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迫于压力，政府又和拉里开始谈判，谈什么呢？就是让拉里把经营权让出来，退回给政府，政府用钱把自由塔和三号楼的经营权买回来，剩下两个项目的经营权还是拉里的。这样，政府就可以先把自由塔盖起来。政府为了从拉里手里把这个经营权拿回来，谈了一年多，给拉里补的钱超过一亿美元。
政府也完全要遵守商业合同。因为人家遵守合同，人家没有违约，而且每年付了地租钱哪！人家该起诉保险公司的照起诉。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呢，纽约州政府、新泽西州政府、港务局，包括州长、市长，不断在媒体上批评拉里，拉里还是我行我素，政府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政府只能按商业规则出牌，拉里也按规则玩，大家该谈判谈判，没有任何不平等的，一分钱、一分钱地谈，一直到2006年下半年，快到年底的时候，才跟拉里谈完了，把钱给拉里付了，拉里才退出来，然后我们才有机会跟政府（纽约和新泽西州港务局）开始谈自由塔项目。
在谈七号楼时，我们的信用证晚了7天时间送到。这7天是我们口头约定的时间，不是法律上的违约；但是到了口头约定的那个时间，我们的信用证还没到。如果按照中国国内的情况，事情会很容易解决：州长，市长打个招呼，找个朋友说说，这不就差几天嘛，这事前面都谈了一两年了，而且从2003年万通就开始介入了！
2003年下半年的时候，整个世贸还是一片废墟，没有人敢去，因此价钱极低。我们是第一个去那儿谈的外国公司。我第一次去谈的时候，他们所有人都很吃惊，说：“你是第一个美国以外的企业来谈。而且居然是中国人。”拉里当时也非常高兴，给我们的条件应该说是不错的。而且我们帮他，当时七号楼很难租，我们是他最大的租户，一下要租两万多平方米，就这样把市场价格给抬起来了。
在上述背景下，我们只是晚了7天，而且只是违背了口头约定，不能算是法律上的违约；并且我们费尽周折把相关手续都走完了，字也都签完了，我拿着信用证飞过去的时候，觉得应该没问题，那么多人支持，州长，市长等，就差一个礼拜而已，是不是？这时，州长、市长，很多人都给拉里打电话，还有拉里私下的朋友，都帮忙说合，让他给我们做这个“中国中心”的机会，因为这对纽约非常好，对两国的贸易也有很大好处。可拉里就是不买账，对州长不仅不理，而且根本就不待见，最后干脆一甩手上了游艇，出去玩了。因此，在美国那边的商政关系，商人的力量大于政府。政府拿拉里就是没办法。
但是反过来看，我们为什么会晚呢？我们来看看我们这边政府和政策是怎么管企业的吧。为了拿这个信用证，我们面对的是两个国有银行，两个银行都是部级单位，他们都坐不到一块儿。因为按官场的游戏规则，究竟是你到他那儿，他到你那儿，都大有讲究，大家都觉得自己是部级干部，谁都不肯屈驾。去海外投资都需要政府审批，有7个部门要批我们这件事情；可是在纽约，拉里要做这件事，不需要任何人批。他们唯一要批的一件事，还跟中国有关，是“”问题，听起来有些滑稽。
拉里说，我们中间有一个安全条款要谈清楚，涉及到“”，为什么呢？拉里曾经有一栋楼，就在中国领事馆对面，天天有“”闹事，弄得他底楼三年都没租出去。所以他很恼火，硬要给我们加一条，不得有“”来七号楼捣乱。我们说，这事我们管不了！双方讨价还价，光律师费至少花了几千美元，就这个条款，我怎么能保证得了呢？万一“”在那儿举牌子，就算我们违约啦。这实际上是在那里唯一可能扯到的政治关系。最后我们说，这个事情由警察局负责，到时这种事情出现，我们会请警察局提前来的；如果警察局做不到，不算我违约吧？只有是我们请“”来这个地方站着才能算我们违约，否则治安这事儿应该归警察管。
