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飞宇:非虚构是一轮初升的太阳

从作家的身份中短暂抽身出来,毕飞宇还是研究者和阅读者。过去这一年,他阅读古书,阅读经典小说,也阅读这个时代最新鲜的文字。

✎作者 | 苏炜

“过去的一年对我来说是简单的,我毕竟摆脱了《欢迎来到人间》。”

2023年,毕飞宇出版了最新的长篇小说《欢迎来到人间》,与上一本聚焦盲人群体的《推拿》时隔十五年。《欢迎来到人间》更像一次透彻有力的心理洞察试验。

围绕肾移植科医生傅睿,小说对捆束在他身上的种种关系进行拆解,从而透视当代人的精神困境。这是一本与“当代”息息相关的小说,“傅睿”们的故事与书外的现实平行前进。这样的写作也注定是艰辛的。“写得很煎熬,就想摆脱它。现在回过头看,是煎熬,但人生的乐趣也在这儿。”在一次采访中,毕飞宇如是说。

《欢迎来到人间》

毕飞宇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2023-7

评论家说毕飞宇是“一个刀光闪闪的家伙”,可以“把一团乱麻清晰地讲述出来,精确流畅”,这样的评价恰如其分。

在小说里,后背的痒与傅睿如影随形,尽管那里没有病灶、没有伤疤,但痒还是与日俱增,那是心理顽疾的外化,亦是当代生活困境的外化——搔痒过后,依旧酸楚,这是作家对当下的你我的剖析和怜悯。

从《青衣》到《平原》,从《玉米》到《推拿》,他每次选择的切口并不大,但总能直抵生活与人心的腹地——舞台上飘动的水袖撩拨欲望,平原上鼓荡的风吹散青春躁动, 玉米、玉秀、玉秧三姐妹的命运镶嵌在时代的疼痛里,推拿店里的人的来和走,要在黑暗中活个明白。毕飞宇的写作是凝练的、精准的、冷静的,场景和个体不断变换,来自现实的穿透力绵长。

(图/《推拿》)

当然,毕飞宇的写作也在变化,他将这种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归于现实本身的变化:对于《玉米》所处的时代,书写时“着力最多的是疼痛”,而来到《推拿》的时代,他的“内心就柔和得多”,书写的过程,也是“呈现”时代的过程。来到《欢迎来到人间》描述的当下,冷静和悲悯再度浮现。

从作家的身份中短暂抽身出来,毕飞宇还是研究者和阅读者。过去这一年,他阅读古书,阅读经典小说,也阅读这个时代最新鲜的文字。在《新周刊》2023年度刀锋图书奖揭晓之际,作为推委会主席的毕飞宇,围绕书写和阅读,围绕现实与时代,与我们进行了一场对话。

“我的写作始终没有终止,

始终处在发展的状态,

它在走向阔大”

《新周刊》 :《 玉米》中的三篇,《玉米》《玉秀》《玉秧》,还有《青衣》,你早期的这些作品都与女性有关。来到当下这个女性意识、女性书写都格外蓬勃的年代,你怎么看自己所写的女性,以及写作女性的方法?

毕飞宇 :我理解的女性写作和我的书写女性是有区别的,这个我必须要诚实。

我写《青衣》和《玉米》的时候,考虑得比较多的,依然是人物形象而不是女性形象,这就是区别。在我看来,女性写作必须是自觉的、充分考虑女性立场的,我当时并不是这样。

我记得很清楚,我写《青衣》的立足点是20世纪末,而《玉米》的立足点也是20世纪70年代。不能因为这些小说受到了欢迎,我就必须修正我的说法。我说过,写这些作品着力最多的是疼痛,这一来几乎就不用选择了,选择女性也就成了一件自然而然的事——女性所承受的疼痛远远大于男性,无论是从民族性、历史性还是生理性去考察,这个结论都是成立的。

如果一定要把这两者联系起来,那么我想说,女性题材,或者说有关女性的话题,它在本质上是一个人道主义问题,是必然会在艺术史上有所呈现的。

(图/《青衣》)

《新周刊》 :在《 玉米》《青衣》这些作品里,人物面对的命运往往是残酷的,人物的情感往往也是尖锐的、逼仄的,权力和性也被不断工具化。 围绕这些作品,有过赞誉,也有过争议,你一直以来怎么处理外部评价? 它们会影响到你的写作吗?

