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诺奖得主达龙·阿西莫格鲁：为什么西欧在1800年前后实现了经济起飞？

达龙·阿西莫格鲁资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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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诺奖得主达龙·阿西莫格鲁：经济增长的机制和原因

当地时间10月14日，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将202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达龙·阿西莫格鲁、西蒙·约翰逊和詹姆斯·A·罗宾逊。以表彰他们“对制度如何形成及其对繁荣的影响的研究”。

这些获奖者对长期影响国家经济繁荣的因素做出了创新性研究。他们对体制如何影响繁荣的深刻见解表明，支持民主和包容性体制的工作是促进经济建设的重要途径。

达龙·阿西莫格鲁所著的《现代经济增长导论》，是一部关于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鸿篇巨制，也是宏观经济学必备典藏教材。本书旨在解决两个问题。首要的一点，这是一本有关经济增长和长期经济发展的书。为了理解为什么一些国家实现了增长而其他国家没有，经济学家必须超越机械的模型，提出那些关于经济增长根本性原因的问题。第二，本书也可以作为一本研究生层次的介绍现代宏观经济学和动态经济分析的教材。

以下摘自《现代经济增长导论》一书后记，总结了本书中最重要的几方面内容和从中收获的一些启示。

作为本书的结尾，在此我将简要讨论我们从本书的模型中学到了哪些内容，以及这些模型如何给出一个关于思考世界增长和跨国收入差异的有益视角，而不是总结迄今为止讨论过的模型和观点。然后，我将简单概述许多尚未讨论过的问题，这些问题有助于我们了解忽略了哪些内容，而这些忽略的问题也是未来研究的潜在主题。

我们学到了什么？

首先总结一下本书中最重要的几方面内容和从中收获的一些启示。

当前收入差异源于增长差异。就经验层面而言，研究经济增长，不仅对理解增长过程十分重要，而且还因为分析当今国家间的收入差异也需要我们理解为什么有些国家在过去两百多年中经历了快速增长，而有些国家则没有（第1章）。

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技术的作用。经济表现和经济增长的跨国差异与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技术密切相关。本书的部分内容重点讨论了这些要素对生产和增长的贡献（第2章和第3章）。从中得出的一个结论是，技术对理解经济表现的跨国差异和跨期的差异非常重要。这里的技术指的是生产技术、知识和生产组织总体效率的进步。

内生投资决策。虽然我们可以将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跨国差异视为给定，并以此推动经验研究，但我们仍然需要将这些投资决策内生化，以便更好地理解跨国收入差异和增长差异的机制与原因。本书中大部分内容的主旨在于理解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积累过程（第8章至第11章）。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投资都是前瞻性行为，同时依赖于个体对其投资的期望报酬。因此，理解这些投资差异与理解不同社会之间的报酬结构差异（即不同行为的货币和非货币报酬和激励）以及个体如何对不同报酬结构做出反应密切相关。

内生技术。我始终强调技术应当被视为内生的，而不是上天的恩赐。有充足的经验和理论上的理由让我们相信，新技术是由那些追逐利润的个人和企业通过研究、开发和改进创造出来的。此外，应用新技术的决策往往对利润激励高度敏感。由于技术看起来是经济增长的一个主要驱动力，同时也是影响跨国经济表现差异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我们必须了解技术如何对要素禀赋、市场结构和报酬结构做出反应。本书的一个主要目标就是构建一个强调技术内生性的概念框架。对内生技术建模需要采用一些特定的思路与工具，这与对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投资建模所需的思路和工具有所不同。有三种因素尤为重要。第一，研发新技术的固定成本与技术的非竞争性特征使我们必须应用创新者拥有事后（创新之后）垄断力量的模型。

这可能同样适用于企业应用新技术的情况，虽然适用性可能稍差。垄断力量的存在将改变分散化均衡的福利性质，并产生一系列新的交互影响和外部性（第12章、第13章和第21章第21.5节）。第二，创新过程是一个隐含的竞争和创造性破坏过程。对内生技术建模需要构建包含更多细节的关于创新的产业组织模型。这些模型将阐明市场结构、竞争、法规和知识产权保护对创新和技术应用的影响（第12章和第14章）。第三，内生技术意味着不仅技术变化的总体速率对报酬敏感，而且研发的技术类型也对报酬敏感。影响社会开发的技术类型的主要因素依然是报酬结构和要素禀赋。例如，不同要素相对供给的变化很可能会影响将要开发和应用的技术类型（第15章）。

不同社会的联系和世界的平衡增长。虽然内生技术和内生增长是我们思考经济增长过程，特别是理解世界经济增长历史的主要因素，但同样重要的是，要认识到大多数国家并不会研发自身需要的技术，而是应用世界前沿技术或者使之与现有技术相适应（第18章）。实际上，跨国技术转移可能是在最初的工业化阶段之后融全球经济的许多国家大多有着相似增长率的一个原因（第1章）。因此，对跨国收入差异和世界上大部分国家的经济增长过程建模需要仔细分析技术扩散和国际经济联系。在这种背景下需要对两个主题予以特别关注。第一个主题是合同制度，该制度使上下游企业之间、企业与工人之间、企业与金融机构之间得以订立合同。这些制度安排会影响投资数量，影响企业家和企业的选择，以及不同生产活动在各企业和工人之间的配置效率。不同社会的合同制度有着明显的差异，而这些差异似乎是影响世界经济中技术应用和技术扩散的一个主要因素。合同制度不仅直接影响技术和经济繁荣，同时也将形塑企业的内部组织结构，使之有助于提升生产效率并影响企业的创新水平（参见第18章的第18.5节）。第二个主题是国际贸易关系。国际贸易不仅能产生经济学家熟知的静态收益，还会影响创新和增长过程。国际劳动分工和产品生命周期即是国际贸易关系促进技术扩散和提高生产专业化程度的两个例子（第19章）。

