奉天都督赵尔巽本是满清重臣，曾经做过山西的巡抚，当宣统退位前，他是东三省总督，其力量几与袁世凯相埒。袁世凯深知不释赵之兵权，即难实现迫清帝退位，而国政自为之迷梦，所以经过颇费周折的运用，卒至撤销了东三省总督，而任赵为保安会会长，才公开其倒清之举动。赵之所以参加我们反中央集权的行动，我之所以提议推赵领衔，皆以此为前因。江苏都督程德全在赵尔巽任东三省总督时，曾任奉天与黑龙江巡抚，其后调任江苏，民元曾任孙大“总统”之内务总长，对革命颇表同情，是以亦参加我们这一反中央集权的行列。结果这一行动并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反益增中央对地方之疑忌，这是二次革命以前的一件事，也可以说是二次革命的前因。
民国二年（一九一三年）二月正式国会成立。国民党籍议员占了最多的席次，政府国会之间，果能真诚合作，则国家即已步入宪政坦途，乃不幸三月二十日本党代理事长宋教仁先生被刺于上海车站，接着四月二十六日政府未经国会同意，又与五国银行团签立了二千五百万英镑的大借款合同。于是国会哗然，张继首以参议院议长资格通电反对借款。乃至众议院选出汤化龙为议长，政府始将大借款案咨请国会备案，此时汤化龙虽合共和、统一、民主三党为进步党（黎元洪为该党理事长），以与国民党抗衡，并未能使国会通过此案。同时各省军民长官并纷电责难，而江西都督李烈钧，广东都督胡汉民，安徽都督柏文蔚，反对尤烈。本党对此问题之态度颇不一致，中山先生主张兴师讨伐，黄兴先生主张循法律途径而解决。中山先生之主张系一秉为党国之大义，而黄兴先生之主张亦系基于保全革命力量之苦心。武昌黎元洪副“总统”为平息政治风潮，提出宋案划归法律，静候法庭解决，借款予以追认，而审计用途，颇获多数省份的赞同。衡诸当时本党同志所能掌握之武力，实不足以与袁军抗衡，审时度势，我遂一面联合各省呼吁和平，一面连电黎副“总统”请其迅速领衔调处，云南都督蔡锷，陕西都督张凤翙亦与我采相同之行动。
结果黎副总统之调处未见端倪，而袁总统于六月九日至七月一日先后下令罢黜李烈钧、胡汉民、柏文蔚三督，且遣李纯驰兵扼驻九江，赴赣之师又源源出动。斯时复值俄人嗾使库伦内犯，绥、晋首当其冲。我于忧愤之馀，特于七月七日上袁总统这样一个电报：
北京大“总统”钧鉴：窃锡山本一介武夫，罔知大计，滥竽民国，毫无建白。自宋案发生，适逢借款成立，人心摇动，讹言四起，忧国之士每虑南北水火，演成分裂之势。锡山窃以为中国之患不在南而在东，南北虽兄弟阋墙，可以理喻，满蒙为强邻虎视，必以力争。溯武昌起义，各省响应，我大“总统”置身于两疑之地，忧深虑远，统筹兼顾，津京秩序得以保持，近卫师团翕然听从，亲贵财产不尽落于外人之手。驯至清帝退位，民国告成，兵家所谓全国为上，我大“总统”有焉。当事之方急，克强（黄兴）诸公驰驱战地，危在疆场，而我大“总统”侧身京师，愠于群小，其谋国也同，处忧患也亦同，今以一事之误会，意见之微异，酿成国室之争，但略予疏通，即可涣然冰释。而环观全球，外患丛集，积薪厝火，危不可言。东邻野心，早暗视满洲为己有，彼胜俄之后，犹不敢据领之者，实因俄有以牵之也，不得已与仇俄协约，意在平分。更有迫日本以不容缓图者，即美国巴拿马运河开通是也。菲律宾虽属美之领土，实在日本势力范围之中，而日所以不敢取之者，以与俄战后之元气未复耳。