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后来蜚声海内外的史学家黄仁宇正在位于成都的黄埔军校接受训练。
“双十节”（民国政府的国庆日）刚至，蒋介石忽然从重庆来到成都，并校阅了黄埔学生。与黄仁宇想象中不同，讲台上的蒋介石，不是那个黄埔建军和北伐时期气势夺人的百战英雄，倒像一个已经进入暮年的老人，言语间甚至还带有像私塾老师那样的啰唆。
以后黄仁宇才知道，蒋校长此时正处于忧郁期，所谓“内心之痛苦，实非笔墨所能言喻”。
冬季攻势
蒋介石来成都，主要目的不是视察黄埔军校，而是兼职四川省主席。
因为一下子添了这么多吃饭的嘴，四川矛盾越积越多，两个地头蛇——王缵绪与潘文华差点要动起刀枪来。
居中调停的蒋介石左右为难，恨不得一人扇两巴掌，痛骂一句：外人都打到家门口了，就剩这么一点可怜的家产，还闹什么闹（“寇患日深，尚有何权利可争”）？
私下里，他也感到异常酸楚。经过多年的浴血厮杀，自己一手培养出来的黄埔学生已死伤枕藉，其中的精英更是损失殆尽，如果不是为了打小日本，何至如此，到头来还要受你们这些土老帽的气。
凄雨冷风中，自命杀伐果敢的“蒋委员长”变得越来越多愁善感起来。国民参政会上，当他念到《诗经》中“风雨所飘摇”一句时，念着念着，不觉当场热泪盈眶。
碰到这种情况，大家都得陪着流泪。
什么，你不感动？那你必定是“无心肝之人”。
后面那一句是老蒋说的。
当然，流泪归流泪，地头蛇还是得罪不起的。蒋介石下令，让王缵绪率部赴前方抗日，川省主席我自己当，这总可以了吧。
只有稳住后方，才能把精神集中到前方战场。
在武汉会战结束后，日本统帅部已难以组织起类似规模的强大攻势，这让中队获得了宝贵的喘息和调整之机，于是继第一期整训后，又完成了第二期整训。
整训的结果，不仅兵力得到整补，而且各部队战斗力都有所提高，乃至于在昆仑关之战已能首次对日军采取主动进攻。
1939年10月，中国统帅部召开第二次南岳军事会议，决定从12月起，动员全国九个战区，接近一百五十万军队，向日军占据的地盘发起冬季攻势。
抗战中，中日情报战就像真实战场一样激烈，而由于日方拥有先进的电码技术，总体上始终更胜中方一筹。
10月份部署的冬季攻势计划，到11月底却被日军从密码电报中截获并破译，由此在很多地区都作了防范。
第一战区还没发作，山西的“华北方面军”却来了个先发制人，向中条山出击，反而迫使其进入防守。上海的日本第十三军如法炮制，通过主动进攻萧山，也让第三战区在行动时增加了很多羁绊。
武汉的第十一军司令官冈村宁次倒也想向山西、上海的同事学习，无奈他做不到。因为自第一次长沙会战失败后，第十一军的兵力捉襟见肘，别说攻，能守住武汉就算不错了。
冈村只能退而求其次，除了在武汉外围加固防御工事外，就是让各师团控制一定数量的机动兵力，以便到时用于策应。
当然，最坏的准备也要有。第十一军弄来了一批运输机，打算哪个据点如果被包围，一时又解不了围的话，便进行空投。
虽然知道中国统帅部要发起冬季攻势，可是究竟哪一天发起，却还是个未解的谜。
进入12月上旬，中方的两个战区仍无动静，冈村心里不由得七上八下。这时第一〇一和第一〇六师团正准备复员，他赶紧把这两个“弱兵师团”给留住，让它们暂时集结于九江，等冬季攻势过了才能打包袱回国。
以前挑三拣四，现在才知道自己的想法太奢侈，兵不够的情况下，连“弱兵”都是个宝啊。
冈村越来越胆小了。
经历过第一次长沙会战后，日本人在内部都不得不承认，此役纵使冈村兵战未败，但心战已败。
12月12日，冈村得知襄河一带已爆发战斗，但这是不是意味着冬季攻势开始了，他也没有把握。
12月15日，他决定亲自动身到前线去视察一下。
去了之后，发现战斗已进入联队级别，野战医院不断送进伤员，而且很多人受的都是刺刀伤。
冈村紧张起来，意识到对面之敌绝不是小股部队，因为只有训练有素的主力才具备如此好的拼刺技术。
一问才知道，在近几天的作战中，竟然已有大队长战死的纪录，有时一场战斗就要伤亡百余人。
看来中队此番来者不善，冬季攻势真的开始了。
12月16日，当冈村返回汉口时，各师团受到攻击的报告已如雪片般飞来，让人应接不暇。
冈村曾视察过的襄河防线属于第十三师团防守区域，而向他们发起攻击的是张自忠右翼兵团。
重于泰山
其实右翼兵团一开始并不顺利。
第十三师团早有防备，加上防守工事坚固，在缺乏重炮配合的情况下，要想取得任何一点进展都非常之难，这也是冬季攻势发起之后各战区普遍未能取得预期效果的重要原因。
但是冈村在襄河战场看到的情况表明，张自忠此次决心很大，若不有所收获，绝不会轻易收兵。
