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海松看向四十余岁、面孔消瘦、目光阴冷的契卡头目，斯大林的独裁统治往往表现在用人的随意性上，因为需要他常常越级提拔忠诚于他的干部，曾经一夜间把一个中校提拔成中将，让当事人都感觉到不可思议，这个善于迎合、热衷于肃反的家伙也是一个幸运儿。
“赫梅利尼茨基同志，你说的很对，我们做好了随时支援苏军行动的准备，包括地面空中力量的组合、武器弹药的补充、粮食物资的运输。因为斯大林同志早在六月份就要求八路军部队在东北、华北等地对法西斯日本军队展开有力的牵制性攻击，以分散日军的兵力。
我党从国际主义大局出发，不顾连续作战的疲惫、弹药物资的匮乏，命令八路军第二、三、七、八战区所属部队积极展开对敌斗争，华北我军相继解放二十多个县城，破坏数百个交通线据点。长江以南八路军部队虽然兵力较弱却利用敌军疲敝之机在沿海一带频繁出击，拖住敌人八个师团一个海军舰队，夺回汕头、福州、温州、宁波等海港城市。
蒙古人民军接连遭受重创后，朱可夫将军直接要求绥远方面提供工程建设部队、辎重运输部队，在前期作战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由此可见中国军队是伟大红军的坚强支持者、重要的辅助力量，苏军的失利不仅仅是苏联的损失，也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重大挫折，我们同样很痛心。为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更大程度上的支持苏军，我们要求晋绥军区所有部队进入一级战备。随时听从斯大林同志的调遣，根据朱可夫同志命令向前支援。
我感到遗憾的是这样的支援还是缺乏力度，派遣的五万工程建设部队只有一万多支步枪，轻机枪都很少，在面对日军特种攻击中缺乏应有的战斗力，导致运输线、物资基地屡屡被攻破，影响了前线的作战，应该说苏军的失利我军工程运输部队是负有一定责任的。
如果调过去两到三个八路军野战师配合工程部队行动。他们警惕性高、军事技能强、防守反击运用熟练，一定可以牢牢地控制住我军后方，不会让一个日本特战士兵偷袭成功。”
嘿！越说越来劲了，满嘴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似乎苏联中国应该联合起来一致行动，这只怕是你染指蒙古的借口吧！看来斯大林同志、伏罗希洛夫同志、贝利亚同志的担忧是有道理的，中国人。最少是陈海松开始在蒙古问题上采取实质性动作了，必须遏制他的念头！
“陈将军，你的建议很具有建设性，但是我得到的最高指示是使用苏联红军集群完成对日军的作战胜利，苏联有充分的人力、物力、财力履行保卫蒙古的承诺，并不需要中国地面部队、空中部队的帮助。因此蒙古前线指挥部赋予你的任务是带领你的特战队前出到塔木察格布拉格附近展开敌后侦察、袭扰工作。并把日军的兵力部署和最新动向及时报告给指挥部，除此之外战役计划的制定、兵力的调集使用、物资的前运保护等工作将完全由苏军负责。”
“这么说前线的指挥并不需要我的参与，我成了一个自作多情的多余的人，这似乎和中国政府的授权很不相符，我得到的命令是带领绥远、察哈尔、东北八路军部队全程参与中苏两军联合军事行动。我想这中间一定有认识上的误差，我希望得到准确的描述！”
“准确的描述就是苏联国家和军队对蒙古人民共和国承担着保卫其领土完整、主权独立的崇高国际主义义务。绝不允许其他国家的军队进入蒙古的领土，这是苏蒙互助条约所规定的苏军应尽的责任，对日军的作战就是这一义务的具体体现。”赫梅利尼茨基骄傲地说。
