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79万毕业生，17.1%失业率，既要又要的困局，无解的就业歧视

《2024高校毕业生就业数据报告》——

2024届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总规模预计1179万人，相较于2023年，增加21万人，达到历史新高。

按照我国新生儿出生数计算，直到2038年左右，我国高校毕业生总数，还会持续上升，不断刷新历史记录。

某种角度而言，高校毕业生数能表现一个国家高文化水平、高素质人才储备的现状，在国家发展过程中，优质的人才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但，事实上，却并非如此。

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显示——

我国不包括在校生的16-24岁劳动力失业率居高不下。

2023年12月为14.9%；2024年1月为14.6%；2月为15.3%；3月与2月持平；

4月、5月、6月分别为14.7%、14.2%、13.2%，连续三个月下降，似乎就业市场开始呈现积极态势；

但7月又升至17.1%；8月破表至18.8%；9月略降至17.6%；10月再降至17.1%。

很明显，不包括在校生的16-24岁劳动力失业率，虽有上下波动，但整体上看，仍处于历史高失业数值阶段。而这一数据正好涵盖所有本专科应届毕业生和部分应届研究生。

一边是不断刷新历史纪录的毕业生数；一边是应届生失业率居高不下。解决高校毕业生就业问题，迫在眉睫。

这样的大背景下，却不断出现“不和谐”音。

“学历歧视”

——用人单位招聘中，以应聘者取得的学历高低，对应聘者进行评价和筛选；

——用人单位招聘中，以应聘者毕业的院校档次，对应聘者进行评价和筛选。

前者形成的“鄙视链”大体是，博士学历>硕士学历>本科学历>专科学历>高职学历>自考学历>成考学历；

后者形成的“鄙视链”大体是，留学海归>清华、北大和C9高校群>一般的985高校>部属211高校>普通211高校>普通高校。

“疫情班歧视”

——就业市场近几年出现的一种针对高校毕业生的新型歧视。即，用人单位不招聘疫情期间就读大学的应届生。

用人单位为2022年至2024年毕业的应届生贴上“疫情班”标签，认为这段期间毕业的大学生，没有在高校接受过完整、系统、有效的线下教学。

因为疫情的客观原因，大量的时间都在上网课，长期的隔离，又容易沉迷手机，既没有学好专业理论知识，也没有机会进行专业技能实习。同时，还缺少沟通能力和社会实践。

各类就业歧视，加剧了高校毕业生就业的严峻趋势。

媒体认为——无论是“学历歧视”，还是“疫情班歧视”，严重伤害就业市场的公平性，破坏竞争环境，是一种赤裸裸的偏见，这种傲慢病必须治一治；

教育专家，公知学者认为——高学历并不等于高能力、高素质，反而会影响人力资源队伍的整体素质。不要疫情班毕业生是一种扭曲的招聘观体现，不仅否定具体个体的努力，也表现企业缺乏科学的人才评价体系。这是典型的“聪明反被聪明误”；

心理学家认为——“学历歧视”和“疫情班歧视”现象，给历届生带来自我怀疑，丧失自信，更加焦虑不安。不利于年轻人的健康成长，造成更多的心理问题出现；

法律专家认为——招聘者以“学历”和“疫情班”为由，拒收相关应聘的高校毕业生，涉嫌违反《就业促进法》，构成对特定群体的就业歧视。主管部门需制定坚决纠正就业歧视的专项行动方案，及时接受相关申诉，建立相应的处理机制，完善和落实就业歧视公益诉讼制度。

总之，一边倒的指责用人单位是共性，所有的“锅”必须由用人单位来“背”！

存量经济时代，部分企业发展处于困境阶段，削减产出、减薪裁员的情况时有出现。

企业在不断挣扎中，招聘新人，一方面是企业自身刚需，一方面自然是希望以最小的用人成本带来最大的用人效益。

无论是所谓的“学历歧视”，还是“疫情班歧视”，某种角度而言，更多的是企业的自保行为——在简历阶段，通过硬性要件筛选部分应聘者。

这种筛选，确实不能做到百分百准确，但在“鉴别”和“培养”都已经成为企业不可承受之重的运营成本时，用“学历高低”、“学校差别”和“学习形式不同”作为分辨条件，是节约成本的最有效方法了。

再者，学历、学校、学习形式，当然是有证明力的。

学习之路，本来就遵循着“付出与回报”成正比的关系，应届生所获得的学历，所毕业的院校，是学生素质和能力的典型表现。

不可否认，“疫情班”毕业生很大一部分时间是在线上学习的，无论所谓的“教育专家”怎么普及线上模式的优越性，基本的学习规律就是“面对面”才是最好的教学模式。同时，因为客观大环境，正常的社会关系被割裂，实习实践机会被减少。学生质量下降是必然。

当然，不能一概而论。问题是——现在的企业还有容错的空间吗？

将“锅”推给企业在背，公平吗？

就业歧视，当然需要解决，特别是每年千万级的毕业生人数，失业率居高不下的现在。

但仅靠企业是不行的。

例如“疫情班”就业歧视，客观原因造成，不是个体责任，全部压力都推给企业，不仅解决不了问题，还会给企业造成新的经营困境。

那么，政府首先要站出来，出台针对性的激励政策，共担“网课一代”毕业生进入人才市场后的磨合、培养成本；教育部门、人社部门应积极帮扶就业不畅者，组织相应的职业培训，使其更好的与用人单位进行对接。

各高校应该具备基本的社会责任心，对近几年毕业的学生，不能直接放手。教育的首要目标就是确保教育的质量，对疫情期间，因客观原因，教学形式的改变，导致教育质量没有得到保障的事实，应进行尽可能的弥补。对重点课程、实践课程，进行后续的完善，提供专业的培训服务，指导毕业生重点提升、完成巩固。

至于“学历歧视”，就目前现状而言，其实是无解的困局，陷入恶性循环。

我们的教育，本就是“中高考制”，其实质就是在进行人才的选拔、淘汰。

正因为如此——哪里都有重点中学；哪里都在大兴“集团化办学”，优质学校垄断化；哪里都在将学生以成绩为标准分为三六九等。

1995年，我国启动“211工程”；1998年，我国提出“985工程”；2017年，我国推进“双一流建设”。

是我们的现行教育管理评价体系，给学校贴上了各种标签，把学校进行分级。我们自己给学校加了“冕”，却要求，用人单位把“冠冕”踩在脚下，这本就是自相矛盾。

我们不能既要又要，遮遮掩掩，欲拒还羞，明明是“应试选拔”的根，非要开出“素质教育”的花。

很无奈的是，用“学历”进行歧视，起码是尊重个人付出的，是承认个人付出与回报成正比的。

彻底根除“学历歧视”，就必须要在中高考选拔机制上动大手术，但取消了中高考，又拿什么维系公平？从某种角度而言，考试是目前最简便的打通上下渠道的方法，这或者也是我们这样的国家必须要坚持“中高考制”的意义。

对一部分人“歧视”的不公平，往往意味着对另一部分人的公平。打破“歧视”最好的方式，是修炼自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