张自忠手书“为民族争生存而奋斗”
张自忠手中最锐利的武器仍然是黄维纲第三十八师，该师与第十三师团主力面对面厮杀八昼夜，雪地上到处都是阵亡的官兵，活着的也虚弱不堪。
这样血拼的结果是，第三十八师不但没能攻破对方防区，自己反而还丧失了原有阵地。
黄维纲向张自忠报告，希望能将部队撤下来。
后者断然回答：不准退！
每当艰难的时候，想到的还是老二十九军的看家本事。张自忠决定策划一次大胆的奇袭行动。
经过侦察，他得知对面之敌在主力投入前线后，其后方较为空虚。
想到要乘其不备，袭其老巢。
第三十八师没法再调了，张自忠只能从赵登禹的基干部队中抽人，好就好在带队长官是张自忠过去在学兵团任团长时的学兵，所以指挥起来要顺手得多。
尽管这样，张自忠仍亲自给夜袭部队去电——
国家养兵是为了打仗，要打仗就有伤亡。人总是要死的，多活二十年，少活二十年，转眼就过去了，但死有重于泰山，有轻于鸿毛。为国家为民族战争而死就重于泰山，否则便轻于鸿毛。
得到兵团总司令的鼓劲，夜袭部队群情振奋，当晚便抄山间小路急行二三十里，对第十三师团的一个旅团部进行猛袭。
这是老二十九军最擅长的一招，犹如当年赵登禹在喜峰口，大刀队挥刀猛砍，把对方旅团部冲了个稀里哗啦。
12月19日，趁日军后方动摇，第三十八师趁机发动猛攻，恢复了原有阵地。仅从战场上缴获的战利品，用两个运输营的驮马搬运两天才全部运完。
然而从这以后，战场又陷入僵局。说来说去，右翼兵团真正起劲的也只有张自忠和他的五十九军，其他部队要么是战斗力很差，要么是出工不出力，比如由刚刚出川的王缵绪领衔的第二十九集团军就迟迟打不开局面。
张自忠决定像随枣会战时那样，东渡襄河，以便改变战局。
临行前，他写下一份遗嘱：此次过河与敌决战，不获全胜绝不生还。
活关公
12月21日，张自忠在渡过襄河后，赶到位于长寿店的第三十八师指挥所，这里距最前沿仅有两里多路。
大刀终究及不上攻坚利器，兵团总司令这次带来的是制胜法宝——新近从苏联购进的野炮。
野炮上阵，几下便打乱了第十三师团的防守阵脚。12月22日，第三十八师乘胜推进，战局出现转机。
可是一马当先冲在前面的人，总是会被后进者绊一跤。第十三师团有两个旅团，一个对付右翼兵团，另一个对付郭忏江防军，张自忠这边挺住了，郭忏却吃不消，已经撤回襄河西岸去了。
如此一来，第十三师团的重量便全部压在了右翼兵团身上。一时间，兵团司令部里的电话铃声此起彼伏，都是要求撤退的。
苏联顾问见情况不好，也向张自忠建议后撤。
张自忠认为绝不能撤，一撤的话，不光是五战区的冬季攻势会就此夭折，襄河防线也可能无法确保，因为襄河前沿除了右翼兵团，已经没有谁能再帮你扛下去了。
一支隶属部队打来电话：伤亡太大了，我们能不能向后移动一下？
统领右翼兵团以来，张自忠素来严于律己，对一手带出来的直辖部队苛刻，对编入兵团的其他部队则能宽就宽，从不疾言厉色，但到这个火烧眉毛的关头，他也忍不住了。
你们来电话，总说伤亡惨重，可你告诉我，营长以上的长官究竟阵亡了几个？
对方语塞。
张自忠拿着电话十分激动：我们今天退，明天退，就算是退到西藏，日军还不是会跟踪而至。现在正是军人报国的大好时机，希望你再苦撑几天，以待援军。总之一句话，只准前进，不准后退，阵地就是坟地，后退者死！
张自忠被湖北民间誉为“活关公”
如果这时候张自忠还安居于襄河西岸，或者第三十八师都缩在后面，兴许还会有人不买账，但现在人家就带着亲兵部队在前沿奋战，谁也不敢真的把兵团总司令抛在后面，自顾自逃到西岸去。
于是大家都只能咬着牙继续苦撑。
1940年1月初，右翼兵团的援军终于到达前线。这个时候整个冬季攻势接近尾声，原先进攻武汉的部队大多无功而返，冈村也已准备举手庆祝了。
但是他认为结束的并没有结束。
2月14日，张自忠下令反攻，第十三师团败退六十里，成为第十一军中损失最大的一个师团。这就是著名的“襄东大捷”。
在针对武汉的冬季攻势中，第五战区是战绩最大的战区，而第五战区又以右翼兵团最为出众。鄂北民间对《三国演义》人物如数家珍，老百姓此后便称张自忠为“活关公”。
不过就全国而言，在整个冬季攻势中，第五战区的战绩也仅能列于第二，居于首位的是第八战区，这个战区的扛鼎人物就是久违的“射雕英雄”傅作义。
讨债的和躲债的
人活于世，往往站得有多高，跌得就有多狠。当年的绥远抗战，使傅作义一夜之间名扬天下，但是到了太原保卫战，经典并没能够延续，作为善守之将，一天之内就丢掉了太原，不管如何都是说不过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