毕飞宇 :对《青衣》和《玉米》主要还是赞誉,争议并不多。最大的原因可能还是我当时比较年轻,毕竟也就三十五六岁。

我想说,外部的评价对我是有影响的。 我有很多很好的朋友,在私下,我们有 深入的讨论,这些讨论的学术性相当高,也有很尖锐的批评,激烈的争论自然不可避免。 这些对我怎么可能没有影响呢?

我个人的性格偏于开放,我的写作也相对开放,我喜欢这样的状态,开放会让我深入,不停地深入,尤其在认知能力方面。我最为满意的一件事就在这里——我的写作始终没有终止,始终处在发展的状态,它在走向阔大。当然,我一直没有停止阅读,这个也很重要。

(图/《青衣》)

《新周刊》 :你表达过,为了让玉秀活下来,花去很多时间。对于笔下这些人物,你会像很多作家描述的那样怀有特别的情感,还是相对比较抽离?

毕飞宇 :关于一个作家和他笔下的人物的关系,我想这样说,在情绪上,我不能做太多的纠缠,我是抽离的,我努力去抽离。尽管我们有时候会夸大写作的快乐,但是某些特殊的情绪对作者来说也很折磨,在写作的过程中,为了保证作品内在的统一性,你只能沉浸其中,这并不轻松。作家并不特殊,谁也不是机器,他需要心理建设,他需要抽离一些东西。过于沉湎于内心的悲剧,对作家的伤害会很大。走进小说是一个作家的美学问题,走出来则是一个哲学问题。

“ ‘客观世界’开始隐匿,

我们每一个人都在自己的‘茧房’里

发明了自己的‘真’”

《新周刊》 :从阅 读观感上来看,到《推拿》之后,你笔下人物的命运,似乎更加平和了。无论是都红对于盲人身份的纠结,还 是小孔为了 爱情 “背叛”家庭,这些矛盾相比于苏北乡下的“玉米三姐妹”来说,都远没有那么酷烈了,更多的时候变成了普通人之间的矛盾纠结。这种转变是如何发生的?它来自哪里?

毕飞宇 :《推拿 》和《玉米》是性质不同的东西,也可以说,是性质不同的写作。

《玉米》属于反思 小说,也可以说是历史小说,它的使命是对历史的铭记。 《玉米》是反对遗忘的作品,简单地说,我们再也不能回到那个残酷的时代了,不是《玉米》残酷,是《玉米》所呈现的那个时代残酷,即使它已经来到尾声了。

《推拿》则完全不同,它的着重点是命运,一群特殊的人的命运。 实际上,写《玉米》和写《推拿》的作者是同一个人,他没变,唯一的变化是人物所处的时代不同。 我对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态度,我对《推拿》的时代是欢迎的,我的内心就柔和得多,我就是呈现。 它不涉及对抗,不涉及批判,不涉及控诉,也不涉及愤怒和毫不留情的嘲弄。

(图/《推拿》)

《新周刊》 :你 谈到时代变 化投射在作品里,事实上作家也确实与时代息息相关。那么既作为作家,又作为研究者,能否描述一下你眼中今天的 “写作时代”“阅读时代”,它们的特质是怎样的?

毕飞宇 :我认可你这个说法,作家不只是一个感受器和表达者,他也是研究者。不过,对眼下的 “写作时代”和“阅读时代”,我的看法不一定准确,也许大部分人不会同意我的看法——对于读和写来说,这个时代是失真的。我们一直以为“客观世界”是真实的,有可能出现偏差的是我们的认知,但是,科技和过快的生活节奏改变了这一切,大量的“作者”和海量的资讯也改变了这一切。在“真”变得遥不可及的同时,我们对“真”的态度也变了,“客观世界”开始隐匿,我们每一个人都在自己的“茧房”里发明了自己的“真”。

(图/《天才捕手》)

你发现了吗 ? 我们突然变得极其固执,抛弃了商量的余地,因为这个世界的 “真”被切割了。 关乎真相的世界是一头大象,我们亲手肢解了它,把它分解成了大腿、耳朵和牙齿,然后睁大了眼睛去盲人摸象,每个人都得到了自己的柱子、扇子和长矛,但这样分散又个体的理解,与“真”相去甚远。

《新周刊》 :属于写作者的时代也在变化,比如在你那一代的作者中,写作主题的公共性、深刻性是很普遍的,而今天的不少作品,都更加个体化了。 你怎么理解更年轻的一批写作者和他们的时代?