“我对此很不理解，蒙古是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吗？国际社会予以承认了吗？他有权利签订对外条约吗？中国是苏联、蒙古的敌人吗？履行无产阶级革命义务错了吗？斯大林同志、朱可夫同志不知道这个条约是排斥中国的吗？为什么还要再三邀请中国工程兵部队、特战部队进入蒙古？中国部队到底是支持了苏军还是危害了苏军？我觉得这是个严肃的问题，这关系到我军的声誉、也关系到中苏两国两党两军之间是否相互信任，是否有必要继续合作！
如果不能得到满意的答复，作为中国军委会特命军事顾问、国防部副部长我将命令滞留在蒙古境内的所有中国军人、商人、医护人员撤出蒙古。我们不能一面付出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履行国际主义义务，一面妨碍苏联军队履行条约规定的救援义务，这对中国不公平！”
哈，狐狸的尾巴露出来了！你还标榜自己是一个国际主义战士，站在狭隘的民族主义立场上反对蒙古人民国家独立、民族自决的正义主张，无视反动僧侣、领主对贫穷农牧民的野蛮统治残暴压榨，竟然和蒋介石反动军阀集团站在一条战线上，可见你的觉悟何等低下。
他愤然起身怒斥道：“我必须明确告诉你，蒙古的独立是蒙古人民的共同选择，是符合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正义行动，苏联党和人民坚定不移地支持蒙古人民摆脱野蛮农奴制度的压迫，建立起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政权，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止蒙古人民走向光明。
中国满清王朝统治蒙古三百年间没有给蒙古带来社会的进步、经济的发展、民众的幸福，北洋政府同样没有，你和你的政府、腐朽专制的国民政府同样无法给蒙古人民带来和平安宁，你的渗透、立足、颠覆的阴谋早已被英明睿智的斯大林同志洞悉。有红军在你休想得逞！”
“既然存在这样深刻的误解和防范，我个人感觉中国军队的存在只能加深这样的误解换来更大的防范。这不是我们所希望得到的结果。既然苏联愿意单独承担包围蒙古领土主权的义务，热爱和平、珍惜中苏友谊的中国将满足你的愿望，撤出外蒙古地区。各位，再见！”
铁木辛哥正谈得好好的被这个白痴一样的家伙一阵胡言乱语搅得双方合作破裂，让他目瞪口呆，幸好华西列夫斯基中将眼疾手快一把拉住怒气冲冲离开座位向门外走去的陈海松，他忙紧走几步，握住陈海松的手说：“陈将军息怒。蒙古作战需要中国军队的帮助。”
陈海松冷冷看了看两位名将，淡淡地说：“蒙古作战是苏联的责任和义务，中国军队的存在是对苏联的巨大威胁，这是我刚刚得到的忠告，中国不应该背负怀疑去流血牺牲，我这就去温都尔汗，了解部队的伤亡损失情况。然后带着他们回家，希望苏军为他们的撤离提供方便。”说完，头也不回地走出会议室，出了大楼，跨上他的两个警卫驾驶的吉普车离去。
铁木辛哥趴在落地玻璃窗前失望地望着吉普车远去，叹了几口气心情沉重地转过身来。鄙夷地看着端坐在椅子上满脸无所谓的赫梅利尼茨基，怒气冲冲地说：“赫梅利尼茨基同志，现在你满意了！那么请你带着你的警卫连去前线侦察敌情去吧，希望你能拖住法西斯军队。”
赫梅利尼茨基大将毫不掩饰自己的愉快心情“铁木辛哥同志，你应该为我们消除了蒙古稳定的隐患高兴才对。你没有听出来吗？陈海松并不承认蒙古是一个社会主义大家庭里的主权国家。在他心里蒙古应该继续成为中国的封建藩属，想想他来到这里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我们不能被他的花言巧语所蒙蔽。失去布尔什维克党的原则和苏联红军的立场。”
“我们没有你想象的那么愚蠢，可是我们需要有特种作战经验的特战队的支援，需要有大量的人员帮助我们修建军事设施、运送物资，需要有人在我们的后方保障运输线的安全，你自己看看地图，乌兰巴托离前线有多远，我们需要多少武装人员来守备前线的生命线。
