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周总理离世，多年后中行查账却发现46万存款，是何人所为？

前言

1976年1月8日上午9点57分，周恩来总理满怀着对祖国的热爱，与眷恋在北京逝世，享年78岁。

总理离世之后，妻子邓颖超将骨灰撒向了祖国的大江南北，他们没有子女，却有十里长街，百万群众挥泪道别。

周总理离世后，工作人员整理了他的遗产情况，他发现周总理的收入很是单一，每月都靠微薄的工资生活，除此之外再无进账；然而他的支出也颇为简单，除去党费、房租、伙食等必要开支外，他的其他钱都用于订报纸、补助同事等其他小规模开支。

当时周总理的工资是400.8元，妻子邓颖超的工资为347.5元，从1958年到1976年期间，夫妻

二人十八年的总收入为161442.0元。

可是周总理光补助好友与工作人员就支出了10218.67元、补助亲属36645.51元，并且在银行积蓄超过5000元之后便上交党费。

总理去世后，他与邓颖超的总存款只有5709元。而这笔钱在邓颖超的授意下也全部交了党费。

然而，1997年中国人民银行却在周总理的名下找到了1.2万英镑的存款，加上存储的利息，折合人民币约46.7万多元。

先前提到，周总理和邓颖超十八年来的总收入仅为16万元，这突然多出来的巨款从何而来？

为什么用周总理的名义存入中国银行？这笔钱到底是周总理的私人存款，还是另有隐情？事情我们要从一个英国女孩谈起……

黑暗中的微光，小职员英雄救美

1940年二战的硝烟已经从欧洲大陆传播到英伦三岛，当时的德国在快速地进攻巴黎后，将自己的炮火轰向了英国。

伦敦在经过长时间的轰炸变得满目疮痍，在当地工作的英国女孩多利（后改名为刘道蕊）因为公司倒闭而难以生存，那时的他只有22岁。

为了填饱肚子，她来到了中国银行伦敦的分行工作。当时的伦敦分行很是重要，因为英国在二战前是世界金融的中心，所以伦敦银行不光要处理英国业务，就连欧洲大陆和非洲城市的业务也有所涉及。

多莉则负责国民党在英国人员的工资管理，对于这些人的工资收入与支出自然是了如指掌。

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他发现许多的国民党的海外员工经常会到俱乐部游玩消遣，将大笔的金钱投入其中。

多莉出生在普通的英国工人家庭，他们家也不富裕，再加上伦敦近日出现的废墟残骸让她对中国也产生了怜悯。

她说道：

“我看到中国同事在俱乐部里染上了许多英国的坏习惯，甚至是参与赌博，而他们的国家正在遭受苦难，我真的很心痛也很同情。”

善良的她便劝说这些同事，希望他们能将工资寄回国内，让国内的家人不再忍饥挨饿，也为了自己回国后作出长远打算。

虽然有些人依然不知悔改，但有些中国人还是幡然醒悟，听进了多莉的劝告，而多莉也会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帮助同事们减免一些手续费。

一个英国人能如此善意地对待中国同事，自然赢得了他的赞誉，而她的经理也对他颇为器重。转眼之间，他便在中国银行奉献了四年光景。

然而，她的善良却闯出了“大祸”。

1944年中国正是抗日战争的关键一年，为了得到更多的支持，国民政府和红十字会在伦敦分行设立了募捐箱，以此来筹集资金。

然而，多莉却在一天下班后，发现国民政府的募捐箱，经常会有官员暗中盗取捐款，用于自己消费。而自己所捐献的钱财也不翼而飞，落入了别人的口袋。

多莉忍无可忍，他自知上报上级也没有什么作用。于是乎，他想出了个办法。

根据她后来回忆说：“我们那时在柜台上面放了两个箱子募捐善款，一个是蒋介石的爱人设立的，一个是红十字会设立的。我将蒋介石的那个募捐箱放到柜台底下，将红十字会的募捐箱留在柜台上面。这是因为我不相信他们，我可以肯定的是，那里的钱一定会转到那些官员的口袋里，”

谁知，他的好意却引来弥天大祸。

在那些募捐箱管理员的眼中，多莉的一举一动便是“抢”自己的钱财。

他们居然诬蔑多莉要独吞善款，要求银行将其开除。

多莉赶忙解释道：“行长，请您要相信我，我真没有拿过里面的钱，那些人都是在污蔑我啊！请您一定要查清楚。”

行长疑惑地问道：“既然不是你拿的，你为什么要动募捐箱，现在箱子里的钱少了，你的嫌疑很大。”

这时一个男子露出了诡异的笑容，赶忙插话道：“就是你拿的，这些钱都是用来支援中国抗战的，你这种人必须开除，送入大牢”

