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东升是“92派”这个名词的发明者。1992年，他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做宏观经济研究，同时还担任了一本管理类杂志《管理世界》的常务副总编。有很长一段时间，他一直在兴致勃勃地策划一个评价体系，想仿照美国《财富》杂志的模型，搞一个中国500家大企业的排行榜。就在这时，国家体改委出台了《股份有限公司规范意见》、《有限责任公司规范意见》，陈东升认为这两个“意见”的颁布“是中国企业发生真正变革的转折点”。他后来说：“当时想创立企业，可是不知道资本从哪儿来，有了这两个文件后，就可以去募集资金，可以去依据一种商业模式寻找投资人来投资。”同年5月，陈东升辞职下海了，选择当时在国内一片空白的拍卖业，成立了嘉德拍卖公司，“那个时候就是满腔热血，当时都没有拍卖的概念，除了在电视上看过，什么都不懂。今天请教这个，明天请教那个，还去香港把拍卖过程录下来，回家大家一起看。”很有学术素养的陈东升相信“创新就是率先模仿”，“要做拍卖，就得像索斯比（全球最大的拍卖行），对一流企业就要跟踪它、学习它、追随它”。到了1996年，嘉德已经成长为国内首屈一指的大型拍卖公司。就在这一年，陈东升又募资创办了泰康人寿保险公司。
民营企业的第三代，从2001年到现在，实际上进入了一个“创富时代”，这个时期最重要的创富加速器是资本市场。这时很多公司从业务和规模上看已经不是一般的公司，它们中有许多都成为全国乃至全球行业的领导者，一些大公司和超大公司开始出现。由于这些大公司的出现，加上资本市场的放大作用，大公司的领导者，包括股东，都变成了快速的财富聚集者。他们迅速成为第三代商人，成为市场经济中民营企业的一个主导力量。比如田溯宁和他创办的亚信公司，开启了中国互联网时代的创业历史，并且成功登陆纳斯达克。
这个时代最重要的特征就是这些代表新经济的网络公司，阿里巴巴上市市值达100亿美元，百度的市值已超过60亿美元。最近几家房地产公司上市，就有100亿美元市值。所以在这个创富的时代，民营企业在某一个行业成为领导者已不稀奇，甚至成为垄断者，风光无限。像国美在家电的流通领域已成为一个垄断者。所以民营经济已经发展到了一个创富的时代。这个时代商人的地位开始提高，商业道德成为一个主流的价值观。比如现在的小孩，对于做生意很接受，对于有钱也不觉得是什么不好的事情。另外，许多人越来越成为经济动物，整个社会成为一个消费社会，买房买车和高消费成为一种时尚。
2001年以后也是阳光创业时代，市场更开放，没有“原罪”了，社会富起来了，海外风险资本开始进入；创业者全面进入各个领域，特别是IT领域，公司治理结构比较清楚，财富开始呈现爆炸性积累，进入全球化创富时代；参与的人员结构也在变化，大量的海归精英和本土知识青年进入，创业成为积极的人生，财富健康化。这个时代的财富称为阳光财富，富豪是阳光富豪。不会有人再嫉妒别人赚了多少钱，而是羡慕。靠知识挣钱越来越成为主流，第二代企业必须转化，否则会死在商业技能上，这个时代需要商业人才。
民营企业的进化过程用了将近30年，几乎每10年一个阶段，最终得以完成。今天再说民营企业，早先的问题基本不存在，但未来跟政府的关系、外国资本的关系问题还在。第一阶段靠爹挣钱；第二阶段靠胆略挣钱；第三阶段靠战略管理、人才挣钱。靠的东西不一样，三个时代公司的特征和文化完全不同。市场越来越健全，第三代民营企业将占主流，前两代的会越来越少。面对变化，第一代要学会组织，第二代要把模糊的公司变成透明阳光的公司，才能进入第三代。第一代死在不会办公司，第二代死在原罪没有根治好，第三代也会死在商业技能上。
总之，改革开放这么多年，民营经济经历了这样三个阶段，形成了三代人，每一个阶段参与的人群又不同。第一阶段是边缘人口加干部子女；第二阶段是全民经商，鱼龙混杂，什么人都下海；第三阶段是创富阶段，实际上最主要的是一些精英，在商场上筛选出来的行业领袖。这些人相当于来到了水泊梁山的聚义厅。一百单八将，每个人都有绝活，比如时迁偷东西是绝活，张顺浪里白条是绝活。当今大家都身怀绝技，业绩不凡，汇聚一起，成为工商界的主体和民营企业的主流。
商贩、工匠与流寇
从中国改革开放的顺序上来看民营企业，也很有意思。中国民营企业是伴随着改革开放的顺序从一些沿海地区开始发展的，沿海地区的地域特征和地域文化对其也很有影响。最早的民营企业，比较集中的当然应该是在特区，主要是深圳、广东、福建，这些地区的民营企业大部分是以贸易起家。贸易，以及由贸易带动的简单加工业，是珠江三角洲民营企业的一种基本形式。有趣的是，在中国的鸦片战争之后，开放的通商口岸也是从广州开始的，之后沿海岸线一路北上直到宁波。那时，广州的十三行是国内最大的贸易公司，家族靠贸易发家，成为中国首富，并晋身全球富豪榜。所以在广东的民营企业身上，体现出明显的贸易文化。