你有吗？斯大林同志给我的准备时间只有一个月，可是除了远东的39特别军步兵第32师开始集结，十天后能赶到外，我们手里只有温都尔汗的两万残兵，没有飞机、没有坦克、没有大炮，你让我用什么去抵挡日军的进攻，用什么去击退消灭侵入蒙古的法西斯军队？”
“铁木辛哥同志，作战指挥是你的事，我的职责是确保蒙古完全置于苏联的绝对控制之下，即使陈海松能带来辉煌的胜利，我们也不能让他把精心准备的强大武装力量调进蒙古来，这是统帅部处理蒙古事务的根本原则，站在一个联布共党员的立场上我没有做错什么。”
“你没有做错什么？你错的连自己都不知道什么是轻什么是重了！中国八路军部队毕竟是共产党的武装，陈海松说得很清楚是带领部队援助苏联红军的，等打完这一仗完成了战役任务你再欢送他们离去不就行了，大不了送给他几个师的装备，可你现在把他们排除在战役之外，表现出明显的敌意和戒心，他哪里还有心情配合我们作战，是我也要走！
军事指挥是我的职责，我所需要的先遣兵力、后方辅助兵力一股脑被你赶走，你让我怎么指挥？我必须向国防人民委员会报告这里发生的情况，我想你也有必要去电说明。”
也是啊，怎么一见这小子就高度警惕，听到他说要派兵就控制不住，是有些操之过急了，可总不能舔着脸再去请他回来吧，伟大的苏联红军离开了中国军队还打不了仗了？“铁木辛哥同志，斯大林同志对陈海松一直不放心，他的调兵计划是隐藏着阴谋的，阻止他计划的实施是在震慑他的民族主义倾向。现在目的已经达到，我相信他不敢违背中苏两国政府的命令，率领部队脱离战区是严重的违纪事件，他将被送上军事法庭受到严厉处罚，他不敢违抗！
等他看到苏联党和政府坚定地决心豪不动摇时就会无可奈何地回到这里，乖乖地受领他的任务带领他的特战队去前线为你的作战部署去打探敌情、骚扰敌人后方。”
“醒醒吧！我的政委同志！他不是你的下属，更不是联布共党员，而是中华民国的国防部副部长，是受到斯大林同志邀请代表他国家来这里参与作战指挥的，你不许他参与指挥，不许他的部队进入，不许工程兵部队获得武装和补充，他还有必要留在这里吗？你不是一再重申蒙古不能有苏军以外的军人存在吗？他为什么不可以带领他的部队离开？”
“这是严肃的政治问题，他不敢违背斯大林同志的指示！”
“那是你的想法，对于他来说他是中国政府特派顾问，只服从他的国家和政府的命令，受到歧视、怀疑他完全有权利做出撤军的决定，这不正是你所需要的结果吗？”
“不，不，这不是我的本意，我只是阻止他调集部队进入蒙古，并不反对特战部队完成特种作战，更没有要求工程运输部队撤出蒙古，他是做贼心虚、恼羞成怒，他会回来的。”
“好吧，我和你一起等三天，希望你的判断是正确的。”
7月25日，忐忑不安中备受煎熬的赫梅利尼茨基大将没有等来陈海松向他低头认错，常驻乌兰巴托的绥远商贸负责人乌兰夫拜访了苏联驻蒙古大使伊万诺夫少将，通报说中国国防部副部长陈海松上将巡视了工程兵二师后做出了撤出全部中国人员的决定，昨天已经从温都尔汗乘飞机回国，工程兵二师师长熊厚发、邵烈坤，三师师长尹宝山命令部队收拾装备物资将在三天后启程，自己回来一是向苏方通报情况二是通知蒙古境内的所有货栈撤离。
很快，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鲁布桑沙拉布、部长会议主席丹巴也从温都尔汗赶来，对中国医务人员、卫生防疫工作人员、商队货栈、工程部队撤离蒙古非常失望。蒙古在战火中受到沉重的人员装备物资的损失，需要外部社会的有力支援，他们理解苏联的困难，只好把拯救民众恢复经济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同志的身上，希望苏联政府予以挽留或是提供相类似的援助，否则蒙古民众将失去粮食、医药，很难战胜瘟疫和饥荒遭受灭顶之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