就是此人拿走的善款，现在的他正义凛然，完全忘却了自己纸醉金迷时的无耻与兴奋，仿佛高人一般，对其他人评头论足。

如此险恶之人，居然将一个善良的小姑娘逼上绝路，要剥夺他的工作与自由。

银行行长与多莉相处4年岂能不知他的无辜，他加上国民党内部贪腐如风，自然明白谁对谁错。

然而，在一个国民党专员面前，一个认真工作的小职员便显得无足轻重，尽管他知道事情的真实面貌……

此时一个男子的声音传到了三人耳中：

“我可以证明，这笔钱不是那个职员拿的！”

说这句话的人叫做刘本昆，是多莉的同事。他是一个中国人，在清华毕业之后加入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工作，一年之前被调往伦敦工作。

见到同事有难他选择站了出来，他也发现有人偷窃善款，但是行长却希望刘本昆不要多管闲事，如今事发，他也按捺不住了。

“行长，这些钱不是被他拿走的，这是我亲眼所见。”

刘本昆说的时候，却将目光对准了国民党专员。

可这人依旧不依不饶，专员还是要求将多莉开除处理，将他踢出银行。幸亏刘本昆口才很好，与他据理力争，这才保住了多莉的工作。

正是因此，两人的关系渐渐好了起来，经常会外出游玩。在长时间的相处当中，多莉被刘本昆的正义感所打动，两人情不自禁地陷入爱河。

1949年两人度过了五年的恋爱长跑，他们婚后十分的恩爱，妻子受到刘本昆的影响，

根据丈夫的姓氏他将名字改为了刘道蕊。

并在伦敦继续打拼奋斗，两人的生活也有了起色。

同一时间，东方的新中国也正式成立了。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向着世界各地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一个蕴含五千年底蕴的文明古国，一时间进入了新的时代，中国人民不再遭受封建主义的压迫，不再遭受帝国主义的侵略，他们站起来了。

得知消息的刘本昆拉着妻子的双手，对他兴奋地说道：

“新中国成立了！中国人民苦尽甘来，再也不用被战争折磨了！”

与此同时，一个重要的选择摆在了刘本昆夫妇面前：在英国承认新中国之前，到底是选择人民政府、还是台湾当局。

返乡回国，英国女孩放弃国籍

新中国成立之初，自然明白海外资产的重要性，

在周总理的直接指示下，中国银行建立中央管理处，并立即发电海外分行，要求冻结各行的资产，接受人民政府接管。

然而，电报还没有发来，中国银行的伦敦支行便爆发了危机，他们很快就分成了两派。其中一派人希望返回台湾，继续接受老蒋的掌控；另一派则主张回到人民之中，接受人民政府的安排，而刘本昆夫妇便在这一派。

可一只拦路虎站在了他们面前，银行行长在收到周总理的命令后，居然不愿接受管理，甚至要将外汇转移到台湾当中，而这些钱几日之后就会被运走。

行长自知有些人反对，他便大肆裁员，将银行中大部分的员工全部遣散，只留着十多个人驻留此地，作为一个爱国青年，保住这笔外汇成了他的首要任务。

当时的欧洲已经从战乱中逐渐苏醒，伦敦支行的业务也慢慢兴起，这笔钱绝对不是小数目。

刘本昆毅然决然地集结了其他四个爱国青年，专门成立了一个起义小组。

后来他在回忆录中写出了原因：

“中国人民在革命之中节节胜利，蒋介石的反动政权在不断衰退，保卫伦敦中行的我国人民财产变成了重要任务。为此我和楼、郭、周、席五个人总是在家中开会讨论此事，我们一直在做努力，幸好大家都没有放弃！”

经过反复决议，他们给北京的领导发出了电报，在说明听从人民政府的指挥后，把行长的阴谋披露了出来，请求总部进行指示。

随后总部发出指令：按照总管理处要求，以中国银行的名义在伦敦的汇丰银行中开设英镑账户，并由小组成员的一人签字。

他们顺利完成任务的当天，行长突然发现账户上没有了钱财，欲哭无泪的他只能乖乖地回到台湾复命。

起义成功之后，刘本昆被总部任命为襄理，让他继续在伦敦工作。

而刘本昆也凭借着自己的努力与妻子买了一套公寓与汽车，两人过得有滋有味。

原本富足的生活让刘本昆受到了很多好友的羡慕，然而，此时此刻，他比任何人都想回归祖国，异国他乡这么能容纳下赤子之心的中海男儿。

从1943年开始，刘本昆一直没有返回家乡，他多想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多想看看新中国的繁荣昌盛，多想看看守望多年的家中母亲。

刘本昆总是会带着妻子来到中国驻伦敦办事处，从那里了解新中国相关的报道与电影。

他从中得知，此时的新中国还在建设当中，相比自己富足的生活，大洋彼岸的同胞却连温饱都成了问题，这让刘本昆不止一次地伤心落泪。

但他却无法回去，当时的英国政府虽然承认了新中国的，但迟迟没有与其建交，自己的妻子是英国人，

如果带着刘道蕊起身回国，她将何去何从？她的国籍该如何是好？

妻子看他总是魂不守舍，便明白了缘由。她很清楚在中国生活肯定比不上英国，但她却坚定地支持丈夫的抉择，为此她愿意放弃自己英国国籍。

1957年刘本昆激动地给总行领导写下一封信件：“我希望回到中国工作，我的夫人也同样愿意同我一起回国。”

