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宠惠受西方文化熏陶几十年，最不能理解的是军队参与到主义之争里去，本该是政客们衣冠楚楚在议会里拍桌子瞪眼睛尖牙利齿相互妥协解决的事偏要搅动着几十万上百万军人从肉体上消灭对方来实现，连累的国不宁民不安，在他看来实在是太野蛮太落后太愚蠢了。
听到白崇禧要求国共两党部队放弃党派成见、团结抗日特别对胃口，跟随众人鼓掌后站起身来对着周恩来、白崇禧竖了竖大拇指进一步提出自己的建议：“很好，很好，你们两党的态度让我们这些饱受内乱之苦的外交人员有了更足的底气，希望一直这样延续下去。
即便是将来赶跑了日本鬼子，两党因为治国理念发生冲突时也应该通过谈判协商解决，哪怕十年八年总能找到双方都能接受的办法，绝不能诉诸武力，以消灭对方换取自己的统治。
文明社会的军队是国家的武装，只忠诚于宪法和国家，不受政府更迭的影响。咱们从袁世凯小站练兵开始部队就是私人武装、党派武装，站在国家稳定的立场上我个人觉得都是不合适的，希望你们这些带兵的有魄力进行改变，组成真正服从于国家的国防军。”
他又对陈海松等将领们说：“民国以来老夫见识了太多军阀混战、骨肉相残，实在让人痛心疾首，老夫请求你们这些带领千军万马的将军们以后不要陷入政治纷争，把枪口指向昔日的战友、善良的同袍，那将是民族的悲哀、国家的不幸、民主的湮灭、历史的倒退。
每一个热爱祖国的中华儿女，都有责任尽力维护国共两党两军团结合作的大好局面。”
陈海松站在那听着几个大人物在那交换意见，很有感触，抗日以来中国社会各界都在反思落后挨打的原因，站在各自的立场上提出各自的看法，像王宠惠这样很多人把责任推到北洋时期军阀混战国共十年内战上，强烈要求国共双方放弃纷争、整合出联合政府、统一军队在国民政府领导下形成一个国家、一个领袖、一个主义，以减少内耗全力抗日挽救民族危亡。
甚至于共产国际也要求中共方面完全服从统一战线。要不是党内早早制定了独立自主开展敌后游击战的政策、早早打发钦差大臣王明等人回了苏联，其造成的危害将是巨大的。
王老先生的愿望无疑是美好的、善良的，可现实是残酷的。蒋先生的防共、限共政策从来就没有放弃过，而他自己顽固维护官僚资产阶级、大地主阶级的利益，从来没有改变过剥削阶级本质，无视身处飞速发展的科学民主时代继续用腐朽没落的封建制度管理中国。
依靠专制独裁轻视工商、鄙视工农、漠视民生、仇视革命。不可能带来社会的进步、国家的强盛、民众的幸福。所以来自于21世纪的陈海松才会坚定不移地选择加入能给中国带来光明前程的共产党阵营，即便是有这样那样的不足，终究是进步的力量、革命的力量。
他对眼前的三位国民党方面的高官还是很敬重的，应该算是品格高尚有思想有追求的中国人，然而由于出身、成长环境的影响。相对传统的教育经历、目前的地位仍然制约着他们的知识、见解，无法客观审视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自觉不自觉地站在统治集团利益上认可目前的社会制度，担心外国侵略和国内工农运动损害自己和整个集团的利益。
满足于既得利益，始终拿不出解决土地集中、六成以上人口赤贫、贪官污吏横行、国家建设停滞不前等现实问题的方案。他们和蒋先生的不同在于不希望武力解决思想的争端，寄希望于共产党的妥协和本党的进步，渐进地消弭国内的矛盾，意识不到这根本不是两党的观念冲突而是中国社会尖锐的阶级矛盾的深刻反映。只是被更加危急的民族矛盾所掩盖。
这样根深蒂固的阶级立场不是三言两语可以扭转的。只有当共产党在自己的根据地里建设起生产力高度发展、进步开明、遥遥领先于国统区的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才可以用铁的事实来改变他们认识，用强大的实力来维护新制度下各阶层民众的利益。
他做出受教的样子向王宠惠等敬礼表示敬意：“几位老总心忧国事、爱国之情溢于言表，令我辈敬仰。所思所想都关乎国运、立意深刻、见解不凡，对我等多有教益。
