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立信总裁：我们和他们并没有多大的区别（长文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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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因为瑞典禁止了华为参与5G网络的建设，爱立信也丧失了大量的中国市场份额，并且被迫关闭了南京的研发中心（）。最近，爱立信总裁鲍毅康（Börje Ekholm）接受了瑞典每日工业报（DI）的采访。拥有美瑞双重国籍并定居美国的鲍毅康（）就于近期中、美、欧之间的关系、教育、新冠后的工作方式等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记者问：中国问题正在成为最大的国际问题。你如何看待美国国内关于中国的讨论？

鲍毅康答：这是中国和美国在战略层面的地缘政治冲突。这两个世界上最大的、拥有最多人口和强大的教育系统的国家之间，出现紧张局势是几乎不可避免的。但中美之间的关系又是紧密的。美国科技公司向中国出售产品。我们在世界上购买的所有设备基本都是中国制造的。我们非常的依赖彼此。虽然存在竞争，但全球很多市场上的价值链的交织是很奇妙的。

记者问：大家会像当年孤立苏联一样的孤立中国吗？

鲍毅康答：区别是非常大的。当年和苏联是并没有任何的贸易往来的，所以这不是一个合理的类比。我们跟中国的交流非常的多。我们之间的联系和相互依赖让一切都不同。美国现在和中国之间的互动跟当年美国和苏联之间的互动是完全不同的。

记者问：美国会感到自己不如中国吗？

鲍毅康答：不，我不这么认为。中美两个国家都在科技方面投入非常多。我更担心的是欧洲的位置。这是我们需要更多的讨论的问题。比如欧洲没有大型的云存储公司，这对未来新的就业机会的创造来说是非常严重的一个问题。在一个数字化的环境里，很多工作岗位都会消失，但同时新的行业又会创造出新的工作岗位。如果你没有新的行业的话，那么你就只会失去工作岗位，而并不会得到新的工作岗位。我们欧洲并没有真正的进入数字经济时代。我们的平台公司太少，我们没有真正的大型的科技公司。这是很严重的问题。

问题是我们为什么没有这些？我们为什么落后了？这自然是有很多原因的，但数字基础设施显然是很大的一个原因。我们当年建造4G的时候欧洲就慢了一步，现在在5G上面欧洲又比中国和美国晚了2-3年。而且我们的速度并没有加快，因此掉队的风险非常的大。我们经常讨论铁路这些基础设施，但却从不讨论数字基础设施。

记者问：美国似乎希望和东方和西方的民主国家一起建立一个“高科技北约”来限制中国。如果美国提出这样的倡议，瑞典会加入吗？

鲍毅康答：这是一个政治问题。作为一个公司我们很难发表看法。我们公司和美国、中国、印度和日本都有合作。我们在世界市场上运营，只能去接受各个国家因为国家安全方面的考虑所做出的决定。

记者问：你之前警告过互联网可能会分裂。你能不能多解释一下？

鲍毅康答：说的极端一点的话，现在我们讨论的是一个东方数字生态系统和一个西方的。这个风险就是大家都创建自己的系统，然后数字世界再次开始分裂。20年前，移动电话的标准和现在是完全不同的，美国一个标准、欧洲一个，中国一个，还有其他好几个。那时候移动电话是富人才买的起的奢侈品。在十年前，我们随着4G网络的普及第一次有了一个全球的标准。现在我们80亿个用户都在使用相同的标准，这导致通讯的成本大幅度的下降。如今，即使是在世界上比较贫穷的国家，手机也不再是奢侈品，而是一种基本的交流方式。

如果全球性的标准消失的话，那么通讯的成本将会再次增加。通讯服务不仅更昂贵，也会更差。贫穷的国家将没有足够钱来购买。分裂的风险是非常大的。开始分割系统将会带来非常大的后果。