经济起飞和失败。过去200年中的世界经济增长与几千年前的情况截然不同。虽然在某些历史阶段、某些地区曾有过间断性的增长，但直到18世纪，整个世界经济增长基本处于停滞状态。这种停滞状态有几个方面的特点，包括：生产率低下，社会总体和个人经济活动的成果波动性很高，农村和农业经济占主导，同时伴随着马尔萨斯特征，即产出增长通常伴随着人口增长，因此产出增长对人均收入的影响很小。经济停滞的另一个主要特征是试图实现经济增长的努力以失败告终：许多社会在经历一段时间的增长之后就会陷入萧条和停滞。这种周期在18世纪末得以改观。我们将今天的经济繁荣归功于经济活动的起飞，尤其是工业活动的起飞，这起源于英国和西欧，然后扩散到世界其他部分地区，最明显的是扩散到欧洲的西方旁支，比如美国和加拿大。今天富裕的那些国家正是最早实现经济起飞的国家，或者是那些能够迅速应用技术，并将经济增长建立在技术之上的国家，而技术又是经济起飞的基础（第1章）。对当今跨国收入差异的研究需要解释为什么有些国家没能很好地利用那些新技术和生产机会。

结构变迁和转型。现代经济增长和发展伴随着一系列根本性的结构变迁和转型。这包括生产和消费构成的变化（从农业转移到工业以及从工业转移到服务业）、城市化、金融行业的发展、收入不平等和机会不平等的变化、社会和生活方式的转型，企业内部组织的变迁，以及人口转型。虽然经济发展是一个包含众多方面的过程，但其实质很大程度上在于整个经济和社会的结构转型（第17章的第17.6节、第20章以及第21章）。这些转型本身就是很有意义的研究对象，同时，这些转型对研究持续增长来说也是很重要的因素。缺乏结构转型不仅是经济停滞的表现，而且往往是经济停滞的原因。有些社会可能难以实现经济起飞，同时也不能从现有的技术和投资机会中获益，这部分是由于这些社会未能成功地推动必要的结构转型，因此缺乏有利于应用新技术的金融关系、适宜的技能或者企业类型。

政策、制度和政治经济学。就企业和个人是否投资于那些对经济起飞、工业化和经济增长来说必不可少的新技术和人力资本而言，他们面对的报酬结构起着核心作用。这些报酬结构是由政策和制度决定的。由于多种相互关联的原因（第4章），政策和制度还直接影响一个社会能否走上现代经济增长之路。第一，政策和制度直接决定了社会的报酬收益结构，因此决定了对物质资本、人力资本以及技术创新的投资是否有利可图。第二，政策和制度决定了现代经济关系中必需的基础设施和合同安排是否存在。例如，如果合同执行机制、法律与秩序的维护以及至少最低水平的公共基础设施在一定程度上缺失，那么现代经济增长就不可能实现。第三，政策和制度能够影响和规制市场结构，因此决定了创造性破坏的力量能否发挥作用，进而使效率更高的新企业得以取代效率更低的现有企业。第四，制度和政策有时（或者可能时常）会阻碍新技术的应用，以保护那些在政治上拥有强大力量的现有企业，或者巩固现有政治制度。因此，为理解现代经济增长过程，我们必须研究社会的制度和政策选择，进而我们需要研究增长的政治经济学，对哪些个人和群体从经济增长中获益、哪些受损给予特别关注。如果受损失的个人或群体不能得到补偿并拥有足够的政治权力，那么我们就可以预测政治经济均衡将导致并非促进增长的政策和制度。关于增长的基本政治经济学分析使我们能够洞察何种扭曲型政策可能会阻碍增长；何时这些扭曲型政策将会被采用；以及技术、市场结构和要素禀赋如何与掌权的社会集团的激励因素相互作用，或者促进经济增长，或者阻碍经济增长（第22章）。

内生政治制度。政策和制度对理解长期增长过程和跨国经济表现的差异至关重要。反过来，这些社会选择是在一个社会的政治制度背景下做出的。民主社会和独裁社会一般会做出不同的政策选择，同时产生不同的报酬结构。但政治制度自身并不是外生的。沿着均衡路径，政治制度会发生变化，这种变化源于其自身的动态变化，以及因技术、贸易机会和要素禀赋的变化而产生的激励因素（第23章）。因此，为了更好地理解世界经济增长和当前的收入差异，我们需要了解（1）政治制度如何影响政策和经济制度，进而塑造企业和工人的激励机制；（2）政治制度自身是如何演变的，尤其是当政治制度与经济结果和技术相互作用时；（3）为什么政治制度以及相关的经济制度并没有在所有的历史时期都导致持续的经济增长，为什么直到200年以前这些制度才导致经济起飞，为什么有些国家会阻碍先进技术的应用，并使经济偏离了增长路径。