毕飞宇 :这个问题和上一个问题是连带的,我认为我们的写作在 “现实性”这个问题上 ,将会越来越难,因为现实越来越模糊,而求真的冲动也越来越低能,这两者合在一起,也许会让我们的文学出现相当长的“垃圾时间”。这个时间到底会有多长?我不知道,但是我确信,文学的“垃圾时间”开始了。

“我的写作一直比较缓慢,

这完全是一个信念问题,我信任慢”

《新周刊》 :你目前阅读和写作的节奏大概是怎样的?你近期的阅读趣味是什么?

毕飞宇 :我的写作一直是一个节奏,比较缓慢。倒不是我手脚慢,恰恰相反,我是那种动作敏捷的人。之所以慢,这完全是一个信念问题,我信任慢。对一个作家来说,快是毫无意义的。我又不是魔术师,我没有需要掩藏的机关,要那么快干吗呢?

说起阅读,这几年的变化有些大,我开始读古籍和文言了,当然,很慢,很吃力。 我之所以 开始读古籍不是为了求知,作为一个进入老年的中国人,我和大多数老去的中国人一样,感到自己关于道、儒、法不是知道得太少,而是太多了。 它们就是我们的生活,哪里还需要学? 可是,我还是决定好好地捋一遍,我是想对我们这 个民族的文化形成,了解得更清晰一些。

(图/《天才捕手》)

《新周刊》 :你在《小说课》里援引了非常多例子,有世界性的作家,也有本土的作品。 你在小说写作上的 “师承”是怎样的? 很多中国作家都面临现代的、世界性的、思辨的,和古典的、写意的、留白的两种力量的拉扯。 这种拉扯在你的创作经历和创作观上有体现吗?

毕飞宇 :我其实说不上师承,我的童年是在特殊年代度过的,外国的东西读不到,本土的历史也读不到,谈何师承呢?

等我读大学的时候,西方现代主义进来了,那就是它了,没有选择。 但是我要说,那时候的我们其实是读不懂现代主义的,一个没有经历过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的人,怎么可能理解现代主义呢?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的大学读得稀里糊涂,但是,思路打开了,大的框架有了,这个很重要。

我常说,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所谓“改革开放”就是重新做人,很刺激的。 我们不是不尊重传统,而是在否定传统的环境中长大,对于传统的底子很薄。 我现在开始读古籍,也不是想寻找什么,我就是站在这里看看,就是《诗经·黍离》里的那个人: “知我者,谓我心忧; 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

(图/《天才捕手》)

现在的年轻作家接受的教育比我们要系统得多,这是一个好事情,但我不认为我们还可以出现笔记体小说家,那不是读几本古籍就可以的,那需要与之相匹配的生活。 所谓的笔记体小说家,能有一个汪曾祺就足够了。

《新周刊》 :最后的问题,回到我们这次奖项本身。 在过去的这一年,写作和阅读带给你什么? 对于本次的获奖者以及更多写作者,你有什么样的印象和判断?

毕飞宇 :过去的 一年对我来说是简单的,我毕竟摆脱了《欢迎来到人间》,这就使我可以把整块的时间用在阅读上,包括这一次阅读刀锋图书奖的作品。

我首先要对俞冰夏女士表示祝贺,不是祝贺她得奖,而是祝贺她用那么长的 间终于翻译完《无尽的玩笑》,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奖项她当之无愧。

也许我还要特别祝贺一下张定浩先生,他是一位成就显著的批评家,可他同时也是一位隐秘的诗人,我很难说他的批评和他的诗歌,哪一样成就更高。

我们不该遗忘的还有易小荷,她的《盐镇》毫无疑问是2023年中国文学的重要成就,我们需要非虚构,这个时代需要非虚构。我听说易小荷打算改行了,她也想去虚构了,那个着什么急呢?非虚构是需要精力的,需要体能,需要腿脚,虚构着什么急呢?我特别想说,文学的内部似乎也有歧视链的,总觉得虚构比非虚构要高级一点,我不这样认为。我觉得我们的虚构已经产能过剩了,而非虚构才是一轮初升的太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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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丨苏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