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中國拘禁的2279日：親中派日本人的看守所監禁見聞
本书作者铃木英司，是日中青年交流协会前会长，为知中派的日本人，被中国以间谍罪行判六年徒刑，总计关押6年3个月。 图／截图自TBS NEWS DIG Powered by JNN
2016年7月，从事日中友好活动30年的日中青年交流协会前会长铃木英司，赴中国时被北京国家安全局以「间谍罪」拘留，并被名为「监视居住」的方式监禁七个月、审讯、逮捕、审判、24小时监视。在监视居住和监禁共计六年三个月后，终于在2022年10月11日刑满返回日本。本书是他的回忆与见证。
▌本文为《被中国拘禁的2279日：亲中派日本人被当成间谍，被逮捕、监视居住、审讯、监禁……的亲身见证》（晨星，2024）书摘
2016年7月15日，我在北京的机场突然被北京市国家安全局的人抓住，就这样被迫开始了监视居住的生活。那之后我过起了在起居的502号房及进行侦讯的504号房之间每天往返的日子。
痛苦的时候我就想唱最喜欢的歌手，石川小百合的热门曲「津轻海峡・冬景色」或「越过天城」。但是在房间里，唱歌也是被禁止的。没办法，我只能在心里唱歌来鼓舞自己。
负责调查的核心人物，是一名要我叫他「老师」的男人，他会不断问跟我往来的中国政府高官或日本人的事。一看就知道目的是收集情报。要是说太多的话，会给认识的人带来麻烦，所以我努力不要说得太仔细。
但是人类是很脆弱的。每天除了调查以外完全没有其他能做的事。也无法跟人说话。在这样的情况中，如果当天我听到调查最后说了「明天我要问关于●●的事」时，那个晚上就会开始思考要怎么回答。因为没有跟其他人说话的机会，在隔天的调查时，有时一不小心就会说出多余的事。
因为我能把人的经历和学历记得很淸楚，所以如果被问到对自己或是另一个人不利的话题时，我就尽量回答：「我不记得。」或是不回答。但如果是被问到往来的中国人的事，我会忍不住回答：「他是某某大学毕业的。」于是有时「老师」便会说：「你记忆力很好，不可能不记得过去的事。」并继续追问。
我想调查官实在很有手腕。他们会将对手逼到极限，让他自白。或者是诱导他做出对自己或中国外交官不利的发言。他们有这样的技术，应该就是监视居住这种制度下所产生的吧。
虽然这个地方看似很像日本的代用监狱（按：一种日本特有的刑事设施，可以暂时关押拘留者最多达20天，而不是让拘留者直接进入看守所等设施）。但相比之下，监视居住可以监禁嫌疑人的时间压倒性地长。监视居住是依据中国刑事诉讼法75条所规定的，但是考虑到中国的人权问题，国际舆论应该也要唤起改变监视居住制度的呼声才对。
2016年7月15日，我在北京的机场突然被北京市国家安全局的人抓住，就这样被迫开始了监视居住的生活。示意图，图为在北京机场内戒备的武警。 图／路透社
在调查过程中我特别留下印象的，是对于在日本的中国研究问题。老师举出一些在日本著名的教授们几年前进行的研究计划，问我：「这是怎样的研究？」
该研究是接受日本文部科学省的补助，调查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决策过程。我回答：「虽然听过这个研究，但我不淸楚详情。」
结果老师说出了可怕的话。
「他们在研究什么？不需要进行中国研究。我们都是这么认为的。」
这句话中包含了：「要是进行研究的话，我们可不会坐视不管。」的意思。
如此一来，学者就会因为害怕而不敢前往中国，在我被抓后，2019年，北海道大学的教授在北京被关了大约两个月，这件事在日本的中国研究学者间引发了相当大的冲击。住在日本的中国人学者暂时回国的时候，被当局监禁的例子也不少。
502号房里没有日历。但我和监视者的关系也改善到可以问他们：「今天是几月几日？」这种简单对话后，他们愿意回答我的程度。