以上的总结分析聚焦于与世界经济增长过程和我们今天观察到的跨国收入差异密切相关的一些思想。本书不仅聚焦于这些思想，同时还精心将这些思想用数学模型表达出来，以期获得一致而又严格的理论研究方法。在这里我并没有复述这些思想的理论基础，它们涵盖了基本的消费者理论、生产者理论、一般均衡理论，以及资本积累的动态模型、垄断竞争模型、世界均衡模型和政治经济学的动态模型。但我要再次强调，对这些思想的理论基础进行一番彻底的研究，不仅对很好地理解主要研究问题来说是必要的，而且对找到最好的方式使这些理论基础能够获得经验上的应用也必不可少。

有关过去200年增长和停滞的一个合理视角

上一节总结了本书重点阐述的思想。现在转而讨论如何应用这些思想解释世界经济增长过程和跨国收敛，正是这两个问题从一开始就激发了我们的研究兴趣。核心问题包括：

1．为什么在1800年以前世界经济没有经历持续的增长？

2．为什么西欧在1800年前后开始了经济起飞过程？

3．为什么有些社会致力于从19世纪开始出现的新技术和组织形式中获益，而其他社会则断然拒绝或者未能成功？

接下来我将尝试回答上面三个问题。虽然我在这里阐述的部分原理已经用计量经济学方法进行过研究，其他部分原理则有历史数据予以佐证，但读者还是应该将这部分叙述看作针对这些核心问题，第一次尝试给出前后一致的回答。这些回答中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这些回答建立在理论洞见的基础之上，而这些理论洞见则源于本书讨论的模型。第二，根据第4章讨论中的精神，这些答案将经济现象的直接原因与根本原因，特别是制度原因联系在一起。我在这里做了简化。虽然第23章强调并不存在完美的政治制度，每一套不同的政治制度安排都会以某些群体的利益为代价有利于另一些群体，为了简化分析，在这部分内容中我将对两种制度安排做一个重要区分，一种制度安排相比另一种更加不利于增长。将第一种制度安排称为威权政治体制，包括君主专制、独裁以及各种类型的寡头政治，寡头政治将权力集中于极少数人手中，同时制定有利于实现这部分人利益的经济政策。威权政体通常依赖某种程度的镇压，因为这种政体寻求的是维持政治权力和经济利益的一种不平等分配。同时威权政体会利用经济制度和经济政策保护现有企业，并为拥有政治权力的那些群体创造租金。第二种政治制度是参与型政体（participatory regimes）。这种政体对统治者和政治家施加了约束，因此得以避免在政治体系中产生专制倾向，并让新的经济利益集团表达其诉求，因此避免了将政治权力和经济利益完全分开的情况。这种政体包括君主立宪（更广泛的社会群体可以参与经济和政治决策的制定）和民主政治（政治参与度要高于非民主政体）。相比威权政体，参与型政体最显著的特征是能够让更广泛的社会群体表达自己的声音，并给予（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安全保障。因此，参与型政体对新企业进入市场持更开放的态度，同时提供一个更公平的竞争环境，并为相当广泛的社会群体提供更好的产权保护。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对威权政治体制和参与型政体进行比较，与增长促进型制度和阻碍增长的攫取型制度的比较是联系在一起的，这一点第4章已有过讨论。读者应该注意到，有许多术语可以用来代替“威权”和“参与型”这两种说法，同时以上论述的一些细节并不是十分严谨。更重要的是，必须牢记，即便是参与性很强的制度也会伴随着政治权力分配的不平等，那些拥有较多政治权力的群体会利用财政工具和政治手段为自己谋利，同时以损害大多数社会成员的利益为代价。为什么这类行为有时能被成功地约束和限制是当前研究中的一个前沿话题，在这里不再详述。

1800年以前世界各国为何没有经历持续的经济增长？

虽然持续增长是一个近期才出现的现象，但是增长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在历史上无疑出现过很多次。人类历史也同样不乏各种重要的技术突破。即使在新石器时代革命之前，也有许多技术创新提高了采集狩猎者的生产率。在大约公元前9000年人类过渡到农业社会，这可能是历史上最重要的技术革命：这种过渡导致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同时也出现了社会组织和政治都更复杂的社会形态。考古学家也记录了前现代社会中许多经济增长的例子。历史学家估计，在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50年这段古希腊的鼎盛时期，人均消费大概增长了一倍（Morris，2004）。公元前400年之后的罗马共和国和罗马帝国也经历了类似的生活水平提高（Hopkins，1980），同样还有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之前的南美洲文明，尤其是奥尔梅克文明、玛雅文明、阿兹特克文明，甚至是印加文明都出现了生活水平的提高（Webster，2002；Mann，2004）。虽然有关这些古代增长历史的数据十分有限，但现有证据表明，基本的新古典模型，即增长依赖于物质资本积累的模型可以很好地描述这些古代经济体的发展过程（例如参见Morris，2004）。

虽然如此，上述增长经历从质的方面说有别于从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开始的经济起飞之后的世界经济增长。有四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使古代经济增长有别于现代经济增长。第一，早期的增长相对来说持续时间非常短暂，或者增长率很低。

例如，Morris（2004）估计在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300年之间，古希腊的人均收入翻了一倍，或者最多翻了两倍，这很大程度上源于从公元前800年不同寻常的低人均收入水平上开始的追赶效应。

