子女中的9个儿子来继承。
建源贸易有限公司的继续发展和衰落
黄仲涵逝世后，建源贸易有限公司即由黄宗宣（25岁）和黄忠孝（19岁）两人主持经营。当时其他六兄弟尚小，在学校受教育，黄宗才则1925年才出生。这个时期，建源公司经历了1929年爆发的世界经济危机，1942年至1945年日军占领统治印度尼西亚，1945年8月17日印尼获得独立，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建立，从而结束了三百多年的荷兰殖民统治等重大历史转变。这时期建源公司进一步扩大国际贸易。黄宗宣、黄宗孝主持建源公司以后，首先采取措施在世界各国进一步建立分支机构，扩大国际贸易。1925年在印度加尔各答、1926年在孟买创办了分公司，把过去由伦敦分公司向印度间接经营的糖业改由这些分公司直接经营。建源公司以这两地为据点，进一步把它的贸易扩展至科伦坡、卡拉奇、巴夫纳加尔、奥卡港和布迪奔多尔等地。1928年在卡拉奇又设立一家分公司，作为向伊朗、阿富汗、旁遮普、俾路支土坦及印度西南等地进行贸易的重要集散中心。除经营爪哇糖外，1930年还从印度孟买、卡拉奇出口羊毛、棉花，1931年从加尔各答出口麻袋。1929年后又先后在中国的上海、厦门、广州、天津以及香港等地设立了分支机构。1932年在泰国曼谷、1948年在美国纽约、缅甸仰光，1950在巴西等地开设了分公司。这些分支机构的建立在组织及经营范围方面，使建源贸易公司继续取得某些发展。
为了实现黄仲涵在祖国建立工厂的遗愿，1933年黄忠孝亲自返国观光，调查了创办工厂的可能性。他返回印尼后，即着手进一步开展与祖国的贸易。一方面建源公司在雅加达和泗水两地举办了空前的“国货展览会”，另一方面着手筹备在中国上海兴建第一间酒精厂。1934年5月10日，设在上海浦东的酒精厂正式奠基，厂地为150亩。建源公司一方面从印尼委派了黄祥贤等专业管理人员及主任化学工程师到上海主持办厂，另一方面从欧洲输入先进的现代化机器设备。经过半年多的紧张施工安装，工厂于1934年11月16日正式建成投产，日产量为7000加仑，纯度达96%至97%。黄忠孝为了纪念其父黄仲涵的爱国精神，在工厂厂房前的石碑上刻有“继父前辉”四字。中国酒精厂是华侨资本在国内投资和建成投产的较大企业。当时中国的酒精大部分靠外国输入，因此它对祖国的工业也填补了一个空白。1937年8月13日，日寇侵占上海后，酒精厂即被日寇没收，不少重要机器被运往日本，抗日战争胜利后仅剩一个烂摊子。1947年黄宗孝曾派其弟黄宗诒回上海进行整顿，但遭到腐败的国民党政府的敲诈勒索，黄宗诒甚至被诬蔑为汉奸通敌（黄宗诒在印尼曾因提议活动遭日军监禁，直至日本投降后才恢复自由）。黄宗诒气愤地离开祖国，返印尼后曾举行记者招待会，揭露国民党的腐败。直至解放后，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下，该厂才逐步恢复，1954年改建为上海溶剂厂。1956年该厂和上海建源公司也参加了公私合营。
1928年，为了适应国际国内贸易的发展，建源公司建立了中爪哇仓库有限公司，在三宝垅、泗水、巴苏鲁安、普波哥等地设立办事处，其仓库除自用外还出租，同时还设立了经营土地及房产的公司。
建源公司这个时期进一步扩大经营范围。1929年经济危机爆发后，糖业一度萧条。因此建源公司将其贸易扩大至其它领域，先后经营皮革、橡胶及电影业，并从西方直接输入棉布、消费品及肥料等等。1935年至1942年经济复苏后，建源公司在楠榜、坤甸、马辰、占砷等地大力经营橡胶业，赚不少钱，且曾有“印尼橡胶大王”的称号。
但是，这个时期建源公司尽管一度有所发展，总的说来，自1929年经济危机以后却逐步走下坡路了。
1929年经济危机打击了建源公司的经营。1929年至1930年雅加达建源分公司一度关闭。1931年由于经营一再亏损，第一主持人黄忠宣对经营已丧失信心，以健康不佳为由把他的股份让给其他兄弟，退出建源公司。这个异常行动给建源公司的经营和威信以不小的打击。黄忠孝继任总经理，主持公司业务。建源公司在经济危机后刚刚重新发展不久，1942年，日寇占领了印尼及东南亚各地，建源公司的事业再次受到沉重的打击。日本投降后，建源公司在黄忠孝领导下重新恢复发展。
这个时期，印度尼西亚已获得独立。为了适应局势的变化及战乱后建源公司资本大为削弱的情况，黄忠孝准备改组建源贸易有限公司，发行股票，向外界招股，试图把建源公司改组成原住民及非原住民共同合作经营的企业。但是正当他积极筹备策划时，不幸于1950年1月21日因心脏病突发而去世，终年才45岁。黄忠孝的去世，是黄氏家族和建源公司的又一重大损失。在这以后，由于国际及东南亚形势的不断变化，加上过去几十年来一直辅佐黄氏家族的许多专业经理人员先后退休病故等原因，建源公司的经营已大不如前。1961年7月，创建并经营了98年、盛极一时的建源公司即在印尼销声匿迹了。在其他各地的建源公司则改组为“建源私人有限公司”，分别由黄氏家族各兄弟及其子女独立经营。
