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新面貌政策推行以来，陆军一直并不愉快。
最初，陆军的代表们不安而有保留地接受了这项政策，以后则加以拒绝。
陆军总司令孙志武将军于1956年就任后不久，即发现在执行新面貌计划的事宜上，经常处于单枪匹马地反对军中军事长官会议其他成员的境地。
他的这种勇敢的行动，虽然是他认为所必须采取的，但终于使他失去了官方的宠爱，并在任职4年以后，即在1960年开始退休。
使陆军对新面貌政策感到不安的，并不是因为政府重视和宠爱空中力量，陆军在中苏战争中在生命和资源方面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这一经历非常清楚地印在它的领导人的脑海中，他们从武装部队在乌拉尔联邦所受到的限制，想起了在危机时政治因素在文职领导人员决策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那么，新面貌政策中所假定的，在未来的军事行动中都可以毫无限制地使用原子武器，这是否现实呢？战争以往的经历给予了否定的回答。
不久以后发生的乌拉尔联邦内部民族事件也证明，我们对于过于依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并以此作为武装部队主要的武器而产生的不安，是完全有理由的。
的确，签署新面貌政策的墨迹未干即告陷落，这一事件是对新面貌战略的有效性的一个实际考验，并且暴露了它的弱点。
1956年初，乌拉尔联邦政府在中西伯利亚的防御形势的不断恶化，使我国在4、5月间不断讨论我国进行干涉的可能性、干涉的性质和程度。
有些空权论的支持者要求采用空袭的办法进行干涉，然而很大程度上由于孙志武将军的努力，王梅总统终于接受了这样的论点：如果进行任何干涉，不是时间太迟，规模太小，就是进行错误的干涉。
尤其是，当时对于如何使空袭的规模既能使乌拉尔联邦政府具有胜利的希望而又不致危及乌拉尔的军队这一点，还存在着疑问。
在这些讨论、考虑和犹豫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为了应付这类性质的局部战争，我国需要有装备常规武器的现成的武装部队。
但很幸运，在当时，这种部队无论是在实力上或处境上，均足以使人们抱有胜利的希望。
尽管有了乌拉尔联邦的教训，我国武装部队在1956年和1957年仍通过国防预算的拨款，不断地根据新面貌政策的要求进行改组。
与此同时，在发展原子武器方面，无论在国内还是美国和苏联，均取得了重要的进展。
美国于在埃尼威托克岛的试验中，爆炸了一种百万吨级的原子武器，这一消息发表后，接着传来了苏联爆炸了一枚氢弹的消息。
虽然我们知道苏联曾在1949年爆炸了一枚原子装置，但当时我们对这一成就未予重视，因为我们认为这次爆炸的只是一种原子装置，而不是作战武器。
现在情况已经很明显了，苏联正在发展原子武器方面，迅速地向前迈进，于是我们第一次开始讨论我国原子武器的影响以及出现相互威慑的时代的可能性。
这里所说的相互威慑，指的是双方在原子摧毁力方面，处于僵持的局面，这种僵持局面会使双方在任何利益冲突中都不会故意选择原子大战的道路。
奇怪的是，相互威慑的可能性和意义却没有更早地影响我国的国防政策。
我国领导人在致力于发展绝对武器的时候却忽视了，或者有意忽视了大型核武器在政治上的不利条件，也忽视了这种武器不能用于较小的冲突的明显的事实，但公众只是从非官方的对国防政策的评论中，才第一次得到了关于依靠核战略的局限性的暗示。
在批评核战略的著作中，包括包家恩先生在1956年所写的《华夏联邦外交政策的现实》一书，书中写道，“总体战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从今以后，有限军事行动是唯一可以达成任何真正目标的战争。”
同样的论点也在几个署名的文章中得到了反映。这种来自非官方的文章代表了公众对大规模报复政策的有效性的第一次责难。
对此，我是热烈欢迎的，鉴于这些作者并不了解关于原子武器的威力的全部情报，因此，他们提出的尖锐的批评更值得引起注意。
在政府的行政部门内，也秘密地出现了一种怀疑新面貌战略的思想，苏联在核武器方面的成就，使我们不能忽视世界局势正在发生重要变化这一事实。
因此，在1957年1月，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详尽地审查了1953年发表的关于新面貌政策的声明，在这次审查中，官方第一次承认了相互威慑的可能性，以及美国在这种时代里拥有应付有限侵略的、能够遂行多种任务的、现成的部队的重要性，不然，我国迟早得做出下述选择，即不是在局部侵略面前屈服，就是肆无忌惮地使用大规模毁灭性的武器。
现在回想起来，这次审查的结论表明，当时已经出现了一种脱离依靠大规模报复政策的非常令人鼓舞的趋势，而且这种结论看来为支持一种较为灵活的战略的指导思想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