在大多数情况下，刚刚出现的迅速增长出于某种原因会很快中断，某种程度上类似于第17章第17.6节讨论的有关经济起飞失败的模型。第二，与第一点相关，早期的增长从没有建立在持续的技术创新的基础之上，因此与第13章至第15章论述的以技术为基础的增长有着根本区别。第三，在大多数情况下，持续增长必需的经济制度没有建立起来。金融关系通常非常原始，合同制度是非正式的，同时伴随着内部关税，市场受到严格管制，收入和储蓄达不到支撑大规模市场的水平，也达不到对一系列经济活动进行同步投资，进而使之盈利的水平。换句话说，如第21章所述的与经济发展相伴的结构转型并没有出现在早期历史中。第四（同时可能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并且是前三个因素的原因），早期增长的历史都是发生在威权政治体制下的，因此增长并不是建立在有利于广泛的社会群体的基础之上。相反，这些都是充分利用现有的比较优势为精英阶层谋利、以精英为主导的增长。因此，生活水平提高影响的不是整个社会而只是极少数人，这也就不足为奇了。

为什么这些早期增长没能转变为经济起飞过程，并最终导致经济的持续增长呢？我的回答基本上源自第23章第23.3节。威权政体下也可能出现增长。企业家和工人可以更有效率，实现更好的劳动分工，并通过逐步改进和干中学来提高工作中使用的技术。此外，那些掌握政治权力的群体及其盟友能够得到必要的产权保护，因此会进行投资活动。同时，偶尔也会出现某些技术上的重大突破。但在威权政体下，增长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得到保护的是当前精英的利益。因此归根到底，增长只能一直依赖现有技术和生产关系。在这种制度下难以出现创造性破坏过程，新的人才和新企业也难以出现，而这对于将一个国家引入持续增长状态来说必不可少。此外，技术上的约束也可能起到重要作用。例如，19世纪相对快速的经济增长对技能工人产生了需求，而在印刷术出现以前，要让具备必要生产技能的工人数量达到一个临界值需要付出极高的成本。尽管技术知识进步不是一个单调变化的过程（有时候有用的生产技术还会失传），但毫无疑问，18世纪末期的潜在企业家能获得的技术知识要远多于古罗马和古希腊时期。

接下来我将详细阐述起到关键作用的政治经济学因素，并给出几个例子说明威权政体下增长的局限。现有证据表明，1911年以前的历代中国王朝在历史上的许多不同阶段都有技术创新。中国经济的生产力，尤其是长江三角洲地区和其他土壤肥沃地区的生产力都很发达，足以支撑较高的人口密度。但中国经济并未实现持续增长。中国大部分历史时期的经济行为都受到威权政治体制的严格控制。整个社会等级森严，在精英阶层和大众阶层之间有着非常清晰的界线。这种体制不允许新的企业家自由进入商业活动，因此他们无法采用或者开发新技术，创造性破坏的力量也无法释放出来。如果经济增长的前景与政治稳定相冲突，那么精英阶层会选择维护政治稳定，即使这种行为以潜在的经济增长为代价。因此中国对海外贸易和国内贸易实施严格控制，也没有发展起有着广泛基础的产权制度和合同制度，而这对于现代经济增长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同时也不允许拥有经济和政治力量的自治中产阶层崛起（Elvin，1973；Mokyr，1990；Wong，1997）。

古希腊和古罗马文明通常被视为最早的民主社会。因此有些人会倾向于将它们视为能够实现持续经济增长的参与型制度。但事实并非如此。首先，如上所述，参与型制度在其他前提条件得不到满足的情况下并不一定能让经济实现持续增长。但更重要的是，古希腊和古罗马只是相对于当时的其他社会来说才是民主社会，它们只代表了一小部分人群。生产依赖于奴隶制和强制劳动。此外，虽然伴随着某些民主实践，但在两个阶层之间存在着明确的界线：一端是少数精英，他们垄断了经济和政治权力；另一端是普通民众，包括自由民和奴隶。古希腊和古罗马的经济增长都不依赖于持续创新，虽然都曾致力于提高农业生产率，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生产的组织方式。古希腊和古罗马都曾短暂受益于各自的军事优势，但其他国家对其军事力量的挑战同样也是它们衰落的重要原因。

奥斯曼帝国是另外一个例子，虽然在一段历史时期内维持了其强盛的地位，但经济从未过渡到持续增长阶段。尤其是在14世纪、15世纪、16世纪，奥斯曼帝国实现了经济上的相对繁荣，并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大部分地区的农业生产率都比较高，军事上的胜利充盈了国库，并将收入分配给一部分民众。但是作为控制帝国决策制定的精英阶层却从未促进有着广泛基础的经济增长。土地产权缺乏保护，只有与国家目标一致的贸易才能顺利进行，但通常也要受到严格控制，任何可能威胁国家权力的新技术都没有生存空间。如同古代中国、希腊、罗马一样，奥斯曼帝国在经济增长逐渐停滞之后就走向了衰落（Pamuk，2004）。

