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对面前很有些情绪激动的老者一直是很尊重的，作为一个文人坚持自己的理想追求和职业操守为国家做出过贡献，现在虽然步入老年还是胸藏锦绣、心忧国事，说出了绝大多数中国人的心声和愿望，虽然有些偏激仍然不失为金玉良言，难能可贵！
他起身扶住老者请他坐下，温言劝道：“先生不愧是法学大家、外交大师，看得透彻，说的在理，我们会加以注意的。”一旁站立的白崇禧也连连点头连连称是。
“注意有什么用，关键是要有行动。”王宠惠不依不饶地嚷嚷。
“我相信经过这场国难，国内各方政治力量都在反思过往吸取教训，改变政策挽回国运。我党的变化可谓有目共睹，接受改编、挺进敌后、发展民生、创办工业、兴办教育、救助疾苦，以十分之一的兵力牵制了一半以上的侵华日军，有力地支援了正面战场。
我党体谅国府的困难，军饷时断时续的情况下依靠根据地的农业、工商业、战场上的缴获顽强地独立支撑敌后部队的作战所需，还把自己节省下来的弹药支援武汉前线。主动发起第七战区对第九战区、第二战区对第一战区、留守兵团对第十战区的支援，体现出合作精神。”
白崇禧也不肯落后，抢着说：“咱们国民政府也调整了政策，一边积极组织会战一边开始安置内迁企业、学校和难民，实施了大后方建设计划，大批高级干部进入四川、云南、贵州，整顿地方、修缮道路、投入资金、勘探矿藏，不少外国企业前来洽谈建厂。
政治上也趋于民主，建立了各党派团体广泛参加的参政会，国民党之外的议员占到一半多，共产党也有七人参与其中共商国事，报刊媒体解除新闻审查，可以更大范围的评论时政、抨击弊端、揭露阴暗。宣传不同的治国理念，各个民众团体可以自由集会、游行。”
“北伐时期也是这样，国共合作、革命浪潮汹涌。可到头来占领南京没出两个月就反目为仇、杀得血流成河，两家斗了十年，唉！数年之功毁于一旦。”王宠惠心有余悸地叹息。
周恩来又何尝不是心有余悸，包括党的创始人李大钊、何叔衡、陈潭秋、邓恩铭、李汉俊在内的几万革命者死在昔日并肩战斗的国民革命军手里。把融入国民党中的共产党逼上武装反抗的艰辛征途，十年间几十万人牺牲，要不是理想坚定只怕也成了民国年间的匆匆过客。
经历过这场腥风血雨积攒下深仇大恨的两党为形势所迫走向合作，但心里都还是深藏戒备的，不再像大革命时期那样高度融合。共产党也不再是当初幼稚懵懂、只有激情没有能力的秀才，通过十年生聚积攒下丰富的生存经验和足以自保的实力，倒也不担心对方翻脸。
不过敌后党的力量、西北后方尚处在初建期，在内外夹攻之下肯定是要遭受损失的，所以维护合作关系既是国家的需要也是本党的追求，南方局留在武汉就是设法消弭隔阂、增进互信，他坚定地说：“老先生不用担心，十年前两党革命主张分歧太大。以致分裂。
而现今两党都在悄然发生深刻的变革。国民党从专制独裁开始走向开明和进步，共产党从虚幻的理想中走向现实、立足于国内关注经济建设、发展民生，政治追求越来越接近，救亡图强成为共同的理想，各党派也积极跟随，国内政治力量聚集在三民主义旗帜下、军事力量整合在军委会号令之下。民众力量汇合在现代工业建设和民生发展上。
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各党派谁也不会冒天下之大不韪挑起内战争斗。只是历史的惯性依然存在。当前的大好形势很有可能受到贪婪私欲的破坏出现波折，不过我相信只会产生小矛盾不会出现大分裂。抗日力量会加强相互支援不会发生严重对立。
随着民族危机的加剧中国也在进步，你老的顾虑将渐行渐远，多年愿望将不再是梦想，他终究要在我们这代人手里变成现实！”说着话用力挥了挥手臂。
与何应钦、白崇禧、陈诚并称军委四巨头的徐永昌是靠着个人的发奋从一个孤儿一步步成长为著名军事家的，13岁参加清兵在革命军、北洋军、晋绥军、西北军一路高升除了勤奋学习、不断进修直至陆大毕业，还在于知进退识大体，顺应大势屈己为国，多次让地盘让军权消弭战乱，主张自固吾圉，改良政治，乃是品德高尚的正直军人。
