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拉格的冬天

《大侠柠檬水》。（金马影展执委会提供）

《失翼灵雀》。（金马影展执委会提供）

《网中的太阳》。（金马影展执委会提供）

《消防员的舞会》。（金马影展执委会提供）

《野雏菊》。（金马影展执委会提供）

好事多磨，去年因三级警戒整整延后一年的「金马经典影展：捷克斯洛伐克电影黄金时代」终于要在七、八月重现了。

和捷克斯洛伐克电影结缘，大抵是侯孝贤的《悲情城市》（1989）在银幕掀起政治禁忌探索热潮的时候，对电影求知若渴的我，在MTV看了更遥远的《大街上的商店》（1965）、《严密监视的列车》（1966），前者讲老实木匠与犹太老妇误打误撞却又相濡以沫的关系，后者拿性功能障碍调侃第三帝国统治下的卑屈，加上米洛斯福曼（Miloš Forman）呛辣戳痛体制假象的《金发女郎之恋》（1965）、《消防员的舞会》（1967），这批威震奥斯卡的老片不只好看，那种与我们迥然不同的、爬梳历史瘀痂时的黑色幽默，完全吸引了我。紧接着，因丝绒革命、共党垮台而得以重见天日的《失翼灵雀》（1969）、《隔墙有耳》（1970）在柏林、坎城影展成为焦点，也顺势被引进台湾。很奇妙的，身在1990年代初的我就这样成了1960年代捷克斯洛伐克电影的忠实粉丝。当时没料到，10年后首度策划影展，会再和它扯上关系。

2002年，才第四届的台北电影节转型为「城市」影展，其实是「官方」规定的结果。但即使按题作文，也不表示没有可为。首次做的两个城市，一个是理所当然的巴黎（不只是因为法国片源丰富，他们乐此不疲的主动推广，也降低了引的难度，自然是保险的选择），另一个则是充满未知的布拉格。我这个策展菜鸟，把当年看过、读到的，编成想像的片单；在天寒地冻的12月，随着总策划黄建业老师飞往异国取经。

说取经真的不夸张。布拉格电影资料馆馆长欧佩拉（Vladimir Opěla）真是爱电影的人，没有官腔，无需应酬，直接跟我们补充了外人不熟的电影珍品，还出面代邀大咖影人来访。老先生没想到有人一口气要放这么多捷克电影，剑及履及的程度，夸张到我们还没启程返台，所有参展电影的对白本都已经备妥要让我们带回来了。那是电影还没数位化的时代，厚重的拷贝意味着昂贵的运费，我们真是憨人傻福，不但有对方相助，当时台湾驻捷克办事处也极其热心，不但在当地有求必应，带我们挖了不少宝，还出手解决了运送问题。

在此之前，我从来没看过雪。没想到一下子，就闯入零下好几度的世界。靠近圣诞节，布拉格市集出现卖热红酒的小贩，戴手套捧着喝的模样有些滑稽，却为即将带回的电影盛宴感到兴奋，呼出的热气也更觉香甜。

布拉格的冬天，紧接着台北的春天。彼时电影节订在3月，我的偶像，《严密监视的列车》、《失翼灵雀》导演伊利曼佐（Jiri Menzel）来了，他说已经把重心转向剧场，电影不适合他了，谁知几年后他终究还是把赫拉巴尔的《我曾侍候过英国国王》（2006）搬上大银幕，与《列车》《灵雀》相互辉映；东欧首席女导演齐蒂洛瓦（Věra Chytilova）也来了，她的《野雏菊》等前卫作品艳惊全场，也开启我们对捷克斯洛伐克电影的另一种想像，直到今天，都还有影迷跟我聊起当年看影展的丰收，确实有太多前所未见的宝藏。

为什么会有如此的电影奇迹啊？捷克斯洛伐克是在一次世界大战奥匈帝国瓦解后才成立的国家。二战期间被纳粹德国占领，1948年成为共产国家，但路线却与苏联老大哥若即若离、时有分歧。毕竟必要的开放和自觉的态度，是艺术浪潮得以实现的基本条件。而布拉格电影学院（FAMU）则成为他们的养成基地。1998年出炉的捷克影史百大电影选拔，有三分之一作品集中在1963-1970几年间，足见当时无论在质与量都是高峰。可惜1968年「布拉格之春」后，苏联率领华沙公约组织坦克开进布拉格，也宣告黄金时代的夭折。有人离开，有人留下，流逝的时光，无法重来，难免遗憾。唯一稍可庆幸的是，这些影片保存得当，即使在1970年起屡屡遭禁，待云开日出时，还完好如初。

再次耙梳，不难发现在运动伊始，新锐们先是突破共党教条与乐观主义，面向生活的同时，也展开对形式的探索，而出现《网中的太阳》（1963）、《薇拉与伊娃》（1963）、《黑彼得》（1964）、《强迫中奖》（1964）这类描写青春苦闷、女性处境、城市生活的作品。而随着浪潮席卷，更大胆更激烈的内容，也就如雨后春笋了，这也是经典密集涌出的时候，捷克斯洛伐克电影在奥斯卡、坎城、柏林、威尼斯各大影展出尽锋头。在最开放的时候，像《失翼灵雀》、《超级好公民》（1969）、《玩笑》（1969）这种直接拿共产党人及错误政策开刀的内容，都能通过审查得以拍摄；只不过完成时，已然风云变色。苏联入侵后，捷克斯洛伐克电影也没放弃发声，只不过改用狂乱的超现实手法来暗渡陈仓，《焚尸人》（1969）、《鸟，孤儿与傻子》（1969）、《为年轻刽子手的辩护》（1970）、《天堂禁果》（1970）看似狂乱，却意有所指。待捷克斯洛伐克进入「正常化」时期，对创作自由的打压，也意味他们从国际影坛销声匿迹。

每每回顾这段影史，有赞叹，也有扼腕。也不时有些新发现。譬如利普斯基（Oldřich Lipsky），虽然他不被摆在新浪潮看待，但在同时期拍的几部片，却令人叫绝。《快乐结局》把整部电影倒着放，死的变为复活，爱恨可以颠倒，直开叙述逻辑的玩笑。而高踞整个60年代票房冠军的《大侠柠檬水》竟然直接模仿美国歌唱牛仔西部片，惟妙惟肖，娱乐十足外，脑洞大开的结局，则是好莱坞所不敢的。

有时我会疯狂地在后来的捷克或斯洛伐克电影（它们在1993年同意分离成两个国家）寻找当年遗绪，也曾经把希望寄托在斯维拉克（Jan Svěrak《青青校树》《游子》）、霍布雷克（Jan Hrebejk《甜蜜的永远》《分道不扬镳》）身上。其实念念不忘的，还是当年惊掘到的奇花异卉，那真是一个精彩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