2月7日，我迎来了我的六十岁。没想到会在这种地方迎来六十岁，到底我的监禁生活要持续到何时呢……到底是什么让我的人生变得如此走调的呢？说归说，我想起父亲也常常告诉我：「中国很危险，要往来的话适度就好。」想起这件事，我的胸口就一阵难受。
2019年，北海道大学的教授在北京被关了大约两个月，这件事在日本的中国研究学者间引发了相当大的冲击。住在日本的中国人学者暂时回国的时候，被当局监禁的例子也不少。图为北京公安。 图／报系资料图库
▌因间谍嫌疑正式逮捕，从监视居住转往看守所
几天后，在一个如往常般的早晨，我被带到504号房后，之前曾见过一次的男人坐在了之前询问我的「老师」所坐的椅子上。他穿着制服，是深蓝色的衬衫加上领带，左胸前的徽章上写着「安全」两字。我想是国家安全部的警察吧。
旁边还坐着一名面容端正到令人吓一跳、30岁左右的女性。女性也穿着同样颜色的衬衫，但没有系领带，可以看见衬衫下方穿着粉色的毛衣。
男方问了我名字、生日等，但没有问其他详细的问题。
我问：「今天不用调查吗？」
「很快就会再见到你了。」对方只这么回答。
那天的调查就这样结束了。
隔天早上，我被告知：「要换地方了。」并再度被戴上了眼罩。我被固定于轮椅上移往电梯，并没有为了长距离移动而搭车，所以应该是转往同场所的其他建筑物吧。
我被带到新建筑物地下的侦讯室后，前天还坐在504号房的两名男女正在那里等待。他们说：「之后会由我们来负责调查你。我们是北京市国家安全局的人。首先要你在这里签名。」并出示拘捕令。那里写着我违反刑法110条的间谍嫌疑而进行拘捕。
「我不想签。」我反抗道。
「随你怎么说。你的言论自由会被保障，要缄默也可以。但是先签名。以后也一样，唯有签名要好好执行。」他们这样压迫下，我只好无奈地签了名。一旁的女人用着冷冷的目光瞪着我。
侦讯开始了。
「你的案件很简单，所以就老实回答吧。不是什么需要花太多时间的内容。」
发言似乎完全是由男方负责。我试着询问：「刑期大约会是几年？」
「那不是我能决定的。我的职责只有把你送给检方。」侦讯内容以至今为止我见面的中国高官的对话内容为主。
那天结束侦讯后，我便以间谍嫌疑的身份被正式逮捕了。我被告知那天是2017年2月16日。我要开始新一波监禁生活的地方，是隶属北京市国家安全局的看守所。那是一间专门安置间谍或恐怖份子的看守所。那天，我离开了监视居住生活时居住的、老旧饭店风格的房间。
监视居住时住的是单人房，但在看守所同房的大约会有2、3人。很久没遇到讲话对象，令我不禁雀跃起来。房间跟室友的组合都会定期改变，应该是为了防止收容人之间关系变好吧。
値得感谢的是窗上没有窗帘，可以看到天空中挂着冬天的太阳，从云的缝隙间微微探出头来，这是我和睽违半年只看过15分钟的太阳的「再会」。
那天结束侦讯后，我便以间谍嫌疑的身份被正式逮捕了。示意图，图为北京海淀区看守所。 图／报系资料图库
示意图，一名中国武警驻守北京第二看守所。 图／美联社
▌不符期待的中国律师
人类的心理真是不可思议。虽然被监禁的现状没有改变，但我却感觉来到了好地方。虽然房间里有监视摄影机。但监视者只有偶尔会出现。也可以尽情唱石川小百合的歌，我还教了因为跟俄罗斯有联系而被抓的华侨室友唱歌。
被逮捕后，北京市国家安全局的调查次数就明显减少了。监视居住时期几乎是每天，但被逮捕后，直到起诉前应该只有五次而已。每次在侦讯后都会让我看笔录，而后穿制服的男人便会要求：「签名。不得拒绝。」
拘捕令那时也是一样。我想他们是希望能累积对当局有利的陈述吧，我虽然对签名这件事心里很抗拒，但也没有其他选择。
有一次还有类似这样的对话。「你是带着日本公安调查厅的任务来的吧。也就是披着日中友好人士的皮的间谍。」男人这么说。
我反驳：「我不是间谍，也没有接受公安调查厅的什么任务。」
但是对方接二连三地说下去：「公安调查厅是间谍组织。跟CIA是同样的。」
「你到底在讲什么啊，公安调查厅既不是间谍组织也不是情报组织，跟CIA完全不一样。」我这么主张，但中国政府好像认定公安调查厅就是间谍机构的样子。