早已厌倦国内争斗、痛恨地方割据的他很赞同周恩来的观点，提醒说：“恩来兄有此认知确属不易，不瞒你说我对贵党的成见源于你们对苏俄的依赖，本人一直认为中国的事情还是要由中国人自己来解决，借助外人的思想和力量，无异于画虎不成反类犬。
当年冯老总从苏联回来信誓旦旦地要在俄国人帮助下统一北方，希望国民三军加入他的国民革命军被我拒绝，因为我知道我们内乱，犹如兄弟阋墙，第三人送一把刀，无论交与弟或兄，总是与我们不利的。他们外国人支援谁都是想控制咱们、谋夺咱们的利益。
国民党、共产党都是靠苏俄支持逐渐发展而起，只是国民党通过清党消除了苏俄的影响逐步倒向英美，而贵党则彻底奉行苏俄极端思想，导致国共相争十年，贻害无穷。
中国要强大总是被人左右不行，英美也好、苏俄、日本也好都没安好心，总是培养不同的代理人攫取国家的利益，英国人占了咱们的缅甸、香港、现在又在西藏捣乱，俄国人抢了远东、碎叶、挑唆蒙古、新疆独立，日本人则靠武力抢走台湾、朝鲜、东四省又杀进内陆。
偌大的国家竟成了强盗们的盘中餐，因而国人必须认清外国人的丑恶嘴脸，不能再把希望寄托在包藏祸心的列强身上，一切还是要靠咱们自己。海松的工业基地很好可以让我们渐渐摆脱别人的控制，可是听说得到了苏联的援助雇佣了大量苏联人，可不要被利用啊！
共产党诸公想在中国建设美好社会初衷是好的，但苏俄的社会并不美好，政治恐怖黑暗、不允许其他阶层生存，经济很不平衡经常闹饥荒饿死人，很多人被关押流放。对外推行强权强行输出革命，唯利是图极其贪婪，效仿他们只能是中国的灾难，望贵党诸公深思之。”
周恩来轻轻点头表示理解他的担忧，爽朗地说：“次宸兄德高望重思虑深沉，你的观点和海松很相似，本党也意识到中国革命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绝不是外国经验的简单复制，因此我们坚决奉行独立自主造福中国的根本原则，制定了符合中国实际的方针政策。
实际上我们和苏联的关系还不如武汉跟苏联关系密切，延安没有一个苏联顾问、除了得到一些俄文、德文的理论书籍就是河西两个师的旧装备。
包头的大量外国人除了上海过来的德国犹太人，主要是苏联集中营里的犯人，是海松上次去苏联以帮助苏联度过饥荒为由白要来的，看中的是他们的文化素质和专业技术，让这些受苦受罪的人有条活路，同时指导地质勘探、冶金制造、传授生产技术、培养技术人员。
张掖、包头的确引进了许多苏联老旧设备和少量重型武器，全是用粮食等物资正常贸易换来的，和那些犯人一样并没有附加任何政治条件，没有苏联官方人员参与基地建设。”
王宠惠将信将疑地念叨：“贵党有这样的认识当然让人高兴，但愿两党能从民族大义出发、着眼抗日大局精诚团结，切莫彼此猜疑、明争暗斗、葬送大好局面。”
白崇禧劝慰道：“老先生不必烦恼，次宸兄、恩来兄的看法我是赞同的，清党那样的事情再也不会出现，谁闹分裂、闹纷争都是不得人心的，会受到全国人民的反对。”
他又拿出副总参谋长的派头高声对国共双方的将领说：“当前，我们取得了一些局部战场的胜利，遏制住了鬼子凶猛的攻击，但是日本政府并没有从失败中醒悟，灭亡中国独占亚洲称霸世界的国策没有改变，他们还要凭借着他们比我们雄厚得多的工业制造能力、比我们完备得多的军队训练体制继续实施他们的侵略计划。
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保护民族不受外敌侵略、看护家园不被异族掠夺就是我们当代军人的神圣使命。不管是国军还是共军都是中国军人，都有责任履行好自己的使命。
在武汉我听你们陈司令长官说过，无论是孙先生倡导的三民主义还是共产党信仰的共产主义其宗旨都是要富强中国、振兴民族、造福百姓，他们之间只是形式上的差别，并没有根本性的矛盾。我是赞成这个观点的，现实中两党也确实开始这样做了，让国人看到了希望。
作为信仰两种不同主义的两党军队不应该被形式上的差别所迷惑，而是要站在民族国家的立场上顾念手足情深、袍泽义重，携手并肩、共赴国难。不要纠缠于过往的恩怨、不要计较于历史的误会，在我们心里应该翻开新的一页，尽己所能为国家民族去奋斗。”(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