可是在国内，这件事情有好多部门要批。天津要批，北京要批，我们注册在怀柔，批准境外投资需要从怀柔开始批起。
所以我们也不能确定能批完的时间，我们只能拼命去讲，去推动。今天这个项目的租金是我们当时要签约时的一倍了，这件事如果当时做成了，我们今天就赚发了。这充分说明了我们当时的商业眼光和商业的创造性，可这也是我自做生意到现在最为我的智慧感到惋惜的一件事。
最有意思的是，拉里曾经提出来：你告诉我，你们怎么批？你是民营企业，为什么还要批呢？我们说，中国境外投资全要批。他说：好，那就画个你们审批的路线图给我。后来，我们画了半天，最后都没敢给他，因为太复杂了，光是画个简单的，都十几道程序，怕他弄不懂。
这个“中国中心”的项目，我们没有办法控制审批的时间进程。实际上从我们商业条款签完时的一月份，到最后七月份，人家给了我们半年时间。我们半年时间都花在项目的报批和信用证的审批上，时间全耗掉了。这是万通有可能取得超级成功的一个项目，就差了这七天啊，好可惜。因为我两边跑，对比两边的政商关系，我就觉得咱们企业忒没地位了。到哪儿都求人，政府各部门，不管懂不懂得，其实大部分不懂，却都要过问，非说你这不能挣钱，那不能挣钱的。这事其实是个商业决定，退一万步说，股东都愿意赔钱，那还拦什么？如果说股东认为会赔钱，公司就不会做这个事了。至少我们董事会、股东会都商量过，都认为会赚钱，有关部门却还是迟迟批不下来。
从这件事可以看出，在两个体制背景下，企业跟政府的关系完全是不同的。
虞洽卿与辜振甫
政治家跟企业家的关系，在东方社会，例如大陆和台湾，同欧美相比也有很大不同。这100年以来，政商关系做得成功的有几个人，在这里我就讲讲他们的故事。
1949年以前是虞洽卿，他是宁波人，小时候很苦，然后到上海在油漆行做学徒。他很聪明，逐步成长起来，成为经理。后来，最重要的是他去了荷兰银行。现在你们去上海外滩看，那儿仍然有栋楼，是荷兰银行。他当那个地方的总经理。从一个学徒，到去荷兰银行做买办，这很了不起。在商业鼎盛的时候，他又从荷兰银行出来，自己创办企业，做运输和一些其他的贸易。办了这个企业以后，他当时在上海滩上成为炙手可热、非常发达的一个民族资本家。他的企业由于太红火，以至于有一条街道就改成了他的名字。同时，他还是宁波甬商在上海商会的会长。今天这个会长是郭广昌。
就在这时，他有过一段特别的经历。蒋介石在日本学军事的时候，认识了浙江的一个同乡，就是张静江，然后还有陈其美这批人；他学完军事以后，有一阵在上海，又通过这些人，认识了同是宁波老乡的虞洽卿。他还在虞洽卿家住过一个多月。蒋介石在虞洽卿家住的时候，闲来无事，虞洽卿便介绍他到交易所，所谓蒋介石曾在交易所混的说法，就是指的这一段。这期间，蒋又认识了杜月笙、黄金荣，他们都是一帮码头上的人。
虞洽卿就因为这样一个机缘，和蒋介石、浙江财团，以及上海滩上的黄金荣、杜月笙都有非常紧密的关系。后来蒋介石到黄埔军校以及北伐，正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孙中山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北伐军打到九江的时候，虞洽卿就坐不住了，他心里犯嘀咕：如果都是扶助农工，那我怎么办？