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士尼亞的裂痕，與鈔票上的平行世界

Dada家的客厅，以及那张我们不敢问起的照片。 图／作者提供。

摩斯塔（Mostar）是我们抵达波士尼亚之后，第一个落脚的城市。我们还来不及看清波士尼亚的样貌，就先在巴士站旁认识了Dada。她每天掐准巴士到达的时刻，到巴士站等待没有订房的背包客，直接向他们推销自家民宿。

说是民宿，其实就是寻常公寓里的一个单位；Dada将闲置的房间整理过后，摆进床铺，俨然就是一个镶嵌进波士尼亚家庭的青年旅社。

Dada家的客厅，有幅年轻男子着军装的相片挂在墙上。我们自始至终，都不知道他是Dada的儿子还是孙子（或是其他她可能挂念的对象），也不知道他现在在哪里。

我们不敢问。

这是一个墓园比公园多的城市，而且大部份墓碑上写着的年份都是同个数字。波士尼亚战争时，城里几乎没有一个家庭完好无缺。

屋里挂的照片，是装饰、或是提醒，是储存记忆的容器、或是对于逝去的悼记。在Dada家，哪个多一些，我们没有把握。

▎尺寸弄错的俄罗斯套娃

波士尼亚是个很复杂的国家。

如果你不亲自来一趟，可能很难理解这里战争为什么打得没完没了。如果人类的历史，就是彼此厮杀征战的故事；那么也许二十世纪，就是在塞拉耶佛引爆世界大战中拉开序幕，又在波士尼亚战争中惨烈谢幕。

1989年柏林围墙倒塌之后，共产阵营维持不到半世纪的乌托邦理想溃散一地。南斯拉夫联邦的加盟国纷纷背离；塞尔维亚作为联邦的核心国，无法忍受联盟分崩离析，决意向独立出去的新国家们宣战。

开战的结果，就是让巴尔干半岛，为这个世界铺陈出1990年代的国际新闻地景。战争一路从斯洛维尼亚、克罗埃西亚、波士尼亚，打到了科索沃；这些地理名词，几乎成为了战争的前缀词，贯串成为我这代年轻人某种意象式的集体记忆直到现在，听到这些名字，我还是会直接联想到战火。

在国际势力介入后，战争总算停歇。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阻挡了塞尔维亚的渗透，同时也打破了俄罗斯在苏联解体之后，卷土重来、再次西扩的意图。

巴尔干半岛的地理名词，贯串成为我这代年轻人对于「战争」，某种意象式的集体记忆。（资料图片：1996年联合国维和部队入驻波士尼亚）。 图／路透社

波士尼亚境内的不同族群，从鄂图曼帝国统治以来就比邻而居；而族群认同的龃龉、以及国家独立的追求，就是在冷战结束、权力真空的脉络下，被其他大国们拿来作为争夺势力范围的使力点，最后导致战争罪行与种族屠杀。

于是有人说，搞懂巴尔干，你的国际关系史学分大概就拿到一半了；而弄懂波士尼亚，你的巴尔干史应该也就离及格不会太远。

在国家与族群的命名上，波士尼亚的确像个谜语。这个国家的正式名称，其实是「波士尼亚与赫塞哥维纳」，有点拗口。但不论在中文或英文语境，这个联邦都常常只被简称为「波士尼亚」。

今日的波士尼亚境内有三大族群，却由两个政治实体加盟组成。三个族群分别是波士尼亚克人（Bosniak，绝大多数为穆斯林）、克罗埃西亚人（Croat，绝大多数为天主教徒）、塞尔维亚人（Serb，绝大多数为东正教徒）。前二者占多数的地区组成了「波士尼亚与赫塞哥维纳联邦」，与塞尔维亚人为主体的「斯普斯卡共和国」（Republic of Srpska，意思是「塞尔维亚人的共和国」），共同在同一张国旗下生活着。

于是，中文语境里的「波士尼亚」，指涉的可以是一个国家的称呼，可以是一个国家内部的组成部分，同时又可以是该组成部分的其中一个地区和优势族群的名称。英文语境里，将「Bosniak」和「Bosnian」区隔开来，即是为了区分「族群」与「国族」的用法。

而「塞尔维亚」这个名字，也很容易让人疑惑。它同时可以拿来指称另一个在波士尼亚东边的主权国家「塞尔维亚共和国」，但这个共和国，又与波士尼亚境内的政治实体「斯普斯卡共和国」在字义上几乎同名。

相较之下，「赫塞哥维纳」则专指「波士尼亚与赫塞哥维纳联邦」内部的一部份，但其主要组成族群是克罗埃西亚人，又经常让人与波士尼亚西边的主权国家「克罗埃西亚」的克罗埃西亚人搞混。

