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向時代低頭：科爾，一位歷史洪流下的國族信仰者

笔者并不喜欢科尔，但也不能因为主观意愿上不喜欢这个人，就否定他在近代历史上的意义。科尔吸引人之处，在于他永远是政坛上主动出击的行动者。 图／路透社

德国战后政治教父之一，素有「再统一总理」（Chancellor of Reunification）之称前基督教民主党籍总理科尔（Helmut Kohl）于6月17日病逝位于87年前他所出生的路德维希港（Ludwigshafen）。科尔，是一个从头发到脚趾头都充满权力欲望的政客，但又有哪个政客不是如此呢？持平来看，生在不平凡时代的他，经历了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三起大事件——少年时期处于纳粹党的掌权时代；知识教育时期位处国际冷战的前沿；并在其于西德总理执政期间经历了苏联东欧集团的倒台，以及后冷战时代欧洲国际秩序的重建。

科尔的逝世之所以为人所议论，在于他在当代历史重要的转折点中，能够在一切都存在高度不确定的状况下，透过与国际政治巨子不断地以协商的方式，降低其它主要国家领导人对「德国再统一」的疑惧，在西德国内庞大的反对与质疑声浪下，串连起德国再统一与欧洲统合进程艰困的政治工程。其高超的政治手腕，较之于同时代执政的英国柴契尔夫人以非和平方式整肃北爱尔兰问题与矿工罢工问题，显得更加弥足珍贵。与柴契尔于2013年过世时，半个英国举杯庆祝的状况相较，德国以及全球舆论对这位纵横16年的前德国总理，显得更加持平理性。

本文不拟就其争议性的一生做通盘式的缅怀，毕竟，光是德国再统一以及推动欧洲统合这两点，科尔在国际政治历史上已经有了他的位置，本文将重点放在科尔本人的国族主义思想，以及他在1989-1990年间如何处理棘手的德国再统一问题。前者吾人讨论为何科尔急切地推动德国再统一进程，后者吾人从国际政治的角度，透视科尔如何在二战后两极国际秩序崩解的前夕，在国际列强中间寻求支持。

在科尔的观念中，重建德国的国族身份认同与融入西方成为同一件事。 图／美联社

▌科尔，当代德意志国族主义的具体象征

按照国际认定的标准，二战后三大「分裂国家」注1，仅有德国在1990年实现了「再统一」。然而，分裂并非必然导致「再统一」，这是政党与人们的政治抉择问题，而非什么「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天然法则，但对科尔而言，处于1989年下半年到1990年底这仅仅一年多的时间内，在西德境内民众、知识份子界以及最大反对党社民党（SPD）的反对与质疑声当中，科尔何以毅然决然地选择了以近乎「闪电战」的方式，立刻着手两德再统一的政治工程——这，不能不从科尔的国族主义思想开始谈。

出生于1930年的科尔，在少年时期曾经以希特勒青年团员的身份派驻过巴伐利亚邦国王湖畔著名的「鹰堡」（Kehlsteinhaus）。1945年终战后返回学校后，随即受到基督教民主党的吸引成为青年党员，到1958年获得海德堡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科尔属于典型的「45世代」，这个世代本身因为太年轻而不会被判有罪，但也够成熟到见识过纳粹党犯下的一切罪行。科尔擅于利用这个世代身份上的优势，将自己打扮为支持民主与自由的政治希望。

战后西德在首任总理艾德诺（Konrad Adenauer）的领导下，西德开始积极融入西方世界，这对科尔形成重大的影响。任教于荷兰乌特勒支大学的瓦克（Christian Wicke）教授在研究科尔一生重要的发展轨迹后认为，科尔同时间拥有基督教徒、自由主义者、浪漫主义者与历史学者四种个人身份，这四种身份中又以自由主义者的身份最为重要。

在科尔的观念中，重建德国的国族身份认同与融入西方成为同一件事。另一方面，科尔的德意志民族观念又是具有文化意涵的。科尔特别重视地方、家乡（Heimat）的观念，认为这是亘古不变个人情感的寄托。这主要有两个理由：其一，由于第三帝国时期的疯狂行径往往与狂热的国族主义划上等号，瓦克教授认为，科尔透过强调看似无害的家乡观念，丰富德国的传统文化上的多样性，使之共组成为日耳曼文化认同。科尔本人在公开演说与活动中就常常突出其出生地巴拉丁地区（Palatine）。

