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宗羲,字太冲,号梨洲,生于1610年(明神宗万历三十八年),死于1695年(清康熙三十四年),浙江余姚人。明末清初经学家、史学家、思想家、地理学家、天文历算学家、教育家。学问极博,思想深邃,著作宏富,与顾炎武、王夫之并称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或清初三大儒);与弟黄宗炎、黄宗会号称浙东三黄;与顾炎武、方以智、王夫之、朱舜水并称为“清初五大师”,亦有“中国思想启蒙之父”之誉。
著有《明夷待访录》、《孟子师说》、《明儒学案》、《宋元学案》(全祖望补成)、《南雷文定》等书。
一、社会背景及对君权论的批判
明代末年,封建统治集团日益腐化,贵族宦官、官僚大地主加紧压榨人民,广大农民饥寒交迫,流离逃亡。统治阶级与广大农民的阶级矛盾达到极其尖锐的程度,于是爆发了李自成领导的轰轰烈烈的农民大起义,推翻了明朝的昏暗统治。清军入关,使当时中国社会的矛盾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国内民族矛盾比较突出。清军南下,到处屠杀,“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就是清兵血腥暴行的显著事例。农民起义军的队伍,明代政权的残余力量,广大的劳动人民,中小地主阶层中的部分人士,都起来进行抗清斗争。
但当时成立的“南明”政权的统治集团,依旧昏庸无能,内部也不能团结一致,抗清的斗争终于失败。当时一些具有民族主义的思想家都投入抗清的武装斗争。在武装抗争失败以后,他们改变斗争方式,加强思想理论方面的工作。明代政权的覆亡,汉族主权的丧失,给他们以莫大的刺激,他们要追问汉族主权丧失的原因,要清算过去的政治制度的利弊,于是提出了对于主义的一定程度的批判。同时更要清算过去的学术思想,要求改变过去的不良学风,建立为未来的政治斗争奠定思想基础的新学风。
在农民起义军攻下北京得到初步胜利的时候,原在中国东北部的满族统治者与明朝的官僚大地主相勾结,乘机进入山海关,后来逐渐统一了全中国。
明代后期以来,中国封建社会中孕育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缓慢地增长起来。社会经济的发展,使思想家们考虑问题的时候在一定程度上注意了工商业发展的要求。工商业的重要性,市民阶级的愿望,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在哲学思想中。
在这种国内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尖锐复杂的条件下,出现了黄宗羲的民主思想的萌芽。黄宗羲批判了传统的关于君臣民关系的看法,指出秦汉以后的君民或君臣关系都是不合理的。
明朝是高度发展的中央集权的封建主义制度,作为最高统治者的皇帝拥有最高的权力。而这拥有最高权力的君主终于被农民革命的浪潮所推翻。崛起于东北的满洲贵族却趁机夺取了中原的政权。
君主的覆亡,汉民族主权的丧失,给黄宗羲以深刻的刺激,使他致力于政治制度问题的探究。他清算了过去的历代的政治制度,总结了长期的历史经验,于是提出了对于君主的深刻批判,发挥了初步的比较明确的民主观念,这是黄宗羲对于中国思想史的一项卓越的贡献。
黄宗羲学问甚博,他反对空谈,注重“实学”,对天文、算学、地理等都有研究,特别重视史学,开辟了近代史学研究的风气。他的主要贡献在政治学说方面,提出了比前人更进一步的民主观念。
关于君与臣的关系,黄宗羲认为,“缘夫天下之大,非一人之所能治,而分治之以群工。故我之出而仕也,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人们出来做官,应该为人民办事,不应该专为君主一家一姓服务。黄宗羲指出,有这样的君还不如无君。“向使无君,人各得自私也;人各得自利也。”人人都是一样,何以不允许人人各求私利而让君主一人独占一切利益呢,“岂天地之大,于兆人万姓之中,独私其一人一姓乎”?他指出,秦汉以后的君主,被臣民看做“寇仇”,称为“独夫”,都是应当的。黄宗羲严厉排斥了秦汉以后的君权至上的主义制度。他的“以天下为主,君为客”的主张是相当明确的初步民主思想。
他指出,君臣是共同治理天下的人,治天下好比拉大木头,前边的人和后边的人,呼喝相应。于是他提出君臣名异实同的观点,他说:“岂知臣与君,名异而实同耶?”
他打破了传统的尊君卑臣的观点,提高了士大夫的地位。他指出,为臣的人应该努力追求“天下之治”。所谓治应该是人民的安乐。“盖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人民生活安乐是治,人民生活愁苦是乱。而朝代的兴亡不是治乱的关键。一个朝代的兴未必是治,一个朝代的亡未必是乱。“桀纣之亡,乃所以为治也,秦政蒙古之兴,乃所以为乱也。”
他严格区分了“臣”与“仆妾”。臣应该“以天下为事”,而“君之仆妾”则仅仅是君主的“奔走服役之人”。臣应该是君的“师友”,不应该做君主私人的奴仆。但是,黄宗羲认为“君之仆妾”是为君主“奔走服役之人”的观点,正好反映出他仍然是站在剥削阶级的立场上的思想家;他的初步民主思想也仅仅是讲少数人的“民主”。
他完全从“万民”的生活来解释治乱的意义,把一姓之兴亡看做不重要的事情。他更提出对于“杀其身以事其君”的传统道德观念的反驳。臣不是“为君而设”的,所以也不必为君而死,臣所追求的应该是人民的利益。他所谓臣主要是指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他的君臣关系论主要是主张提高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的政治权力。
黄宗羲关于君臣君民的学说,可以说打破了“君为臣纲”的传统思想,是对于封建主义的有力批判,是相当明显的初步民主思想。
黄宗羲认为,在上古时代,君主的最初设立,是由于有人能为天下兴“公利”,除“公害”,“不以一己之利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为害,而使天下释其害”,于是受到人民的拥护,推戴以为君主。在这种情况下,“古者以天下为主,君为客,凡君之所毕世而经营者,为天下也”。即天下人民是主,君是客,君的工作都应是为了天下人民的。
但这种合理的君民关系,后来便被颠倒过来了:“后之为人君者不然,以为天下利害之权皆出于我,我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亦无不可。”即君主要独占一切利益,把害处都推给别人。这样,主客关系就颠倒了。“今也以君为主,天下为客,凡天下之无地而得安宁者,为君也。”君主强迫天下人民为他一人服务,也标榜“大公”,但所谓“大公”只是他一个人的大私而已。“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于是君主就把天下看做“莫大之产业”。汉高帝刘邦取得了政权以后,对他父亲说:“我所得到的产业,比二哥谁多?”这句话,把君主的心情完全表露出来了。既把天下看做产业,在未得的时候,“其未得之也,荼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曾不惨然,曰我固为子孙创业也”。得到以后,“其既得之也,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视为当然,曰此我产业之花息也”。君主过着荒淫无耻的生活,而天下人民被敲骨吸髓,陷于痛苦的深渊。这样,君主实际上是天下人民的大害。“然则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
二、以学校为议政机关的政治理想
黄宗羲还提出对于主义的法制的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