于是你很难怪罪外人总是看得一头雾水，因为这里各种族群的名字和国名，在不同层次被重复使用、纠缠不清，像个尺寸弄错、永远盖不上的俄罗斯套娃。而族群与国族边界的无法重合，除了让外人疑惑，也为波士尼亚境内战火提供了延烧的燃料。

听了这么多令人头晕脑胀的区隔标签，你可能会预期波士尼亚是一个有着多元族群的国家。但事实上，单从人们的外表来看，除了有些穆斯林女性会戴头巾之外，波士尼亚境内的三个族群几乎没有不同，讲的语言也共通无碍。

不过人类这种擅长画界、区隔你我的生物，总归是不缺标签的。就算语言相同，塞尔维亚人以东正教的正统文字「西里尔字母」书写语言，从而与克罗埃西亚人、波士尼亚人使用的「拉丁字母」区隔开来。

在这里，文字不只用来表记发音、存放意义，还是一种承载政治认同的敏感符号：塞尔维亚人心底的那根磁针，总是遥遥指向东边的泛斯拉夫联盟，包括塞尔维亚共和国，同时也包括俄罗斯。它们，都是西里尔字母死忠的拥护者。于是文字的界线，在波士尼亚，正好也是政治疆域的界线，将「波士尼亚与赫塞哥维纳联邦」与「斯普斯卡共和国」切割开来。

仗打完了，生活总是要过下去。但我很难想像这个国家的三个「民族」，到底怎样在反目成仇之后，还能在战后继续以联邦的形式组成一个国家；波士尼亚战争时，双方杀红了眼，刀刀见骨。他们像一对吵架吵到拳脚相向、伤痕累累的夫妻，在旁人劝说斡旋之下，勉为其难地继续在同个屋檐下相敬如宾。

波士尼亚战争后，几乎所有城镇的公园，都被拿来作为墓园使用。墓园，因而成为波士尼亚特有的都市地景。 图／作者提供

▎钞票上的平行世界

而这两个加盟国冷薄的携手，你今天还可以在钞票上看见。

波士尼亚的货币名叫「马克」，自然也是德国人留下的遗泽。如果你想念那个改用欧元之前，还在用马克交易的德国，可以到波士尼亚来个货币式的重温。波士尼亚马克的版式设计，甚至和德国马克长得几乎一样。

波士尼亚马克的全名，其实是「可互通马克」（Convertible Mark）。之所以要「互通」，是因为波士尼亚有两套货币：一套由「波士尼亚与赫塞哥维纳联邦」发行，一套由「斯普斯卡共和国」发行。这两套货币长得一模一样，只有「看板人物」和书写文字顺序不同：联邦发行的钞票，先写拉丁字母、后写西里尔字母；共和国发行的钞票则颠倒过来。

看板人物则由两边的政府，各自选用两边的作家，想用书卷味掩盖烟硝味。唯一相同的，是五马克面额上的Meša Selimović；他出身于波士尼亚的穆斯林家庭，却认同自己是「塞尔维亚人」。

两种波士尼亚20马克钞票（换算台币约380元），两种「看版人物」头像；这张是由波赫联邦发行，拉丁字母先于西里尔字母出现。图中人物为波赫地区的克罗埃西亚裔诗人西米奇（Antun Branko Šimić，1898-1925）。 图／作者提供。

同样是20马克的钞票，这张则是由塞族共和国发行的，西里尔文字反而先于拉丁字母；图中的塞族人物是被称为「波士尼亚荷马」的塞尔维亚裔诗人维耶斯克（Filip Višnjić，1767-1834）。 图／作者提供

钞票背面没有看版人物，但「看版文物」同样也要固执地彼此区分；这是波赫联邦版的20马克钞票，图中是著名的Radimlja古墓石碑，该地以埋葬中世纪波士尼亚教会信徒闻名。 图／作者提供。

塞族共和国版的20马克钞票，背面印着的是流行于东南欧的传统乐器「古斯尔」。 图／作者提供。

这两套乍看一模一样的钞票，像是两个平行世界的失真镜像，又像某种恶作剧的偷天换日；甚至如果有报纸直接拿这两张钞票，放在副刊的「大家来找碴」栏位搪塞版面，供读者圈出两张钞票哪里不同，似也未有不可。

因此，他们的「互通」，反而有种欲盖弥彰的难堪。恰恰是因为有了对彼此的壁垒、以及自己放弃不下的民族颜面与坚持，才有勉强流通的必要。如果这世界有「最别扭的货币」这种头衔，波士尼亚马克当之无愧。