最后一个例子是君主制的西班牙。在16世纪之初，西班牙王室在国王费迪南德和王后伊莎贝拉的领导下从政治上控制了本国，同时通过其殖民地企业建立了一个庞大的海外帝国。大西班牙的许多地区，包括阿拉贡地区的土地和刚刚从摩尔人手中重新夺回的南部地区，早在15世纪时就已经相当繁荣。16世纪时，西班牙从殖民地获得了大量黄金、白银和其他资源，这些转移到国内的资源使西班牙变得更加富有，但这些财富并没有转化为持续的经济增长。殖民地受制于费迪南德和伊莎贝拉建立的严酷的威权政体，同时大部分利润丰厚的商业活动都被分配给王室的盟友经营。从殖民地获得的更多收入只是王室用来加强对经济和社会其他群体的控制。这样一来，君主专制不仅没有减弱，反而变得更加强大。贸易和工业的发展都受到高度管制，那些不与王室直接联盟的群体被视为可疑分子并受到歧视。这种情况的一个最极端例子是宗教裁判所对犹太教徒的迫害，之后这种迫害继续扩展到其他独立商人身上。在经历了从殖民地转移财富的过程之后，西班牙开始陷入长期的发展停滞，经济和政治都逐渐衰落（Elliott，1963）。

同样值得注意的一点是，上述所有国家都没有建立起互补的经济制度。金融制度一直处于初级阶段。在罗马共和国出现了现代企业的前身，同时允许市民之间签订某些合同，但经济繁荣很大程度上建立在传统经济活动的基础之上，因此在生产者之间以及企业和工人之间不需要建立起复杂的关系。正因如此，在这些社会中，与经济增长相伴随的结构转型也就从未出现。大多数人都生活在农村地区，同时社会关系由国家和社会群体的强制力量支配。或许更重要的一点是，除了精英阶层接受几乎对生产率增长没有任何作用的教育之外，几乎不存在对人力资本的投资。在广泛的社会阶层都缺乏人力资本和政治权利的情况下，由于大多数人被排除在创业活动之外，创造性破坏变得更为困难。上述所有例子都验证了这一论断。

综上所述，这些例子解释了那些仅仅促进精英阶层生产率提高的社会只能获得一段时间的增长，难以产生创造性破坏。增长与精英阶层的政治统治紧密相连，因此伴随着进入壁垒保护精英阶层的地位和权力。从这一点上说，对“1800年以前世界各国为何没有经历持续的经济增长”这个问题的回答可以分为两方面。第一，在1800年以前没有任何社会进行人力资本投资，也不允许新企业进行新技术创新，因此一般来说创造性破坏的力量也就难以发挥。这种失败可能部分源于没有印刷术使得难以对广泛的社会群体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同时通信技术也十分落后。但这种情况也同样与工人和企业的报酬结构和约束条件有关。这种经济增长模式的一个重要结果就是，没有一个社会能够实现根本性的结构转型，而这对于现代经济增长来说是不可或缺的一环（第21章）。第二，由于这些社会都处于威权政治体制的统治之下，因此不能采取使经济实现持续增长的措施。

为什么西欧在1800年前后实现了经济起飞？

劳动分工（为亚当·斯密所强调）和资本积累总是能给社会带来增长机会。进一步说，在任何社会环境下，人类都有足够强大的聪明才智实现重要的技术突破，因此在人类社会中总是存在着增长的动力（Jones，1988）。虽然如此，由于增长必须以一定的政治（经济）制度为背景，因此这种增长动力的存在只是一种潜在的可能性。当制度不能促进增长的时候，也就是说，当这些制度不能提供合理的报酬结构，因此对创新给予惩罚而不是奖励的时候，我们就可以预测，增长动力此时不能导致经济的持续增长。即使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增长也是可能的，正如古代中国、希腊、罗马和其他帝国在其历史的某个阶段出现的情况。但这种短暂的经济繁荣并没有充分利用增长的动力；相反，这种增长发生在特定的政治体制之下，就其本质而言，这些体制必须控制增长动力，因为这种动力最终会瓦解这些体制。

始于18世纪末期西欧国家的经济增长则有所不同，这是因为西欧国家自中世纪晚期开始经历了三种重要的结构转型。这些结构转型创造了一种良好的环境，在此环境之下，潜在的增长动力得以转变为经济持续增长的发动机。

第一种结构转型是旧体制的一个重要基础瓦解了，即西欧封建关系的衰落。从13世纪开始，尤其是经历14世纪中期的黑死病之后，西欧许多地区的封建经济关系崩溃。农奴从封建关系中解放出来，或者是默许的（因为封建关系已经不复存在），或者是逃离到规模正在扩大的城市中心而使自己获得自由（Postan，1966）。这种解放预示了一种重要社会转型的到来：城市化以及社会关系的改变。但更重要的一点可能是导致了在工商业部门中工作的低工资劳动力的出现。这也消除了当前精英阶层和新兴企业家阶层之间最重要的矛盾根源，即在劳动力市场上的竞争（第22章）。封建秩序的衰落进一步削弱了欧洲威权体制的权力基础（Pirenne，1937）。

第二种结构转型与第一种密切相关。伴随着14世纪人口的下降，欧洲大部分地区的实际收入上升，同时许多城市都为商人进口新商品、企业家销售新产品创造了足够广阔的市场。在中世纪，一系列重要的技术，如冶金技术、武器制造技术、农业以及基础工业（比如纺织业）等技术都已经相当成熟（White，1964；Mokyr，1990）。因此，欧洲经济此时已经具备了一定的技术成熟度，为众多经济领域里的企业家活动搭建了平台，同时收入水平也足以支持对物质资本和技术的投资，进而引领新型生产关系的出现。