盖棺定论话得失
黄仲涵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荷属东印度甚至全世界最大也是最著名的华侨企业家，他对当地社会及华侨经济贸易的发展都起过一定的促进作用，作出过一定的贡献。他是一位中国人，一位爱国华侨，可惜过去的史书对他这方面的评价是不足的。
黄仲涵幼年即受到父亲对他进行的热爱祖国文化及家乡的教育。黄志信曾亲自带他回福建同安家乡探亲，了解祖国家乡的风貌。他在三宝垅受过福建私塾的教育，经常喜爱阅读《三国演义》等书，敬崇孔夫子的礼教学说。黄仲涵是印尼华侨中第一个带头剪掉辫子的人。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时，革命党人向海外华侨捐募，黄仲涵曾经“轩辕后人”的名义，捐出五万盾。1915年，蔡锷将军在云南发起讨袁的护法之役，他汇寄了2万5千盾，以响应这次伟大的革命活动。1916年，当荷印最早的一间华侨中学三宝垅“华英中学”创办时，他是该校创办人和主要资助者。他曾捐助10万元叻币建筑新加坡华侨中学大礼堂一座，后被命名为“黄仲涵纪念堂”，他曾捐建新加坡闽侨创办的道南学校三层大厦。此外，武吉知马华侨中学校园80英亩土地也是他捐献的，等等。
1924年，他和另一著名侨商黄奕住曾相商筹划返国投资，在祖国兴办工业，可惜因心脏病突发去世而未果。过去有些材料说黄仲涵加入过荷兰籍、英国籍甚至日本籍等。事实真相如何，值得研究。由于1908年荷印殖民政府曾单方面公布实行“荷印籍民条例”，因此，黄仲涵在荷印居住时期，曾被认为是荷印籍民，是可能的。但是，1921年他移居新加坡后，在英国殖民地，他没有称自己是荷兰籍民，也没有加入英国籍。事实上，按中国国籍法的规定，他是一个中国籍民，一位爱国华侨，至少是具有双重国籍的华侨。他从未退出中国籍。
建源公司是黄氏家族的有限公司，它没有吸收外资股份参加。建源公司黄氏家族三代人近百年的发展史，从一个侧面反映和代表了印尼华侨、特别是华侨商业企业家整整一个时代的发展过程。华侨商业企业都经历了许多艰难曲折、艰苦奋斗的道路，有的发展起来了，有的衰败了，但绝大多数侨商都只处于从属的中小商业性质，像的建源公司发展成那样大的规模是极个别的。但是，黄仲涵生前就已敏锐地看到：总的说来，华人的企业在第三代面临危机。因此，他极力把他的儿子派到欧美各国留学，精心培养，以便成为他的事业的可靠接班人。他希望他的公司和事业永远存在。然而，狭隘的家族式经营的华侨商业企业，虽在历史上曾经获得一定程度的发展，但是，随着历史和社会的发展变化，却未必能继续存在和发展下去。
综观建源公司三个时期发展的历史，重视培养和使用有专业经营管理及技术知识的人才是它获得发展成功的原因之一。黄志信、黄仲涵及黄宗宣、黄忠孝三代人，都十分重视专业技术人才的培养和使用。黄仲涵的儿子大都受过欧美高等教育及专业培养。黄仲涵、黄忠孝都先生选拔了一批受过高等教育的专业经营管理技术人才在建源各地公司或部门中担负重要职务，全权委托任用他们担任建源各地公司或分公司、工厂的经理、会计师、主任工程师、部门的主任等高级职务，且服务都达几十年之久。不少人直到年迈才退休。他们忠心耿耿地为黄氏家族及建源公司的发展贡献毕生精力，立下了汗马功劳。这在当时其他一些华侨工商界中只信用亲戚和同乡的做法是完全不同的。
荷兰及英国殖民者都曾千方百计企图排挤或兼并建源企业。荷兰殖民者在1921年第一次大战后，企图以建源公司在战争期间获得利润为理由，要其缴交3500万荷盾的巨额“战争税”，后又曾企图以7000万盾之价收购建源企业，但都没有得逞。黄仲涵去世后，英、荷殖民政府都曾想法征收其遗产税。建源公司虽遇这些困难，但仍然能继续经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东南亚及世界各地民族运动空前高涨，在这种形势下，华侨工商业如要继续获得生存和发展，只有适应形势的发展和要求。有人认为，如果当时黄氏家族已成为印尼籍民并把建源公司扩展为当地原住民合资共同经营，也许后来不致于销声匿迹。华侨工商业家如不参加当地国籍和改变经营方式与结构，就无法继续生存和发展，历史已经说明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