货币，有时候是民族国家的直接产物，有时候又是催生民族国家的工具。透过使用着同样的货币，人们分享着某种共感；而钞票上的人物与故事，也在方寸之间承载国族神话。波士尼亚马克则为我们示范了，两个政治实体如何委曲求全、共同组成国家，却又要在一定的限度内保有自己的认同与尊严。

但在转型正义还没有太多进展之前，这种「调换钞票头像」的权宜之计，其实只是在透露着某种难言之隐：仇恨仍在生活表面下暗暗涌动、仍在数量惊人的墓冢间徘徊飘荡。由此，钞票变成了一种绝佳的隐喻：经济，可以在物质上为敌对的人类们，找到一点共同携手的动机，却无法真正弭平认同上的差异。裂痕，一直都在。

一如战后的摩斯塔，外国资金迅速涌入，希望重建这个被战火蹂躏的小镇。修复的重点，被放在观光客最爱的石造拱桥，以及周边富有鄂图曼风情的历史建筑。外国投资者一厢情愿地认为：将因为战火而断掉的桥修复，被撕裂的种族，便可以在象征意义上被重新连结——当然，还可以带来观光收入。

结果，新的「旧桥」成为观光客聚集的飞地，但真正有意义的实质重建却付之阙如：许多弹孔满布的公寓仍荒废在路旁，之前逃离战乱的居民终究无法迁回。许多人将这个问题，归咎于资金来自外国的事实：外国人的投资偏好，难以照顾在地需求。

尽管如此，对于观光客来说，摩斯塔仍然美得让人舍不得离开：天主教堂与清真寺的塔楼，像孩子赌气般地比谁建得高；河流将小镇切凿开来的丰富地景，和这里的历史一样富有戏剧性。不过真正让我们在这里多作逗留的理由，还是Dada。

新的「旧桥」，以及周边被「修复」成为原貌的鄂图曼式建筑。 图／作者提供

▎生者忌言、死者喧嚣的国度

有天Dada没有其他房客，索性多做了些葡萄叶饭卷（Sarma），邀请我们一起坐在她的餐桌旁。我们知道，Dada如此殷勤，除了部分是因为她天生的好客，也是希望我们能再多住几晚。

经济凋敝的波士尼亚乡间，根本没有其他可以维持生计的产业。就算是波士尼亚观光客必定停留的摩斯塔，旅馆仍是供过于求；在淡季里，我们每天看着她落寞地一个人从巴士站归来。

虽然从我们的房费里赚不到多少钱，Dada还是把我们照顾得无微不至。每天清早，她都会用面粉炸有点像油条的peksimet给我们当早餐吃，仿佛这些本来就是她例行要做的事。Dada总忙这忙那，巴士还没到站的空挡，她还得上市场买肉扛面粉、采果子回来做果酱。陪着我们吃早餐的，只有餐桌旁的那张军装男子的相片而已。

我们离开的前一晚，Dada的女儿和孙女也来了。他们一起挤在客厅电脑的萤幕前，要和Dada在外工作的其中一个儿子视讯聊天。和其他被渐进整合进欧盟的巴尔干国家一样，这里大部分的劳动力，都外流到更容易找到工作的地区。父母妻儿被留在家乡之后，在许多家庭里，年轻男子总是缺席。

Dada被儿子逗得开心，也顾不得我们在一旁；这个Dada与我们在巴士站遇见的那个Dada判若两人。我们看着Dada手舞足蹈，也跟着欣喜起来；找不到房客的民宿里，气氛难得如此轻松。但视讯结束之后，我们还是有点落寞。因为萤幕里Dada的儿子，看起来不像墙上照片里的那个男子。

旅游指南的告诫，持续按捺着我们的好奇：他们说除非关系熟稔，贸然询问波士尼亚人的种族认同与战争记忆，是不恰当的。我们不知道Dada的葡萄叶饭卷，以及在我们眼前进行的家族视讯聊天，有没有让我们越过那条线，于是终究选择噤声，善意地不涉入一个家庭的虚拟团圆，安静地推敲那热络背后可能有的种种森冷——那些历史教会我们想像出的森冷。

一直到退房之前，其实我都在期待，期待下一刻照片里的年轻男子就会进门放下行李给Dada一个亲吻，然后与我们自我介绍，并说他刚从另一个城市放假回来虽然不远但路上有点塞车……。

这样我就不用开口问了。多希望我可以不用开口问，在这个生者禁忌言说，死者无法缄默的国度。

陪着我们吃早餐的，只有餐桌旁的那张军装男子的相片而已。 图／作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