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教授姚洋谈教育内卷:建议十年义务教育

从一线城市到边远乡村,教育的焦虑席卷全国。如何走出内卷,构建真正有利于创新性人才成长的教育生态,是我国基础教育必须直面的难题。

刚刚出台的“双减”新政拉开了新一轮教育改革的序幕,包括强化学校教育主阵地作用,深化校外培训机构治理等一系列重磅改革正在紧锣密鼓地落地。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在接受第一财经采访时表示,当前教改政策尚不完整,我国若要从根本上解决考试社会的内卷,必须尽快对教育制度进行系统改革,普及高中,推行十年制义务教育。

他认为,只有一半孩子可以上普通高中是过早分流,违背了我国产业升级的路径,初中文化水平难以满足智能制造业对高级蓝领的要求,应该让所有孩子读完普高之后再选择走职教路线还是大学路线。

建议推行十年制义务教育

第一财经:您一直以来都非常关注义务教育改革的话题,此前曾提出把义务教育年限提高到12年,在15年的时间内普及高中教育,最近您又进一步提出实行十年制义务教育。是什么原因让您改变看法?这种做法可以解决现实中的什么问题?

姚洋:最近社会上关于内卷的讨论非常多,中央也出台了高规格的“双减”政策,对课外补习、择校都作出了一些规定,但政策体系现在还不完整,对高中这一非义务教育阶段的规定尚不明确。

我国中小学教育的主要问题是学生无谓的学习太多了,这就是内卷。没有几个人愿意内卷,但每个人又被迫内卷。因为资源有限,升学不能光看自己的努力,还要看别人的努力,每个家长都被迫把自己的孩子放到“跑步机”上越跑越快。

大量没有意义的刷题浪费了孩子太多的时间,扼杀了孩子的创造力,这种教育制度不利于建立创新型社会。

对于科学创造来说,智商是基本的,努力也很重要,但死记硬背的教育进一步扼杀了孩子的创造力,导致一些智商较高而情商不高的孩子在这个过程中被打击,难以发挥出他的潜力。

教育把一些本来有过人才能的孩子培养成了碌碌无为的普通人,这是当前必须要反思的问题。培养创新型的人才首要的是把学生从这些无用的内卷中拯救出来,给孩子、家长减负。但仅靠打击课外班是没有办法实现减负的,课外补习很快会化整为零,转入地下。

减负的关键是要对教育制度进行系统改革,推行十年制义务教育,初中高中合并为一贯制中学,并严格规定不能择校,而且不能再有超级中学。

择校在美国的实验也是失败的,在中国这种考试社会中更是“毒瘤”,超级中学是一种很坏的制度,它们通过“掐尖”将好学生都“掐”走,追求超高的升学率,也让那些没有进入超级中学的孩子觉得自己是二流的,影响了他们学习的动力。

第一财经:您认为推行十年制义务教育能够解决当前的教育内卷吗?

姚洋:是的。走出内卷必须从教育制度改革上入手,普及高中是必须的,如果我国的财力做不到12年,那么可以考虑缩减为十年制义务教育,一旦推行十年制义务教育,家长想“卷”也“卷”不成了。

在具体的制度设计上,十年义务教育可以这样安排:小学五年,实行中学一贯制,初中和高中合并成五年,上初中随机分配学校,从根本上杜绝择校。这样,学生分布也较为均匀,好学生可以带动后进生。孩子上小学之前可以加一个学前班,这样七岁开始读小学,十七岁中学毕业,上大学没有问题。对于绝大多数高校来说,十年义务教育的知识储备足够了。一些顶尖的高校如果对学生有额外的要求,可以增加一年预科。不上大学的孩子可以上中级专科学校,两到三年时间,然后就业。这样就可以从制度上彻底解决中学、小学和幼儿园的内卷。

不宜过早分流学生

第一财经:近来有关部门提出要坚持高中阶段的教育“职普比”大体相当,认为这一举措可为给社会提供必要劳动力,使得经济能够保持合理的增长趋势。家长对此的理解是,通过中考分流之后,将有一半的孩子上不了普通高中,反而进一步加深了教育的焦虑和内卷,您认为中考分流是否能够达到政策设计的初衷?

姚洋:过早地对孩子进行分流,将他们按照学习成绩分为三六九等是错误的。应该承认每个十四五岁的孩子都有自我发展的希望,不要通过分流打击他们,而是要给他们希望,让所有的孩子读完普通高中,到时他们的心智也较为成熟,再选择走职业技术路线还是大学路线。

未来我国产业升级都需要开数控机床,工厂要求有技术学院的大专文凭,初中毕业之后就进入职业教育,学生的知识储备是不足的,达不到高级蓝领的要求。

第一财经:德国学生在小学阶段就要决定做技术工人还是考大学。相比而言,为什么您认为我国学生在初中毕业后向职业高中分流还是过早?