记者问：比如什么样的后果？

鲍毅康答：如果你是一个创业者，你开发了一款应用，现在直接就可以把它提供给80亿的用户。但如果我们有多个不同的标准的话，开发的成本就会大大的增加。我觉得我们低估了这个问题。我们需要更多的讨论。

我们现在不允许对方进入自己的系统，这就会增加风险。比如瑞典不允许中国的系统进入，这会成为一个分水岭。爱立信和华为在标准方面有合作。但未来中国或者美国有可能决定，比如6G网络要建立自己的标准，那么一切就分裂了。

记者问：如果我们得到两个系统的话，那么谁会赢？

鲍毅康答：在移动通讯方面，用户数量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东方的生态系统会是非常强大的。我们将需要更大的投入，有更强的创新性才能不掉队。即使这样我们也不一定能赢。

我们很难想象一个分裂的世界。很多国家将没有电信服务。当我们旅行的时候我们会需要多部手机。一些国家可能不会允许两个系统同时存在，那么我们就不能相互交流了。

记者问：一个分裂的系统有什么好处吗？

鲍毅康答：我担心这将是我们现在所做的决定的直接后果。我的感觉是并没有人想要有意识的分裂网络，但是这件事情还是会发生。

记者问：如果我们来看中国和美国的科技公司的话，哪方更有优势？

鲍毅康答：两方在科技方面的投入都非常大。很难说一边比另一边明显的领先。美国在半导体方面领先于中国，但中国会追赶上的。两边都投入了巨大的资金。问题还是欧洲的位置在哪里？欧洲的半导体公司在哪里？欧洲的人工智能公司在哪里？或者有哪些超级消费应用？为什么我们会把新的工作岗位都让给美国和中国？

记者问：我们有时候会讲是硅谷独特的工程师文化奠定了美国的科技奇迹。你可以再多讲讲这个吗？

鲍毅康答：毫无疑问，根基在军工业。互联网就是军工业的发明。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很多那些现在讲自己不愿意跟军工业合作的公司，他们的技术就来自军工业的发明。他们缺乏基本的历史知识。不过美国最独特的地方在于他有能力吸引到全世界的人才。直到最近一段时间，搬到美国都是一件相对容易的事情。在美国可以获得一个更大的市场，有政治、教育和企业之间的密切合作，以及良好的融资渠道。

但我不认为我们应该得出科技奇迹只可能发生在美国的结论。科技奇迹也可以发生在瑞典。瑞典在这方面不需要自卑。我们瑞典有很强的创业精神，而且有教育、政治和企业之间的密切合作。瑞典也拥有美国那样的文化。创立于瑞典的Spotify、Klarna和很多其他的公司都是证据。

记者问：中国也建立了类似的文化吗？

鲍毅康答：是的，你可以看看深圳和上海，那里也有类似的土壤，有在教育方面巨大的投入，以及企业和政府之间的合作。而且中国有巨大的内部招聘基础。

记者问：中国的企业有政府撑腰意味着什么？

鲍毅康答：我们和他们并没有多大的区别。我们看看西方国家，比如半导体工业。它从根本上就是靠军工业支持的。政府与企业在基础研发上面有密切的联系，这也是这个产业会成功的重要原因。我们爱立信之前也是和军工业合作的，在军工业的帮助下才做出的移动通讯设备。

记者问：欧盟越来越注重可持续发展问题，包括对董事会的男女比例提出硬性的要求，还有很多其他的多元文化因素。你如何看待这些？

鲍毅康答：这里面有很多很好的事情。我相信多元文化。男性和女性，不同国籍背景的人，都必须平权。我们企业做好了平权是会得到好处的。这样的讨论很好，会给企业压力让他们做出改变。但是我不相信硬性规定，因为这会打击企业自己做出改变的动力。我觉得如果让企业自己做出改变会好很多。

我们在寻找董事会成员的时候必须更专业。硬性规定不可能考虑到所有需要考虑的背景和经验因素。我们企业必须做的更好。我们确实做的太差了，非常差。如果我们不能做出改变的话，我也理解立法的必要性。