美国亦知其终难和平解决，甚欲乘其元气未复之时与之一战，惟因巴拿马运河未通，大西洋军舰运输不便，故迟迟未发。日本亦深知巴拿马运河开通之后，彼在东亚势力美必出而干涉，乘此运河未通，则攫我满土，愈不容缓，特无隙可乘耳。今宗社党盘据东省，与日人以可乘之隙，而日人乘机以接济之，南北风潮叠起，又与宗社党以可乘之隙，而日人又从中推助之。日政府非求好于南，而意实在满也。若墮其奸术，则瓜分立召。东而满洲将成朝鲜之续，西而新甘一带多系升允（清陕甘总督）党羽，倘出而号召，扰乱堪虞，北则蒙古煽动，中俄协约将成泡影。西藏喇嘛久蓄叛志，英人野心，其欲逐逐，而内地好事喜乱之徒，难保不乘机窃发。加之我国会匪遍地，群盗满山，教堂林立，洋商麕集，一旦溃决，外人之生命财产将何以保持，势必惹起列强干涉，国之不国瞬息间耳。言念及此，实堪痛心！推其由来，皆因木腐虫生，疑忌之一念所致。伏思黎副“总统”倡义武昌，力维大局，我大“总统”与孙黄诸公缔造民国，艰苦备尝，推其初心，无非救国，而经营年馀，险象环生，堂堂神州，傥不亡于满清，而亡于民国诸公之手，则天下后世将谓我大“总统”何？今者三督解职，足征无他，望我大“总统”开诚布公，敦请孙黄二公入都，共图国事，破除党见，一致进行，则内忧潜消，外患自灭。其亡其亡，系于苞桑。民国幸甚！中国幸甚！山西都督阎锡山叩阳印。”
本来李烈钧对袁已有“遵令免官”的覆电，胡汉民亦有“请援赴藏方略”的表示（胡免粤督后，被任为西藏宣抚使），袁若不再相逼太甚，尚有策商馀地。而袁军向李烈钧等横施压力，李纯部先在九江发动攻势，李烈钧乃于七月十二日在江西湖口宣布独立。不数日，黄兴响应于南京，陈其美响应于上海，安徽柏文蔚、广东陈炯明、福建许崇智、四川尹昌衡、湖南谭延闿亦先后独立，纷纷组织讨袁军，实行二次革命。长江流域独武昌黎副“总统”与浙江都督朱瑞宣布保守中立。中山先生特发表宣告，促请袁氏辞职，以息战祸。袁氏对中山先生的劝告置若罔闻，且用兵益急。结果因民军部署未周，且与袁军相较，众寡悬殊，不一月间遭到了全面的失败。
在这段时期中，中山先生深知山西处于北洋势力包围之中，形格势禁，呼应为难，特秘密派人告我沉默勿言，以保持北方之革命据点，俟南军北上，再与陕西会合，进攻北京。我刚奉到此指示不久，陕西都督张凤翙给我一个电报说：彼已与我联名拍发一电，反对李烈钧等行动。我当覆电责询其故，张答覆说我：此举孙（指中山先生）可谅解。我才知道我所得到中山先生的指示，他亦得到了，以故未得我之同意而出此。这时李烈钧亦有电给我，表示不满，因李与我在士官学校同屋而居交情甚笃，故他对此颇觉意外，经我覆电解释，他才知道这原是一种未曾得他同意亦未曾得我同意的苦肉计。盖当时北方诸省除我与张凤翙外，馀皆为袁氏基本势力范围，张氏此举，亦可谓为保存北方仅有革命力量的一种权术。
二次革命失败之后，袁氏乘势要求国会正式选举总统，制定宪法。国会参众两院于十月五日联合举行宪法会议，即日先行通过总统选举法，次日就进行总统、副总统的选举，第一、二两次投票，袁氏皆未及法定四分之三的多数，在第三次投票中，始以得票过半数当选，而黎元洪同时当选为副总统。《天坛宪草》因仍主责任内阁制，未能为袁氏所接受。国会尚在议宪过程中，袁氏于十一月四日假国民党以主谋二次革命之罪名，而下令解散，并取消参众两院国民党籍议员四百三十八人之资格。十二日又下令取消各省议会中之国民党籍议员。