姚洋:首先德国的制度本身也受到了其国内的很多批评,更重要的是我们职业教育的水平和德国相差非常大,也学不了德国。德国技校的教育是非常好的,技校的学生每周五天的时间,有三天是在普高上的,只有两天在工厂上,这样下来,普通高中的知识也学到了,而且还实实在在地学到了技术。

我国的情况是技校教育水平比较低,农村地区百分之六七十的技校学不到真技术,技校所教的知识和工厂需要的技能严重脱节。在德国,技术工人和大学生之间的通道是打通的,做了工人之后还可以去上技术大学,德国高中毕业生考上大学的比例还不如中国,只有约40%的学生升入大学,但到了30多岁,则有百分之六七十的人接受了高等教育。然而,在我国这条通道是关闭的,绝大部分人当了工人之后就一辈子都是工人了。

在德国做一个普通工人没关系,过几年就可以上技术大学,就转变为有社会地位和可观薪酬的高级蓝领。我们学到了德国的分流,但没有学到德国制度的后一半。现在学生被分流后做蓝领是没有升迁通道的,这对于初中阶段学习成绩不太好的孩子,特别是农民家庭的孩子来说是一种不公平的制度安排。

我一直呼吁工人也要有职级,应该向工人开放适合他们的技术大学,比如像过去那种半日制半脱产大学,给他们再次接受教育的机会。

第一财经:您如何看待近来一些三本院校向职业教育学院的转型尝试?我国该如何改变学历教育与职业教育错位的这种困境?

姚洋:方向是对的,关键是怎么去做。我去德国看过,德国的技术大学一定要一到两个大公司合作,大公司与这些大学有紧密的合作,不仅提供资金支持,公司的很多实验室也设在大学里。

技术大学属于工科教育,办技术大学比办普通大学的成本高多了。办技术大学必须有设备,需要大量资金的支持,三本学校没有这个条件。这些院校向技术大学转型时必须有与大企业联合办学的思路,改变职业教育与企业需求脱节的状态。

缓解焦虑 关键在教育体制改革

第一财经:中央近日出台的“双减”文件提出,有效缓解家长焦虑情绪,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健康成长。规范课外补习是缓解家长焦虑的一剂良方吗?

姚洋:教育焦虑是当前社会非常普遍的情况,不仅大城市的家长焦虑,边远地区刚脱贫的贫困户也焦虑,由于本地的公立中学升学率不理想,有脱贫户拼尽了全力把孩子送到学费昂贵的私立高中去读书。现在全社会都非常重视教育,如果不从根本上解决教育焦虑的问题,这么下去甚至会将刚脱贫的家庭再一次拉入贫困。

我们的教育改革不能再只抓皮毛,只是采取一些治标不治本的政策,而是要从制度上来解决问题。如果教育制度中的一些根本性改革没有推进,而只是严查辅导班,那么家长就会选择化整为零、请私教,推高“一对一”价格,一些家庭愿意付这个成本而且能够付得起,但经济差一点的家庭就负担不起了。

从国际上来看,韩国、日本等都曾经禁止过辅导班,效果并不好,最后也只能又放开了。最终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并不是政府的约束,而是这些地区的大学成了普及教育,孩子们都可以上大学之后,去上补习班的孩子自然就少了,只有那些想上最好大学的孩子才上补习班,补习班的规模也就大幅缩减了。

减负要让孩子发挥天性,让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特长和专长。如果大学普及了,百分之六七十的孩子能上大学,高考就可以改革,一般学校不只看高考分数,特长生也可以被找出来,有天赋的孩子可以冒出来,这对于我国建立创新型社会是非常重要的。

第一财经:一直以来您都非常关注我国的教育均衡问题,尤其是农村教育的发展状况,您认为,提高农村的教育水平,当前需要做哪些工作?

姚洋:农村教育首要面临的是农村地区教师资源不足的问题,应激励更多的免费师范生到农村去,并增加财政投入来提高农村地区教师的待遇。

现在师范生是免学费的,但学费本来就很低,对于学生没有太大的激励,下一步应该提高待遇,对学生的奖学金高一点,减轻家庭的负担,这些学生毕业后如果到农村工作,除了正常的工资之外,国家还能额外给一部分工资,让学生安心在农村地区工作三五年,缓解农村师资缺乏的现状。

现在教育制度中还有很多对农村孩子不友好的政策,比较典型的是高考中的英语考试,加重了城乡之间教育的不公平。

现在高等教育收费,越好的大学收费越低,清华北大每年只有5000元的学费,而三本大学收费高达好几万元,大部分去上这些学校的是农村的孩子。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英语成绩不高,导致他们在与城里的孩子竞争中处于劣势,难以考入学费低廉的一二本大学,让本来经济条件不太好农村家庭承受了高昂的学费。因此,取消高考英语考试,将英语成绩作为参考分数,在促进城乡教育均衡上能够发挥积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