科尔透过强调看似无害的家乡观念，丰富德国的传统文化上的多样性，使之共组成为日耳曼文化认同。 图／路透社

其二，德国在一战与二战后面对国土大量丢失的窘境，许多日耳曼人散居在其它地区，像是位于波兰与捷克的西利西亚地区（Silesia）就拥有为数甚多的德语人口，波昂共和国（西德首都为波昂）时期的科尔或许受限于现实政治使然，无法完成政治上的国族国家（Staatsnation），瓦克教授认为，透过联系起各个「家乡」中共同语言、历史与文化，却是可以实现一种跨地域的，具有文化意义上的国族。

科尔在1983与1988年两次出访莫斯科期间，都呼吁具有苏联公民身份的日耳曼人随时可以回到西德定居，而在1989年，科尔亦主动秘密协调匈牙利政府，在多重诱因驱使下，使匈牙利政府放松边境管制，让想要来西德的东德民众，能够透过「东德→匈牙利→奥地利→西德」的通道来到西德。注2

同时，科尔致力于透过文化政策推动以日耳曼族裔群体为本的文化国族主义。在1982年执政联邦政府之后，他大力地推动文化与艺术政策，也因为文化政策属于各邦的权责范围，科尔总理因此饱受「捞过界」的批评。但他看来并不在意这些批评，在他执政期间，文化艺术预算成长了三倍之谱。其中又以建造日耳曼历史博物馆（German Historical Museum）最饱受争议，批评的声音集中在不可由带有国族政治目的的官方，来推销特定的历史观点。身为一个历史学博士，科尔不会不知道，博物馆与文化活动本身就是国族身份建构重要的组成部分。

在波昂时期，科尔透过文化政策弥补德国国族仍处与一个「不正常」状态的缺憾。作为一个希望达成正常化国家状态的科尔，又岂不知所谓的正常化就是「一个国族建立一个国家」的国际社会通行版本？面对1989年的世纪变局，执掌权仗的科尔，又岂会放过这个使德国再统一的天赐良机？

科尔致力于透过文化政策推动以日耳曼族裔群体为本的文化国族主义，其中又以建造日耳曼历史博物馆最饱受争议。图为2006年陈设于日耳曼历史博物馆的「运动展」（Das Spiel）。 图／路透社

面对1989年的世纪变局，执掌权仗的科尔，又岂会放过这个使德国再统一的天赐良机？ 图／路透社

▌美国、北约、苏联、密特朗与柴契尔夫人

「德国再统一」的论题在1989年是相当争议的，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皆然。虽说1987年元月的德国下院大选中，基民—基社联盟党席次略微下降，但科尔总理成功地与自由民主党（FDP）联合执政，在野的社民党与绿党一时之间都陷入党内争议中。1989年的科尔，面对德国再统一出现的历史之窗，其所在意的不是来自西德内部的反对声浪，而是可能出现的国际压力。

柏林围墙倒塌之后，邻近国家面对可能再统一的强大德国心有不安是相当自然的，科尔挂保证，再统一后的德国将有助于欧洲统合用以安抚周边国家。1990年2月，美国老布希总统公开表示支持统一后的德国续留北约，同时安抚波兰，表示德国将遵守1975年签署的《赫尔辛基协定》（The Helsinki Accords），现有德国与波兰的边境线，奥德河—尼斯河线（Oder-Neisse line）将继续有效。在德国统一前的十个月间，科尔与老布希光是会面就多达十次之多，华府是科尔实现德国再统一梦想最重要的盟友。

法国总统密特朗（François Mitterrand）同样扮演了科尔支持者的角色。密特朗是科尔推动欧洲统合的重要盟友，密特朗在1990年2月左右就表示，德国再统一必须建立在东德人民同意的基础上，他最大的希望是整个过程能够平顺且快速进行，因为稍一不慎，就会重蹈1914年的覆辙；再者，他更不希望德国再统一的进程过于冗长，而破坏了密特朗的欧洲统合大计划。此外，密特朗同时还帮忙去说服苏联，再统一后的德国必须留在北约。

面对德国再统一，西欧国家之中最不安的还是英国。由于一战到二战德国的侵略史，以及希特勒欺骗英国首相张伯伦（Arthur Chamberlain）的历史，以及忧虑再统一的德国将成为欧陆第一强国的阴影下，柴契尔夫人反对德国再统一的立场在当时相当鲜明。2016年12月解密的英国档案显示，科尔于1990年3月出访伦敦，与柴契尔私下会晤时表示，他可以透露一些「其内阁阁员也不知道的消息」，柴契尔的外交事务顾问鲍威尔（Charles Powell）则获准每个月能够与德国总理府官员会晤，获取与再统一最新的讯息，借以安抚柴契尔对德国再统一的疑虑。