我是赞成军队国有的，关键是代表国家的政府要能代表全体中国人民的利益。制定的国策、政策能给中国带来富强、民族带来团结、社会带来进步、各阶层人民带来幸福，得到全体民众的拥护。有了这样的政府。不管是国军还是八路军建军的宗旨都已实现，仅仅剩下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完整这个单一的任务。自然是要交给国家的。
不过这需要一个过程，有赖于作为执政党的国民党致力于发展经济、解决贫困，致力于政治开明、推行民主，致力于社会进步、改善民生，致力于军队整训、提高战斗力。在这几方面做好了，国共两党的分歧也就消失了，军队之间的对立也将随之消除。
我们在这谈再多也只是建议，不如国民政府切实做出改变来的有意义，成立政治协商会议、整顿好后方秩序、推行减租减息、安顿好内迁民众，建立起国防工业将有效地凝聚人心、缓和矛盾、增强国力。后方建设委员会已经成立并开始工作，我们期待着他发挥出指导作用。
共产党作为中国社会重要的政治力量，欢迎国民党发生的积极变化，也将在自己管理的几个根据地里积极探索富强中国的社会改造之路，当我们两党都把注意力集中到发展社会生产力、改造社会弊端、谋求民众幸福时，我们就没有心思防范对方了，防范别人不如自己实干，只有干出成绩才能展现出本党主张的优越、制度的合理、政策的有效。
在我看来，国民党已经慢了一步，在民主政权建设、民众组织管理、教育文化卫生事业、工商经济发展、现代工业创办、军队编制、战法探索等方面都落在了我党我军的后面。
原因在于贵党缺乏明确的发展规划和具体计划，实施有效管理的政策，不善于调动运用民众的力量，缺乏深入一线踏实肯干的基层干部，这是北伐以后中国社会始终停滞不前的主要原因，贵党有必要认识到这一点并加快加以完善，否则真的会差距明显招致各界批评。
我感到现在这种状况就挺好，中国需要的是发展，两党在各自区域内按自己的主张进行社会改造的具体实践，互相学习、互相促进、相互借鉴，既是一种竞争也是一种鞭策，促使我们拿出精力做对国家有益的事，而不是仅凭主义就否定对方、武力消灭对方。”
王宠惠这些官僚出身的干部早已习惯于高高在上指点江山，对具体的社会问题缺乏了解或习以为常毫无应对的办法，听陈海松讲了半天，又把责任推回到国民政府身上，似乎还在指责国民党不干正事、缺乏管理国家的能力、没有资格代表整个国家，心里很郁闷。
倒是生活经历坎坷、周旋于各路军阀之中人老成精的徐永昌颇能理解共产党方面的顾虑和打算，暗暗佩服共产党这招埋头发展、用事实说话对策厉害，感慨地说：“健生兄、恩来兄，我们这些旧式军人只知道打仗，从来没想过如何建设国家，海松和我们不同，志向远大！
我记得后方建设委员会就是他提议搞的，前方打仗后方建设相互促进，战胜敌人的同时增加国力改善民生很有见地，可惜他不能亲自参与，不过这条路是对的，我们这些老家伙应该全力支持。两党各自发展、和平竞争很有创意，很好地避免了双方的矛盾维护了团结。
我们过去总是希望革命成功以后再发展经济民生，结果是越革命经济越受损、社会矛盾越激化，革命就要不停地延续、战争成了国家的主要工作、革命渐渐脱离了最初的理想。
海松年轻，没有我们那样的经历，所以旁观者清看到了中国社会的动乱根源在于普遍的贫穷和组织的混乱，给我们两党都提出了革命的新任务发展经济改善民生，这一观点可以说是将近三十年中国革命的经验总结，代表了中国革命者的觉醒，革命回到了最初的理想。
孙先生当年也有宏大的建国大纲，可是他没有国家领导权和军队支持，付之东流。
阎锡山、李宗仁在山西、广西也进行过这样的探索，以保境安民为口号割据一方，发展本地区本团体的经济军事实力与政府对立，结果一省再强实力终究有限也都归于失败。
现在这一观点上升为国家意志就好办多了，国家可以集中人力物力财力进行大规模的建设，军队掩护建设、建设支援军队，形成良性循环，消除各阶层各党派之间的矛盾，从根本上消除社会动乱的根源，中国才能更安定、更团结、更有力量。
我算看出来了，共产党里呀有能人！咱们两党都是中国人都是为中国好，还是要团结要合作，海松做的好，不忘提醒国民党搞建设、除弊端，这样才不见外，才是合作的态度嘛！以后前线作战后方建设少不了还得相互支援、共同进步，贵党还要多帮忙的。”(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