第三种也是最重要的一种转型是政治上的变化。中世纪晚期不可避免地开始了专制君主政权的瓦解，以及宪政体制崛起的政治过程。16—17世纪出现在西欧的宪政政体是最早的参与型政体，因为在宪政政体下，之前没有获得政治权力的群体此时大部分都拥有了一定的政治权力。这些群体包括绅士阶层、小商人、最初的实业家以及海外贸易商和金融家。这些政体向广泛的社会群体提供了产权保护并建立了促进增长的制度。这些制度变化为新投资、技术变化以及持续增长提供了必要的环境，这种情况在17世纪英国和荷兰的商业革命以及18世纪末英国的工业革命中达到了高潮。到了19世纪，工商业发展已经扩展到了西欧大部分地区（参见第4章；North and Thomas，1973）。

需要注意的一点是，按照我们今天的理解，君主立宪制并不是民主制。因为此时不存在一人一票原则，同时富人阶层和穷人阶层之间的界线可以说是泾渭分明。虽然如此，这种体制的出现也是为了回应商人和实业家的诉求。更重要的是，这些宪政政体不仅改革了西欧的政治制度，同时也进行了一系列有利于促进现代资本主义增长的经济改革，内部关税和管制被废除，大大促进了国内商业活动和国际贸易。例如，伴随着英格兰银行的成立和其他金融改革的推行，英国开始了金融发展的过程。

这些宪政政体首先出现在英国和荷兰，然后扩展到法国和西欧其他地区，这为经济持续增长铺平了道路，而这种增长基于对广泛的社会群体提供产权保护、合同执行、法治和自由进入现有商业活动和新型商业活动。根据前面章节中的理论观点，这些条件的改进将导致对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技术的更多投资，而这也确实发生了，现代经济增长过程由此启动。此时的经济关系依赖于对新型工商业活动的投资，以及复杂的企业组织形式和生产关系的形成。增长并没有马上提速，17—18世纪时虽然存在着经济增长，但是增长速度比较缓慢（Maddison，2001）。但这些制度变化为即将到来的更高速的经济增长奠定了基础。金融制度得到了发展，城市地区进一步扩张，新技术不断出现，市场成为交易和竞争的主要舞台（North and Thomas，1973）。到19世纪，技术变化过程和投资活动都获得了长足发展，因此被称为“工业革命”（Ashton，1969；Mokyr，1993）。工业革命第一阶段之后出现了更新型的技术，更加复杂的组织机构，生产过程更加依赖技能和人力资本，世界经济的全球化程度也得到了提高。到了19世纪下半叶，西欧国家已经达到了史无前例的增长水平。

为什么西欧国家在1800年左右开始了经济起飞过程？对这个问题的一个完整回答很自然地需要解释如下问题，即宪政政体为什么对16世纪晚期和17世纪在西欧国家开始出现的现代经济增长如此重要。这些制度源于中世纪晚期在欧洲出现的贵族议会制度，但更重要的是，这些制度是根本性改革的结果，而这些改革又源于欧洲从16世纪开始的政治权力平衡的变化（Ertman，1997）。由于新大陆的发现，以及航海可以绕过好望角，国际贸易出现了增长，欧洲随之在16世纪经历了重要的经济转型（Davis，1973；Acemoglu、Johnson and Robinson，2005a）。伴随着海外贸易的增长，欧洲的商业活动也更为活跃。这些变化导致生活水平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提高，同时更重要的是导致新的商人、国际贸易商和实业家阶层获得了更多的经济和政治权力。这些新阶层不再是欧洲君主的传统盟友。因此他们要求政治制度发生改变，同时往往也具备足够的力量实现这一点，以使其产权得到更好的保护，并促使政府采取有利于其经济活动的措施。此时，随着封建秩序的瓦解，中世纪威权政体的基础已经慢慢萎缩。虽然如此，导致宪政政体出现的那些变化却来之不易。为了获得独立并成立共和国，德国人要同哈布斯堡王室的君主进行斗争。英国需要经历内战的洗礼并爆发了光荣革命。法国则需要进行1789年革命。但此时的旧制度无一例外都让位于能代表更多阶层的制度，对绝对权力施加更强的约束，同时伴随着商人、实业家和企业家更多地参与政治过程。关键在于社会变化导致的是一套新政治制度的产生，而不是旧制度简单的让步。这种区别与第23章第23.3节强调的理论观点有关：新兴群体要求对其产权保护提供长期的保证，并能够参与到经济生活中。这种保证可以通过政治制度的变革轻易实现，而不是通过短期的让步实现。

这些变革创造了使上述经济制度得以建立的政治制度。威权政治体制的瓦解和初级参与型政体的出现开启了现代经济增长的大门。

为什么有些社会致力于从新技术中获益而其他社会则未能如此？

经济起飞首先出现在西欧国家，但随后迅速扩展到世界上的某些其他地区。引入西欧经济制度并获得经济增长的最引人注目的例子是美国。作为由定居的殖民者建立的国家，美国打败英国并取得了独立，建立了一个小农场主社会，此时已经建立了参与型政治制度。这是一个由乐于生活在其中的人建立的社会，他们特别愿意建立制衡机制以防止随后可能出现一个在政治上或经济上强势的精英阶层。这种环境对现代经济增长起到了完美的引导作用。不存在政治和经济上强势的精英阶层意味着更加广泛的社会群体可以参与经济活动，从西欧引进技术，并在随后建立起自身的技术优势，进而迅速成为世界上的主要工业强国（Galenson，1996；Engerman and Sokoloff，1997；Keyssar，2000；Acemoglu、Johnson and Robinson，2002）。在这个例子中，从世界技术前沿引进技术的重要性与第18章强调的观点相一致，而不存在设立进入壁垒的精英阶层产生了促进增长的效应，这与第23章第23.3节的观点一致。