至是，国会参众两院悉以不足法定人数，不能开会，各省议会亦成瘫痪状态，袁氏乃令组政治会议，研究解散国会及修改《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两大问题。政治会议先于民国三年（一九一四年）一月十日呈请袁氏解散国会，次又议定《约法会议组织条例》，由袁氏于一月二十六日公布。约法会议于三月十八日开会，从事于修改《临时约法》的工作，由袁氏于五月一日将修订后的《中华民国约法》公布。这一约法完全采总统制，国务卿与各部总长均为大总统之僚属，立法院议员由人民选举，参政院参政由大总统任命。六月二十日袁氏召集参政院开会，二十九日又命令参政院代行立法院职权。在此制度下的中国，不只是高度的中央集权，而且是极度的总统集权了。自然军民彻底分治，褫军权于中央的宿意，更要积极的求其速达了。
山西是民国伊始就实行军民分治的省份，省行政首长为民政长。山西首任民政长为湖北周渤，其后为山西神池之谷如墉，河曲之赵渊，繁峙之陈钰，其间我曾兼任一度，但为时甚暂。民政长之下，分设内务、财政、教育、实业各司，以分掌各项政事。全省按河东、冀宁、雁门、归绥四道区，分置河东、中路、北路、归绥四观察使（民国二年底将归绥亦并入北路观察使范围内），以理察吏安民诸事。
省行政各司改厅最早者为财政部门，初改为国税厅，嗣又改称财政厅，均归中央直辖，而受省监督。这也就是显明的实行中央集权，将财税权收归中央的举措。山西在国税厅时期，厅长为袁永廉，我曾记得有一次民政长陈钰不同意他的整个国税计画，即欲愤而回京。我问了他的计画以后，同他说：“你的计划实在不错，但你应计算计算，实行起来，恐怕卷房要占半个太原城。”他从此自知难以实行而不再坚持其计画，一场风波方告平息。国税厅改财政厅后，第一任厅长为李祖平。我祖父青云公民国三年（一九一四年）逝世，袁总统即派李氏代表致祭，因为当时财政厅长是在省的唯一中央官吏。
袁氏为进一步完成中央集权，曾欲废省存道，使道与中央成为直接关系。这一计画实施的初步，就是于民国三年五月二十三日明令撤销各省民政长，改设巡按使，并改各道观察使为道尹。巡按使虽然在事实上是接替了原来的民政长，但在名分上则不是行政官，而是监察官，特于委派之时，由中央分别明令赋以监督财政与监督司法之权耳。此制行之既久，即可逐渐做到废省存道。
山西第一任巡按使金永是一个旗人，其人相当骄悍，是袁特别派来山西消灭民军势力的。金永到晋，初任内务司长，但一般人皆知其必主省政无疑，果于改制伊始，即实现之。当时中央为分各省都督之军权，命各巡按使成立警备部队，此令一下，金永在晋即积极成立警备队，其数初为七营，继并不断增加，形成对我的甚大威胁。
中央集权的另一措施，就是撤销民政长制之同时，亦撤销各省都督之制，无论中央与地方将领，均授以将军或上将军官职。在中央者上冠一“威”字，驻地方者上冠一“武”字，驻东三省者，则上冠以“镇安”二字，并分左右将军。中央将领威字之上，并人各冠以不同之一字，如段祺瑞为“建威上将军”，蔡锷为“昭威将军”是。地方将领武字之上，亦并分别冠以各该省军事要地之地名中的一个字，如我当时的官职即改为“同武将军督理山西军务”。山东都督则改为“泰武将军督理山东军务”，其他各省亦然。