贸易文化就是交易的文化。给钱就搞定，给多少钱，拿多少货，一把一利索，钱货两讫，一拍两散，贸易就是最简单的交易。早期沿海（广东、福建）一带贸易企业特别多，民营企业最崇尚的就是拿钱搞掂，以至于后来“搞掂”一词和交易文化渗透到大陆的各个方面。
另一方面，由于临近香港，香港的制造业大量以“三来一补”形式（即“来料加工”、“来件装配”、“来样生产”和“补偿贸易”业务）在广东、福建落地生根，这使得当地的民营企业从公司组织制度上，更多地受香港的影响。所以他们更早懂得股票，最先知道炒楼花，然后最先知道怎样开董事会。深圳合资企业最多，那儿最早有合资企业，有三资企业，所以广东又最先引进了所谓现代企业制度。这样造成了广东最先“觉醒”了私人财富的概念，也最先“觉醒”了私人消费，因此一开始大款恶性消费都是讲的广东大款。
所以民营企业一开始这三个特点，也就是说贸易文化——交易的文化，现代企业制度，以及私人财富和消费观念，都是从广东的民营企业发起的。也正因为这样，一直到现在，真正治理得好的公司，还是深圳的企业。万科等，都是国内各行业中最大的企业，他们实际上都是从那个时代过来的。
类似的好企业比如李宁、康佳、TCL等等，我们还可以举出很多，但往广东纵深里看，有一点就很不同了。广东内地，你看到佛山、中山，然后到番禺、清远、粤北，这些地方的人，就更多地跟传统文化有关了，他们较少受香港影响，更多依赖家族。这些地方出来的草根企业，几乎绝大部分是家族企业。另外，在这些地区，最基层的地方政府，如县政府、镇政府，甚至村委会，都很强势，它们孵化和扶植起一批后来很有影响的似国企实民营的企业，像容奇镇、三水镇，政府就是代表，科龙和健力宝就是它们的私生子。
江浙地区一向有两种文化传统。一种传统是在历史上，清朝以来的习惯，这个地方做小买卖的特别多，那犄角旮旯任谁都看不起的买卖他们都做了。浙江的许多民营企业仍然沿着这种传统发展起来，如现在的什么“纽扣大王”，“打火机大王”。浙江就有很多这种小的制造业，而这些小的制造业发展成像现在讲的“长尾理论”中的“长尾”，你看上去小，汇总起来就是巨量。所以这边的民营企业有制造业的文化，是传统的小作坊式的制造业。他们不是“三来一补”，一开始做的都是很土的小东西，他们的制造业文化中就没有办大企业的文化，都是做小企业、小制造业。这类小型的作坊式的制造业，几乎百分之百采取了家族管理的方式。
浙江的另一个传统就是从海上往外跑营销。在历史上，也是自清朝以来，他们一直有出海的习惯，尤其是温州地区，国际营销的能力很强，他们在国际营销史上一直都是主打欧洲，所以意大利、法国，现在都是浙江人在那营销。民生消费品当中完全放开竞争的是小商品，目前主要是江浙的企业在做。电饭煲大王、豆浆机大王、皮鞋大王、衬衫大王，他们一直有这种很好的营销传统。这些“大王”几乎无一例外都是从营销起家，然后延伸到上游的制造业。
由于长期是这样一种传统文化，所以就闷声发大财，基本上这样的民营企业都不怎么声张，慢慢做，然后也不借钱，或者只是民间借贷，信用还很好。去温州那些地方借钱一定要当地大佬出面。我跟他们的商会领导经常见面，听说过那儿的信贷方式：比如在温州有10个大哥，这10个大哥坐下来喝茶，说我们要做个事情，需要一家拿多少钱；第二天大家就把现金拎过来，签个名就走了。这种信用关系非常好。
浙江最近有一个吴英的案子，一个20多岁的女孩集资，实际上也是这样的，很有意思，她给抓起来了，可没有一个人来挤兑。这从一个侧面也反映出当地民间的信用关系一直很发达，农村信用社一直是管理最好的。所以，浙江的民营企业是一个制造业的文化、出海营销谋生的文化和家族管理的文化。浙江商人非常务实，吃苦耐劳。在温州，宣传部，包括温州当地的商会领导都一直在讲，当地企业是千方百计、千辛万苦、千难万险、千里迢迢，诸如此类，反正一大堆顺口溜，就是讲他们的民营企业的精神。
中国还有一支民营企业大军是在海南，海南的民营企业更多的是流寇。海南最多的时候有将近两万家民营企业，泡沫经济结束以后全都黄了。当时聚集到那儿的是全国各地最失意和最有梦想、最不安分的人，因为建海南省，这些不安分的人，包括我们，全都跑过去了。当时我们就开玩笑，说到海南的全是“三不幸”女人＋爱折腾男人。“三不幸”就是不幸婚史、不幸恋史、不幸情史，失意的和爱折腾的男人女人，当时就成了海南省内市场的主体。这部分人在1993年房地产泡沫破裂以后就流散到全国了。所以他们来自于全国又回归各地，事实上大量的是流寇型的民营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