类似的历史进程也发生在其他欧洲的西方旁支，例如加拿大。作为实现国防现代化的一部分，世界上的其他一些国家也引进了新技术并实现了经济增长。日本自明治维新（或者可能更早）开始了其经济和政治的现代化进程，而这种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核心要素就是新技术的引进。

然而，对待新技术的态度绝非普遍如此。新技术在世界上许多地区都没有得到应用，而是遭遇抵制。这包括东欧大多数国家，例如俄国和奥匈帝国，在这些国家，拥有大量土地的精英阶层将新技术视为其经济利益（因为新技术将导致仍存在于欧洲部分地区的封建关系的消亡）和政治利益的一种威胁，其政治利益依赖于对新型商人权力的限制，以及放缓农民迁移到城市进而成为新的工人阶层的速度（有关证据参见Freudenberger，1967；Mosse，1992；有关理论观点参见第22章）。与之类似，以前加勒比海地区繁荣的种植园经济对引进新技术以及允许企业家自由进入市场也没有任何兴趣。这些经济仍然依赖大宗农产品的生产。工业化、自由劳动力市场上的竞争，以及工人投资于人力资本都被视为对精英阶层经济和政治权力的潜在威胁。刚刚独立不久的拉丁美洲国家之前也曾由一个政治精英阶层统治，并延续了殖民者的传统，即对工业化没有任何热情。东南亚大部分国家、印度次大陆以及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几乎所有地区当时仍是西欧的殖民地，并处于威权和压制性政权的统治之下（通常为处于迅速工业化过程中的西欧国家提供原材料，或者提供贡品）。自由的劳动力市场、要素流动、创造性破坏，以及新技术等都不是这些殖民地国家政治路径中具备的特点（第4章）

因此在19世纪只有少数几个国家经历了工业化过程。然而到了20世纪之后，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引进那些西欧国家开发并使用过的技术。这种技术转移过程使这些国家与全球经济融为一体，并朝着更高的收入水平发展（第19章）。但是这种增长历程并未惠及每一个国家。许多殖民地国家必须首先摆脱宗主国的控制进而实现独立，但即使在实现独立之后，殖民主义的终结也会导致一段时期的不稳定以及未来精英阶层的内部斗争。只有实现一定程度的政治稳定，同时在促进经济增长的经济制度建立之后，这些地方才会开始经济增长。例如，增长首先出现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紧随其后的是中国香港，然后是韩国，随后是东南亚的其他国家，最后是印度。如同第20章和第21章强调的，以上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增长无一例外地伴随着结构转型。结构转型一旦开始便会促进经济的进一步增长。如第18章和第19章所述，那些与世界经济融为一体的社会将会开始引进技术，并实现与世界技术前沿国家的增长率趋同（同时这些国家在其初始追赶阶段往往有着超过技术前沿国家的增长率）。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一过程意味着世界经济中的这些新成员能够实现增长，但并不意味着这些国家与工业化国家之间的收入差距必然会消失。

与此同时，世界上还有许多地区继续饱受政治动荡之苦，政治上的不稳定阻碍了对资本和新技术的投资，甚至出现公开敌视新技术的情况。这包括撒哈拉以南非洲的部分地区，中美洲的许多地区直到最近还处于这种情况之中。回想第1章中讨论的部分例子，尼日利亚和危地马拉在其殖民地时期以及独立之后都未能成功地为企业家或者工人提供适当的激励。这两个国家还经历了巨大的政治动荡，以及战后时期内战导致的经济灾难。巴西试图实现一定程度的增长，但其增长基本上建立在受到高度保护的大企业投资的基础之上，并不是建立在持续的技术变迁和创造性破坏过程的基础之上（因此其增长类似于第23章第233节中讨论的有关寡头增长的模型）。在这些例子及其他例子中，未能向新企业家提供产权保护的政策和那些阻碍新技术应用的政策，以及政治不稳定和精英阶层的内部斗争，似乎是这些国家未能与世界经济融为一体并实现增长过程的重要原因。总之，这些地区在19世纪时就落后于世界平均水平，在20世纪大部分时间中仍旧如此。许多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如刚果、苏丹、津巴布韦至今依然饱受政治动乱，甚至不能为其企业家和普通民众提供最基本的权利。因此许多国家现在距离世界平均水平越来越远。

其余的许多问题

上一节强调了从18世纪开始的技术变化如何改变了世界经济，为什么有些国家很好地利用了这些技术而其他国家则没有。其中的部分论述得到了数据支持。有关工业化对初始经济起飞重要性的证据到今天已经十分充足。保护产权的经济制度、企业进入市场的自由以及新技术引进对19世纪的经济增长起到了重要作用，对于确保今天的经济增长仍将继续起到重要作用，关于这一点人们已经达成了广泛共识。而在另一方面，政治不稳定、产权保护不力以及基础设施缺乏阻碍了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增长，关于这一点人们也形成了普遍共识。但是这种观点仅仅是推测出来的。这些可能是非常重要的因素，但可能难以很好地解释过去两百多年间世界收入分布的演变过程。同时人们关于政治制度在这个过程中起到的作用尚未达成共识。

