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证回台后不会有人找麻烦

返乡记：李远哲口述传记（允晨文化）

一九八一年答应钱思亮院长说要帮忙之后，我就跟浦大邦一起从事原子与分子科学研究所的创设，所以有时候会来跟钱院长谈。钱院长就说，行政院的会议之前有一个国民党的中常会，很多事中常会决定了，行政院就做。他说他不是国民党员，他不能够参与国民党的中常会。当时的总干事是韩忠谟，他就代表中央研究院去开会。

这边先回到一九七八年我跟浦大邦的谈话。浦大邦是浦薛凤的儿子，浦薛凤在政治大学研究西洋政治思想，也做过国民党的省政府秘书长。浦大邦是柏克莱毕业的，他在加州大学河滨分校当教授，常常到柏克莱，用加速器做实验，所以我会见到他。一九七八年，我随美国科学院的访问团到中国大陆，回来之后，有一天跟他在一起吃中饭，他就说：「远哲，现在很多人都想到大陆帮忙，为什么不回到台湾帮忙？」我说我想回到台湾帮忙，但是我还有一个政治问题。

依照国民党的看法来看，我是有社会主义思想的人。我在柏克莱就被盯上了。柏克莱有些同学打小报告。因为我是比较左派的，思想是社会主义，要追求社会的公平合理，尤其对国民党的腐败非常不满。那时候柏克莱只有十几位台湾人，台湾学生很少。在柏克莱的台湾同学会，除了一起郊游、打棒球之外，常常讨论这些事。

有一次，我们开台湾同乡会，大部分的人没有来。有人就问说为什么没有来，他们就说，这次主办的人就是替国民党写报告的人。那时候有一个博士后学者，后来他不幸因为penicillin shock过世。他脾气比较硬，听说那个人写小报告。一个晚上，他约那个人到校园操场谈话。他说，「你要老实说，你不老实说的话，今天你就回不了家。你到底是写了什么？」那个人说：「我写谁是共产主义者，李远哲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他一个一个把报告内容都讲出来。那位博士后学者后来就跟我说：「远哲，他的小报告说你是社会主义者。」

被说是社会主义者，我倒是不惊讶。一九六二年到美国留学之前，我想了解美国，因此看了很多有关美国的书，也看那时候美国领事馆放映的电影。有部电影叫做Nothing Is Impossible in America，就是美国奇奇怪怪的事，很有趣的事。美国什么事情好像都会发生。

我还看了岩波书店的两册书，叫做《美国人民的历史》，就是一九三二年Leo Huberman写的We, the People: the Drama of America。他起先是共产党员，后来脱党了，不满共产党的作法。We, the People 是描述在开会的时候，有一个国会议员要进来，因为人很多走不进去，他就说：「让开让开，I am the representative of the people。」就是说我是民意代表。群众却喊回去说： “We are the people.” 那时候我就对美国人民的历史印象很深刻。

那个时候的美国，真的是人民的美国，人民当家作主这个概念是很深的。我到美国的时候，觉得确实是不一样。这半个多世纪以来，美国是在衰退，变得比较不理想。那时候像一个高中毕业生，他愿意当清洁队员或者是做消防队员，他的薪水比助理教授还要高。所以只要努力工作，薪水都差不多，也都可以找到工作，不像现在，贫富差距拉得更大，更不合理。我年轻时思想是左倾的，他们这么写我也不会奇怪。

那时我是美国籍，回台湾要办签证。因为这些小报告，从一九七二年我第一次回国开始，每次到旧金山的领事馆，我跟我太太一起去，我太太十分钟就出来了，我要在那里等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不签给我。特别是一九七八年我随美国化学代表团访问大陆回来之后，我就在黑名单里面，属于不受欢迎的人物。因此往后的几年我到大陆帮忙，其实也是因为台湾不欢迎我，国民党对我是不欢迎的。

那时浦大邦说我们应该帮忙台湾，我说我是很想帮台湾的，但是我有一个政治问题。他就说，「这个问题我来解决，保证回台之后不会有人找你麻烦。」后来签证就真的比较容易了。这是一九七八年，浦大邦说要帮忙台湾，要我一起来帮忙台湾，当时跟中央研究院还没有什么关系。（四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