我的同武将军的同字，是取了山西重镇大同的一个同字，山东泰武将军的泰字，是取了山东重镇泰安的一个泰字。为什么山西不取太原之名，山东不取济南之名呢？这一字之差，其用意是很深远的，那就是将来要让山西将军移节大同，山东将军移节泰安，以军政分地贯彻军政分治。这时，北京特地设立了一个将军府，为军事将领之大本营。名义上各省将军之本职亦皆在将军府，督理某省军务只是一种兼职，袁氏于民国三年六月三十日的命令中即有谓“出则膺阃寄，入则总师屯”的话。其所以改行这一制度，就是要逐渐的将军权完全收归中央。
民初中国外交上首先遭遇的一件大事，就是俄蒙条约。俄国处心积虑，图我外蒙，历有年所，清宣统三年，外蒙各地受俄国胁持，已纷纷独立，逐我官吏，驱我军队，俄使并曾向清廷提出蒙人自治与中国不得在外蒙驻兵，不得向外蒙移民之条件，清廷未予承认。民国元年，中国政府正拟进兵外蒙，维护我领土主权之完整，乃俄使照会：若中国进兵，俄当干涉，进而于十一月八日迳以俄蒙条约通知我外交部，公然将俄使前向清廷所提条件定入条约，俄国扶助蒙古编练军队，且在蒙古享有特权，政府虽严词拒绝，亦属无效。
我当时认为俄国乘我民国新建，力量未充，夺我主权，攫我领土，吾人断不能坐视我版图内之一部，不亡于前清之时，而亡于民国告成之日，无论外交折冲能否有效，均应以武力为其后援。否则侵略者将得陇望蜀，内蒙亦恐继入俄手。特于十一月十三日电请中央准我亲率马兵一独立旅，步兵一混成旅，屯驻包头，相机进攻，万一事机决裂，即占据内蒙各盟旗，然后进窥库伦。这一电报中，特别说明：“蒙疆系我完全领土，征伐自有主权。内蒙既固，则兵力财力胥为我有，俄虽狡猾，然为我国兵力所及之地，当亦无词以难。即或派兵暗助，亦属鞭长莫及。如此筹计，我既有最后之设备，彼亦将知难而退。”政府终以种种顾虑，不敢决征蒙之策，只循外交路线与俄使进行谈判。
延至民国二年五月，俄国果嗾使外蒙军分东西两路大举内犯，晋军驻包头之刘（廷森）旅，驻大同之陈旅，首先接战，连电告急。我以北门锁钥，关系重要，又于五月二十七日电请亲带一混成旅前赴战地，亲督迎战。中央以省防重，坐镇不可无人为词，命我派孔庚师长带队应援。孔师长率部兼程北上，与绥远将军张绍曾部及我刘陈两旅协力堵击，敌势始渐顿挫。
已而因政府对边防军事无整个决策，外交总长陆徵祥与俄使所商条件又为参议院所否决，敌恃俄援，进犯益急，朔边各省，岌岌可危。一直延至熊希龄在进步党的拥戴下入组所谓“名流内阁”，孙宝琦继长外交，与俄使重开谈判，缔结中俄条约五款，外蒙军方退，边患方息，而中国之对外蒙，从此亦只剩宗主权的虚名了。
民国三、四年间（一九一四—一九一五年）是中国最沉静的时期，亦是袁世凯势力最盛的时期。各省都督（后为将军）之籍隶国民党者，仅仅剩下我一个人，只有临深履薄，以冀保持此一革命潜力。那时国民党经过二次革命失败与袁氏一再摧残之后，组织颇为涣散。中山先生为重振革命精神，于三年七月改组国民党为中华革命党，设总部于东京，并分遣同志回国策进党务，以图革命之再举。斯时，袁氏力迫清除革命党人，我对来晋同志力保他们身分的秘密，并曾托他们报告中山先生说：我当多方设法保持此一仅存之革命据点，至来晋同志，我决加意保护。中山先生曾嘱我与陈其美先生多取连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