但他们的返乡之旅并不顺利，刘道蕊决定成为中国革命的时候受到了很大的阻力，除了家人的阻拦之外，英国政府要求他出示中华人民共和国愿意接纳他为公民的文件。

然而，中国大使馆得知消息后，立即帮他申请了文件，并为他颁发了入籍证明。英国移民官看到证明后大吃一惊，无奈之下只能同意申请。

1967年总部安排刘本昆夫妇返回国内，收到信件的刘本昆再也忍不住自己的泪水，

归心似箭的他将英国的房产低价处理，只拿到了1.2万英镑的价格便踏上了回国之旅。

而这1.2万却出现在周总理名下。

回国捐款，贫苦余生

1967年6月，周总理正在中南海办理工作，忙碌一天的他又收到秘书传来的文件，这时周总理发现了一封没有署名的来信：

“敬爱的周总理：

我们今天通过银行给您汇款去了1.2英镑，这些钱是我们这些年从工资中节省而来，我们打定主意，要将这笔钱陆陆续续地交给国家使用，用作社会主义建设当中。

然而我们不知道应该通过何人将这笔钱交给国家才能稳妥可靠，不得已之下，我们才将此事交给您进行处理，只因我们相信您！”

在信封当中还有一张1.2万英镑的汇票，而这笔钱正是刘本昆卖出房子的结余，他们初次回国，并不了解国内情形，在万般无奈之下，将这笔钱送到了周总理的办公桌上。

1.2万英镑可是一笔巨款，周总理收到款项后立即做出批示：“这是个人存款，国家不能收，必须尽快查明捐款人，把捐款全部退回去。”

然而，国内情况复杂，让工作人员始终无法确认捐款人的消息，只能先将这笔钱以周总理的名义存入中国银行当中，再去寻找神秘的捐款人。

刘本昆夫妇回国之后，刘本昆被任命为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国际部副总经理，妻子则被安排到新进员工的培训之事，对于这笔巨款也没有放到心上。

1986年刘道蕊经过了组织的考验，佩戴上心心念念的党徽，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97年中行进行了一次内部审计，突然发现了30年前的这笔巨款，根据当时的汇率而言，这12万英镑加上30年来所产生的利息，折合成人民币高达46.7万元，而当时100平米的楼房差不多在6万元（不同城市并不一样）。

经过核实，银行很快就查清了捐献者的信息。上级得知消息后下令：

“将这笔款项的本金与利息一并还给刘本昆夫妇，按照周总理当年的指示来办。”

此时的刘本昆夫妇已经退休了将近十年光景，二人在退休之后很是艰难，因为长时间的工作，刘本昆的身体变得衰弱，用着微薄的退休金来吃药住院，很是艰难。

银行领导得知他们的近况后，十分坚定地要将钱款退回，这位老人从英国辗转回国，在国家最为艰难的时候保卫下人民的资产，现在病重，正是急需钱财之时。

可两位老人怎么也不愿意收回这笔属于他们的财产，

老人说道：“我们把这笔钱已经捐出去了，我们就不能收回，你们收着就好！”

这时，刘本昆缓缓地说道：“当年我是怀着愧疚的心情回来的，当时国家需要我们这些年轻人拿起笔杆子、抛头颅，洒热血来干革命的时候，我却身在英国。如今，新中国成立了，我就想为社会主义建设做一点点的贡献，那又不行吗？”

双方意见相左，就如此僵持下去。这时刘道蕊向领导提议道：“我们可以用这笔款项，以我丈夫刘本昆的名义建立一个基金会，用来表彰银行之中工作优秀的青年员工。”

最后，银行领导知道无法违逆老人的决定，便勉强答应了他们的要求。

就在那一年，有8位青年员工成为了刘本昆基金的获得者。

不幸的是，刘本昆老人并没有见到第二届的获得者便先行离世，而他的遗孀刘道蕊女士没有和儿子一起到香港生活，反而一个人留在了北京，直到去世。

有人想不通他为什么不和儿子团聚，老人笑着回道：“他们虽然想接我去香港生活，但我的一生都热爱着这片土地，这里有着我所深爱的人和一生的事业，我不能离开。”

2009年1月6日，这一天是刘道蕊的生日，中国银行的员工为他热热闹闹地举办了生日聚会，此时的她来到中国整整42年了。看到这些年轻的员工，刘道蕊亲切地说道：

“十年之后，我还要在北京过自己的生日，你们一定要来……”

然而，刘道蕊女士的生命停留在了2013年，享年95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