科尔透过承诺向英国定期汇报「其内阁阁员也不知道的消息」，借以安抚柴契尔夫人对德国再统一的疑虑。 图／欧新社

在二战战胜国当中，最可能成为德国再统一障碍者当推苏联；为了安抚苏联，科尔也是下足了功夫。图左起为老布希、柏林时任市长迪根、戈巴契夫、科尔。 图／路透社

在二战战胜国当中，最可能成为德国再统一障碍者当推苏联。为了安抚苏联，科尔也是下足了功夫，但如果对手不是戈巴契夫（Mikhail Gorbachev），而是过去强硬派如布里兹涅夫（Leonid Brezhnev），莫斯科相当可能成为德国再统一的进程中的拦路熊。当时科尔认为即便苏联推动东欧国家的政经改革，但反对德国再统一的可能性仍是相当高的。但波昂似乎是多虑了。1989年6月戈巴契夫访问西德，他保证无论东德发生任何事，苏联的军队都不会出动。为了与苏联交好，科尔承诺戈巴契夫，再统一后的德国将对苏联提供更多的贷款。

1990年元月，在戈巴契夫的要求下，科尔为当时物资短缺的俄罗斯提供物资援助，这包括2.2亿西德马克的食物，16万公吨的肉，以及50亿西德马克的贷款。科尔认为再统一之后的德国必然是北约会员国，戈巴契夫可能会对此开出一些条件，包括再统一后德国必须维持中立，或者，德国必须为了继续加入北约而支付一些费用给苏联——科尔的幕僚估计可能必需支付五百到八百亿西德马克，科尔则表示即便一千亿也不嫌贵。

没想到，在1990年7月中两大巨头协商的结果是，仅需支付给30亿西德马克的费用，协助派驻东德的苏联军队回家以及其后盖住宅的支出。当时苏联派驻东德的部队高达38万人之多，与当前新北市三重区的设籍人口相当。不光是资源上的挹注，科尔与外长根舍（Hans-Dietrich Genscher）于1990年2月向戈巴契夫保证，德国再统一之后北约可以在德东驻军但不会继续往东扩散，在科尔的保证以及所提供的经济援助下，戈巴契夫才算是同意德国再统一。

但众所周知，美国与北约压根不把科尔与戈巴契夫的协商当一回事，注3最后的结果是，德国于1990年10月3日再统一，苏联则是在1991年12月25日消失在历史的灰烬中，北约于1994年提出东扩的建议案，1999年起正式东扩。

「德国再统一」的论题在1989年是相当争议的，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皆然。 图／法新社

科尔，是一个从头发到脚趾头都充满权力欲望的政客，但又有哪个政客不是如此呢？ 图／路透社

▌主动出击的人

笔者并不喜欢科尔，但也不能因为主观意愿上不喜欢这个人，就否定他在近代历史上的意义。科尔吸引人之处，在于他永远是政坛上主动出击的行动者，科尔的德意志国族主义发生在反国族主义甚强的后二战西德，面对否定国族主义，甚至认为德国不配再统一的社会思潮，科尔在不主动提及「国族」的情况下，透过「家乡」观念中的共通的文化特性，串连出不分地域的日耳曼认同。而他亲西方、支持自由主义秩序的特质，以及其追求欧洲统合的计划，直接淡化了除英国以外周边邻国对再统一的德国疑惧。

科尔的进取同时照射出社会民主派/泛左派面对大变迁时的无力，当柏林围墙倒下之后不到三周，当社民党还在试图厘清问题的阶段，科尔就大胆地在未咨询美、法等重要盟国的情况下公布统一「十点计划」，直接设定了未来的游戏规则。科尔的进取同样展现在统一的进程中。面对可能不利于德国再统一的国际大环境，他个人频繁地透过密集的沟通，使其它国家相信再统一的德国不仅不会重蹈1930年代的覆辙，甚且还是推动西欧统合的力量。这当中又以对苏联最为关键，科尔不吝对戈巴契夫表达善意，而最后也获得他所希望的回报。

在欧债危机炙热的2011年中，科尔表示：

她（指梅克尔）摧毁了我建立的欧洲。（Die macht mir mein Europa kaput）

如果科尔还活跃于政坛，或许就其积极行动者的性格，在英国脱欧公投后，也许已经密集拜会英国首相梅伊（Theresa May）不下十回，而非如梅克尔恶言相向。科尔既非英雄也非枭雄，他是在战乱中成长却未因此而裹足不前，是一个乱局中依旧能够冲锋挺进，遇事果断多过鲁莽的政治领导人，当前拥有如此特质者，几稀矣！

科尔既非英雄也非枭雄，他是在战乱中成长却未因此而裹足不前，是一个乱局中依旧能够冲锋挺进，遇事果断多过鲁莽的政治领导人，当前拥有如此特质者，几稀矣！ 图／欧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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