于是他赶到九江行营，见到蒋介石以后，就问了蒋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你说，联俄、联共、扶助农工，就真要帮助穷人吗，那我这儿怎么办？蒋介石就说了一句话，“穷赤佬怎么靠得住？”他说的是浙江话，意思是说，你放心吧，我是不会信穷人的，穷人怎么靠得住?！这虞洽卿就踏实了。他又问：那北伐军要打倒列强，我在洋人那儿干过，我还跟洋人做生意呢。蒋介石又说了一句话，“洋人怎么打得过？”虞终于清楚了，蒋并不跟洋人真干，于是就说：那我回去，我怎么帮你？蒋介石说：我不日就会攻克上海，抵近南京，你跟杜先生、黄先生说一下，帮我维护好上海治安。
虞洽卿说行，这个没问题（都是哥们儿），我能干什么？蒋介石让他帮自己筹集一些经费，因为到了上海要花钱的。这就是后来我们党史里头讲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背景。很简单，就是杜月笙、黄金荣出打手，虞洽卿买单。虞洽卿曾三次筹集行动经费，他们叫做“革命善款”。他是商会会长，帮助蒋介石募捐，发动“四一二”政变完成了清党。
正是有这样一层关系，虞洽卿这个民营企业，在上海，受南京政府的关照，发展得越来越大。抗战的时候，整个运输都归虞洽卿管；抗日期间政府搬到重庆以后，从缅甸往重庆运物资也由虞洽卿负责。所以虞洽卿的生意一直一帆风顺。而且，任何时候，特别是有困难的时候，只要找政府，宋子文就直接给钱，算是归还“革命善款”；而且批了他一个交易所。没有人敢得罪虞洽卿，抗战最激烈的时候，在宁波的一个城防司令，也是黄埔军校老蒋的学生，这个人向虞洽卿募捐，虞洽卿耍了他，答应捐了，回头说没带支票，赖账不给。那个人就把虞洽卿的客船给扣了，结果虞洽卿就告诉了蒋介石，说那个人破坏抗战，把船扣了，到处都是滞留的难民。蒋介石居然下令把那个人给枪毙了。由此可见虞洽卿当时的官商地位。
所以，1949年以前，所有的民营企业里面，在政治家跟“企业家”关系上最顺风顺水的应该说就是虞洽卿。由于在荷兰银行做过，跟洋人关系也不错，加上跟蒋的这样一层关系，他在国民政府时期，自己的企业一直是最顺风顺水的。
从这个人的身上或可看出，当时企业家与政治家的关系最佳选择有两条：一是要择高处立，只有最高权力者才能成为庇护者；二是要“同心同德，予而不取”，“非以其无私邪？故能成其私”。
在台湾，处理政治家和企业家的关系最成功的是辜振甫先生，他在国民党鼎盛时期是唯一的企业家出身的中常委委员。辜家和政府也很有渊源，在抗战以前，他是一个大地主。后来日本人来了以后，他们开始转向做生意，也有人说，他曾经给日本人带路，是汉奸。国民党在台湾执政以后，搞了一个土改，地主就变成了资本家，他们家也就变成了资本家，形成了台湾水泥等企业，现在的大本营是和信集团（包括台湾中信金控）。
他跟政治家之间，跟国民党之间，有非常好的互动。所以在国民党时期，他的最高地位是海基会会长、台湾国民党中常委，也是企业界最受尊敬的人，又代表当局处理两岸关系，同时本人又很儒雅，而且他们的企业一直都做得非常稳定，一直延续到辜启允、辜濂松这一代。
辜振甫一直讲一句话：人生就是个舞台（他喜欢唱京剧），最重要的不是上台亮相，而是下台的时候背影要优雅。所以他一生上台、下台的时候都演得非常好。到目前为止没有传出任何他跟政府的黑幕，和信的企业发展，跟他的政治地位有很大的关系，他的政治地位在国民党中举足轻重，在蒋经国时期，他就是中常委；当时国民党执政，而且相当一段时间里国民党是一党独大，所以能帮助他的企业建立很大的一个发展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