在看守所进行最一次侦讯时，男人这么问：「你跟汤先生见面时，有谈到朝鲜的话题吗？」中国人称北韩为朝鲜。
北京地铁站外巡逻的公安。 图／欧新社
2013年12月4日，我和在日本时就有往来的中国外交部高官汤本渊先生在北京聚餐。
我和汤先生的对话是这样的。日本媒体报导北韩已故金日成主席的女婿张成泽疑似被处刑，我提到这件事后，汤先生回答：「我不知情。」这件事在日本有被报导，之后我应该也没讲什么重大内容。所以就算被问及跟汤先生的对话，我一时也没想到。
「是啊，但我想应该没谈到什么重要的东西吧。」我回溯记忆后，男人便很激动地说：「重不重要不是你说了算。」然后继续问下去。
虽然我很疑惑，这种事有严重到要怀疑是间谍吗？但同时也有点后悔，或许在监视居住时对「老师」详细说了此事是个失败的决定。而当时的担忧后来成为了现实。后来起诉书上淸楚写着以我跟汤先生的对话作为起诉事由，这件事就后述。
那是2017年3月左右的事了。我被叫到侦讯室，接受北京市国家安全局第六次的调查。但那天等待我的是两名检察官。我想他们大概是要把我移交给检察官吧。检察官也开始了简单的侦讯。
「你有请律师的自由，要请吗？」
那是我第一次委任律师，检察官开始办法律援助的手续。在日本，要是被逮捕就会自动派任律师，但是在中国，好像在被交给检察官之前，在很长一段时间的监视居住期间里都没有律师协助。这制度简直可说是冤罪滋生的温床。
法律援助要委托律师需要经过资格审查。会调查嫌疑人有多少钱，如果是有钱人，就不能使用中国的法律援助制度，以日本说法就是不能雇用公设辩护人。
图／报系资料图库
从那天开始，我接受检察官的询问。大概是在第三次左右吧，检察官跟我说律师已经决定了，也差不多该来了。而那之后的四天后左右，律师终于来了。是一名平头的魁梧男性，我和律师的对话全都被录音下来。
这个律师完全无法让人期待。话是这么说，但或许中国律师全都是这样的也说不定。在法庭上的情况留待后述，但开庭前，律师只来过仅仅两次。我对律师说：「我主张无罪。」而律师却只回答：「放弃这个主张吧。我们会努力减轻判决的。」
2017年5月25日，看守所地下侦讯室来了两名女性法院书记官，告知我被起诉了。他们给我看承认自己嫌疑的陈述笔录，我又再度被强制要求：「不能拒绝签名。」于是我不得不签了。
起诉事由有以下两点，①我不仅知道公安调查厅是日本的间谍组织，还接受他们的请托，负责搜集中国有关情报并提供给他们。②2013年12月4日，我在北京市餐厅和中国外交官汤本渊谈话时，试图问出北韩相关情报，并将情报提供给公安调查厅──而这违反了中国刑法第110条。
「公安调查厅是日本的间谍组织。」是中国政府单方面的认定，我根本不认为公安调查厅是间谍组织。确实我认识几名公安调查厅的职员，但也顶多是吃饭时聊聊中国情势并交换意见而已。我怎么可能带有间谍任务。
我在侦讯时也明确否定了此点并反驳，但是起诉书上却认定我知道「公安调查厅是日本的间谍组织」，并认为我是公安调查厅的代理人。
图／晨星出版提供
《被中国拘禁的2279日：亲中派日本人被当成间谍，被逮捕、监视居住、审讯、监禁……的亲身见证》
作者： 铃木英司
译者： 张资敏
出版社：晨星
出版日期：2024/1/1
内容简介：「为什么中国要拘禁我？」日中青年交流协会前会长．铃木英司，被不承认的间谍罪行判六年徒刑，总计关押6年3个月。这是他的回忆与见证。2016年7月，从事日中友好活动30年的铃木英司被北京国家安全局以「间谍罪」拘留，并被名为「监视居住」的方式监禁七个月、审讯、逮捕、审判、24小时监视。在监视居住和监禁共计六年三个月后，终于在2022年10月11日刑满返日。为什么对中日友好贡献巨大的人突然被监禁？ 中国现在发生什么事？自2014年以来，习近平政府加强了对在中国经营的外国人的控制，以间谍罪拘留外国人的案件陆续浮出水面。而本书正是铃木英司关于此经验的第一手残酷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