记者问：你认为瑞典国内政治最重要的问题应该是什么？

鲍毅康答：有很多方面，但我认为教育系统是最重要的。这决定了我们未来的竞争力。我们必须在义务教育和高中教育方面投入更多，并且培养出更多的好老师，这是最基本的。高等教育也必须有更高的抱负，并且成为世界领先的。这是未来创造价值的地方。我们应该拥有3到5所排名世界前50的大学，也许有一所在世界前十。我们必须认真讨论如何才能做到这些。

除了集中力量之外，我们还必须给大学更多的自由，并且让它们吸引全世界的人才。这需要更多的投入和资源。

记者问：应该建立私立大学吗？

鲍毅康答：我不相信以盈利为目的的大学，但比如查尔姆斯这样的以私人基金会的形式运营的大学就是很好的。私人基金会的形式相对于国家机构的形式给了大学更多的行政自由以及学术自由。大学可以自己决定重点发展哪些学科和方向，在哪些方面加大投入。有时候会有人讨论私人基金会形式的大学，也有一些有创造性的提议。

另一个问题是我们的世界必须更环保。我们的地球的问题很严重。数字化和科技是解决这个问题的重要工具。我认为我们应该在建立能把所有人连接起来的数字环境方面保持领先。现在大家重点关注的都是枪击案和其他的重要问题，但我们也必须要去思考这些未来的重大问题。

记者问：你对瑞典的税收有什么看法吗？

鲍毅康答：我们看到的是，如果生活在瑞典的系统里的话，税收问题是一个比较小的问题。但如果你是一个美国人，需要为孩子的大学教育存钱，需要购买美国的医疗保险和退休金的话，那么你就很难在瑞典工作，因为你的工资很大一部分会损失在税收。专家税应该延长到十年（注：外国专家来瑞典工作，如果月工资在95201克朗以上的话，那么工作的前五年可以跟瑞典税务局申请比正常税率更低的个人所得税，这个被称为“专家税”）。

但瑞典的资产收入税很低，这是比较有利的。我缴纳过的最低的房产税就是在瑞典。房产税的问题在瑞典是一个政治上的炸药，但是其实收取房产税是挺合理的事情。我在美国要缴纳房产价值2%的房产税，这个钱会被市政府用来支付消防队、警察和学校的费用。这挺好的，而且有明显的本地连接。

如果要对比美国和瑞典的税收的话，最大的区别是雇主税。个人所得税在美国也可以达到50%，但是美国没有雇主税。税收会影响到个人的驱动力，但是这在瑞典并不是太大的问题。

记者问：爱立信在新冠疫情之后会改变工作方式吗？

鲍毅康答：作为企业，我们会减少出差，更多的通过网络来交流，我们不会回到办公室，而是会更多的在家工作。我们还是会有办公室的，但会和之前看起来不一样。办公室会更多的成为一个开会的地方，而个人的工作可以在家完成。

节省的通勤时间对于我们的员工来说会是一个非常积极的收益。世界上很多地方大家每天上班的通勤时间都在2小时。很多人在家里的时候能更集中精神不被打扰的工作。同时我们也是群居动物，需要见其他的人，在自动咖啡机前闲聊。我们对两者都有需求。

我们会更像一个校园，大家很多工作都在家做，然后有一些共同的活动。如果我们逼迫所有人都回到办公室工作的话，可能会损失很多的人才。

记者问：最后一个问题，你在疫情期间最想念的是什么？

鲍毅康答：两件事情对我很重要 - 见客户和见同事。我会从中得到能量。要想知道公司的状况的话，没什么比跟员工聊天更靠谱的方式了。

参考新闻：

https://www.di.se/nyheter/borje-ekholm-vi-i-europa-ar-inte-riktigt-med-i-den-digitala-ekono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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