因此，这里呈现的观点应该以其本来面目来理解：这是一个需要进一步研究的推测性回答。在这里给出这个推测性回答的目的不仅仅是我对这个回答多大程度上与事实相符有疑虑，也是为了展现本书讨论的各种模型如何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回答有关经济增长的基本问题（以及更一般的经济学和社会科学问题）。需要补充的一点是，进一步考察世界经济由起飞进入持续增长的原因，以及有些国家未能实现这种过程的原因只是许多具有挑战性的问题之一。关于增长的政治经济学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能够让我们提出并回答与经济增长的基本原因有关的许多问题。但是关于增长过程的许多其他方面的问题还需要深入研究。从某种意义上说，经济增长是经济学中相对更加成熟的研究领域之一，在宏观经济学领域，关于哪些模型有益于研究经济的动态变化和经验分析，经济增长无疑也是能够达成广泛一致意见的研究领域。当然还有许多问题我们尚未理解。

作为结束，我将提及几个有着广阔理论和经验研究潜力的方向。第一，虽然在这里的后记中我着重讨论了促进或者阻碍欠发达国家应用技术的众多因素，但要理解技术前沿国家的技术进步速度，我们还有许多工作要做。内生技术变化模型为我们思考利润动机如何引致新技术投资提供了一个基础框架。但是关于创新的产业组织，我们仍知之甚少，比如有关市场结构如何影响经济增长的问题。第12章和第14章强调了不同的市场结构可能为技术变化提供不同的激励。但我们对这些问题的大部分理解都是定性的。例如，在创新经济学的背景下，我们缺乏一个框架，一个类似于分析公共财政中的资本和劳动所得税及间接税之影响的框架，能够用来分析各种管制、知识产权保护政策以及反垄断法律对创新和经济增长的影响。由于世界前沿国家的技术进步速度会直接影响许多国家的经济增长，因此即使发达经济体在创新环境方面的微小改进也会让世界其他国家受益。

除了创新的产业组织问题之外，还有必要进一步研究创新的合同结构。我们生活在一个复杂的社会当中，其中的大多数企业作为供应商或者是下游消费者而相互联系在一起，同时大多数企业还间接地通过与金融市场的关系而与经济中的其他部分联系在一起。这些关系通过各种显性和隐性合同形成。比如，构成大多数企业生产率基础的雇佣关系依赖于雇主和雇员之间的关系。我们知道，在这些合同关系中存在着道德风险问题和要挟问题。但是，这对经济增长过程有多重要呢？合同制度的改进能够促进技术前沿国家的创新和技术升级吗？能够同样促进技术转移吗？这些是尚未得到回答的基本问题。对经济增长的合同基础进行研究还处于初级阶段，仍有许多工作要做。

上一小节强调了一些国家如何通过引进技术开始了经济增长过程，并因此融入全球经济。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已日益全球化的经济中。但是关于技术如何从一些企业转移到另外一些企业，以及如何从发达经济转移到欠发达经济，其中仍有许多问题需要我们去理解。第19章中的模型强调了人力资本、技术应用壁垒、适宜技术以及合同问题的重要性。但是大多数模型仍处于定性层次，我们还缺乏一个能定量预测技术扩散速度的框架。我们也没能将许多与技术转移有关的重要概念整合到我们的基础框架当中。这包括与默会知识相关的概念、适宜的技术、国际劳动分工的运行方式、国际知识产权保护的作用，以及贸易与技术扩散之间的相互作用。

读者同样会注意到，相比本书中的其他章节，第21章中的内容更缺乏统一性，同时可能有更多的推测性质。虽然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必须简化许多模型以使它们能够用有限篇幅展现事实，但这种情况大部分可以归结为我们远远没有建立一个令人满意的框架来理解经济发展过程及其包含的结构转型过程。这些结构转型过程的某些方面，如制造业以及随后服务业相对于农业的重要性提高，可以被视为经济增长的副产品。但这个过程中的其他方面，包括金融发展、合同执行制度的变化、城市化进程以及人力资本投资的数量和构成可能都是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促进因素，甚至是前提条件。因此，缺乏实质性的结构转型可能是延误或者阻碍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为了理解这些问题，我们需要有更强理论基础的模型，系统化地解决这些相关问题的方法，还需要付出更大的努力，将经济发展模型与经济学家积累的有关欠发达国家经济行为的丰富经验证据联系起来。

最后但同样重要的一点是，鉴于最后一节的阐述以及第4章、第22章和第23章的讨论，我认为许多有关经济增长的观点都基于政治经济学这种看法也就不足为奇了。但是从很多方面来说，了解政治学要难于了解经济学，因为相比之下，政治关系更为复杂。虽然我坚信在过去大约10年的时间里，政治经济学和有关增长的文献已经在这一领域取得了重要进展，但仍然有许多工作要做。有关增长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刚刚起步，随着我们深入研究为什么社会会做出不同的集体决策这一问题，我们将会更好地理解经济增长的过程。

作者简介：

【美】达龙·阿西莫格鲁，伦敦经济学院博士。202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1993年，入职麻省理工学院（MIT），现为麻省理工学院“伊丽莎白和詹姆士·克利安”经济学讲席教授(The Elizabeth and James Killian Professor of Economics)。2005年，被授予克拉克奖,该奖授予40岁以下对经济学做出杰出贡献的经济学家，素有“小诺贝尔奖”之称。

阿西莫格鲁的主要研究领域包括政治经济学，发展经济学，经济增长，技术、收入和工资的不平等，人力资源和培训，劳动经济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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