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文说的是行军和吃饭，这节重点说说这吃饭的问题，嘴里不进食，肚子里老是空的，这饥火难耐啊！
老兵们回忆比较多的除了行军打仗，再就是个吃的故事了。记得祖父和外祖父他们在一起的时候，还经常争论哪种野菜好吃呢？时常争的脸红脖子粗的。
在一分区的老兵中，很长时间，杨浩慢条斯理的吃饭样子，还是大口吃饭的北方汉子嘲笑的对象。
39年初，杨浩刚到八路军，当文化教员，吃大灶。那时经常吃的是苞米、小米混合的大茬子焖饭。他最初还是从小家里养成的吃饭习惯，手端饭碗四平八稳，细嚼慢咽不能抢先。结果，一碗饭没吃到一半，人家已抹着嘴巴走人了。再看饭锅空、菜盆净，已无任何可吃之食留下。
很长时间，他都是在半饥中度过来的。没办法，只能抛弃家教的斯文，吃起饭来一副狼吞虎咽的样子。但这还是不行，你一个新兵，哪里赶得上那些老兵的吃饭速度？一个个苞米茬子小米粒嚼都不嚼，生咽下去。每每当他吃完一碗，准备再添饭的时候，已经是锅光盆净，粒米全无。他个子大，食量大，这样长久下去可不行。
据说，那些老陕老西的老兵们对他说：“杨教员，当兵的，吃饭如上战场，也要速战速决才行。你这个文绉绉的吃法不行，餐餐要挨饿的。你第一碗，要盛上半碗，当你吃完之后。赶在别人前面将第二碗盛得满满的。这样。起码你每餐能吃一碗半饭。比以前能多吃半碗饭。”
杨浩后来说：可静下来的时候我一想：饭锅里的饭并没有多，我多吃了半碗，别人就要少吃半碗，我吃的是别人的那份呀。
幸好这样的时间不长，他到了三团，当上教育干事，又分到三营，每餐在营部吃饭。结果他自幼养成的老毛病又犯了。吃东西又慢了下来。看他吃得慢，三营长肖应棠一笑，放在了心上。那一年的5月打大龙华鬼子据点，缴获品不少，肖应棠让人取来一个鬼子的铝制饭盒，给了杨浩。
很长时间以后杨浩才得知，老陕们是很抱团的，私下里老陕籍的老兵们没少向老陕籍的营长肖应棠说杨浩的好话，所以才有了肖应棠的特地关照。以后有了这个鬼子饭盒，吃饭时炊事兵直接将饭菜（如果有菜的话。许多时候是几乎没有菜的，只有咸菜或菜汤）盛在饭盒里留给他。让他可以从容不迫的吃一餐饭。
其实，抗战年间，日军士兵配备的铝质饭盒并非八路军餐具首选。日军的铝饭盒看似科学，下层放饭，上层的一格可以放菜。但八路军常常无菜可吃，放饭的地方又偏小，饼子窝头根本放不进去。所以人们常把上层的一格抛弃不用，只用下层。现在所能见到的抗战时期遗留下来的日军饭盒，大都是没有上层一格的。
抗战时期八路军餐具首选，是一种搪瓷大茶缸，东洋过来的民用舶来品。直径四五寸见方，盛食物、煮水、装粥汤均属一流。比日军饭盒轻上许多，为许多首长、知识分子干部所青睐。杨司令就是喜欢这种大茶缸的。
再以后，调到了一分区司令部当参谋，发现了司令部食堂的分饭是绝对公平的。一分区司政机关食堂的两个班长，一个叫郝运，一个叫贾三。这名字可不是胡诌瞎编出来的，看一分区老兵们的回忆文章，对这几个炊事兵没少给文字。
郝姓、贾姓、都源自山西最常见的姓氏。这几个人是红军东征时的老兵还是八路军到山西后就地招的老兵？俺猜应该是前者。因为那时候能在一分区司政机关做饭的老兵，大都有个红军的身份。没在饥饿年代出生的现代的年轻人，是体会不到把炊事员记这么牢的苦衷的！
司令部、政治部吃饭，不比在基层部队的一窝蜂吃法，由炊事班长贾三分饭。每个人两平碗，司政机关的干部战士一律平等。碗是易县农家常用的粗瓷碗，不用饭铲，用瓷碗直接在锅里或木饭桶里舀饭，然后一根竹筷子一刮，抹平了，再倒进你的盛饭家伙。所以每人两平碗，绝对公平。
如果是菜粥或者最艰苦时期的棒子核糊糊，直接盛，不用筷子刮了。吃饼子、窝头就更简单了，每人两个，大小都一样。有咸菜，每日人一块；没有咸菜，饼子窝头一定有咸味，放了盐的。
1942年春节，一分区破天荒第一次吃上饺子，每人一斤面、一斤半菜肉馅，各科干部自己领回去，包好后拿到炊事班来煮。杨、彭、周三个湖北佬不会包饺子，乐得吃个现成。宣传科饺子包好，蔺柳杞自告奋勇，要参加一起去炊事班送包好的饺子。路过井台时，因结冰路滑，一下子跌倒，手中的饺子全扣在地上。
1942年那天冬天，因为冀中全部沦陷，冀中十分区干部战士先是撤退到平西根据地，又转移到一分区。时临43年春节到来，杨成武前去慰问，发现十分区干部战士有抹眼泪的。问起来，春节没吃上饺子，这在富裕的冀中地区是不可想象的。再穷的人家，一顿春节饺子也是能吃到的。
于是，杨成武特批从一分区库存粮中拿出全部白面，给十分区干部战士包顿饺子。白面送来，十分区干部战士一片欢呼，但很快欢呼声消失了。一问，方知道冀中吃的白面，是真正去掉麸子的白面。冀西山区因为麦子的来之不易，是和麸子一起吃的，今天的名称叫“全麦面”，属健康食品。当年可不这么看。也许是白面的数量不够，一分区管粮食的部门又在白面中掺了少许玉米面。难怪人家的欢呼声很快就消失了。
还有两件小事，也跟“吃”有关，值得一提。
在1942年挺进军被撤销之前，挺进报那些同仁绝对是够朋友的。回到一分区的杨浩继续用“桐古”这个笔名为挺进报写稿，这回又多了笔名“红杨树”的魏巍和笔名“柳杞”的写稿，托往来一分区到平西的交通员带过去。时不时，一个平西的通讯员来到一分区，给他们带来一个旧纸糊的信封，里面是充抵稿费的晋察冀边区邮票。那年月，邮票也可作晋察冀货币的代用品，于是，他们几个人聚到南管头那间既卖生肉也卖熟肉的店铺，为缺乏油水的肚肠改善一次。
那年月，一般人为报社写稿，是没有稿费一说的。报社也穷得没有几个钱的。但他们有邮票，这就是变相的钱。编辑们又只有这点权限，于是关照了“自己人”。为那些经常给报社写稿的人多少补充一点营养。不算是腐败吧？
有一个负责小灶的干部讲：分区最主要的几位领导干部小灶的早餐，当时只比中灶多一个鸡蛋。几个有资格吃小灶的领导干部，就着稀粥、馒头、咸菜吃完之后，小心翼翼的将鸡蛋放进自己的衣兜，为的是回去带给自己的孩子。当时的家属大都随军。
当时不光是整个部队，就连几个部门集合在一起的食堂系统，难免会出现“关照自己人”的情况出现。以致干部们之间有意见，“谁吃得多”、“谁吃得好”等等。政治部副主任还要奉命下食堂帮厨，就是为了消除食堂炊事员中的山头主义，对所有干部、不管来自哪个部队，都要一视同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