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才八岁,她就学会如何当妈了”

《再见爱人》第三季中,李松蔚在评价傅首尔和老纪的成长环境时提到一个词——“儿童亲职化”,即父母与孩子之间的角色对调。“亲职化”的孩子会像父母一样,主动牺牲自己的感受去照顾、安慰、甚至引导家长的理性和感性需求,被迫在生命早期成为家庭的照料者。

在畸形的关系倒置中,外界通常会为他们贴上“乖巧懂事”的标签,并献上真诚的赞美。而那些孩子,在掌声和鼓励中一步步走向更深的“亲职化”,以至于迷失自我。

我们采访了两位“亲职化儿童”,她们或是从小忍受父母的情绪垃圾,或是成为主动承担大量家务的“工具人”。“乖孩子”的标签束缚了她们二十余年,直到有一天,她们把“不想再做乖孩子”写在纸条上,然后撕了个稀碎。

何以成为“小大人”?

深夜,八岁的艺璇晕晕乎乎地醒来,她摸了摸额头,有些烫手,兴许是发烧了。她看了看身旁沉睡的妈妈,又闭上了眼,“妈妈好辛苦,不叫醒她了,等天亮再说吧。”

第二天醒来,妈妈发现女儿烧到了39度。

在艺璇的印象中,自己似乎打小就是一个“乖孩子”。

害怕吵醒熟睡的妈妈而不敢走进房间,崴脚不想麻烦父母便独自死撑着走路。在幼儿园,只有听话的小朋友有糖吃,艺璇每天都能拿回一颗糖,有时是两颗。

这份超越同龄人的乖巧懂事让老师啧啧称赞,艺璇的妈妈还被邀请到家长会上分享育儿经。

“那你说什么了?”艺璇问。

妈妈难掩骄傲的神色,“记不清了,反正就是说也没怎么教,你天生就听话。”前来串门的阿姨在一旁附和夸赞,“有的孩子天生就是来报恩的,不让父母操心,你就是这种孩子。”

“我天生就听话”“我就是来报恩的孩子”,小小的艺璇接受了这种设定。

但如今26岁的她自嘲,哪有什么孩子天生听话?其实一切的形塑都有迹可循。

图源:《我的天才女友》

这份“听话”的出厂设置大概是源于她那“不听话”的姐姐。

与小四岁的妹妹相比,长姐更像个孩子,活泼任性,调皮捣蛋。艺璇不记得姐姐都做过什么,只记得她总是被妈妈打,锁住的房门里传出姐姐一阵阵哭声和叫喊,夹杂妈妈的几句训斥,“叫你不听话”“叫你顶嘴”“叫你东跑西跑”……

在年幼的艺璇心里,那些声音“滋啦滋啦”地烙下铁一般的印记。很多次,她望着那道房门,又惧又怕,想捂住耳朵逃远却吓得一步都迈不动。那些“教诲”被她一字不落地听进耳朵。

在那之后,分不清是为了讨好还是为了自保,艺璇听话得出奇。站在货架前看了很久的布娃娃,妈妈的一句“不能买”便让她不哭不闹地走开。家中不让剩饭剩菜,她磨蹭着不想吃,姐姐一句“爸爸妈妈要回来了”就能让她硬撑着把饭菜吃完。在别的小朋友忍不住说小话做小动作的年纪,她已经当上了纪律委员。在同龄人与父母争吵,闹着离家出走的青春期,她仍旧风平浪静。

艺璇成了亲友口中被树为孩子榜样的“乖乖女”。

后来简单的“听话”已经不足够了,由于家庭的破产,艺璇还要成为能照顾大人情绪的孩子。

她的父母多年经商,在艺璇12岁那年,由于选址、成本等各种因素,父母的一家店铺以亏本告终。资金一时难以周转,债务的雪球越滚越大。

这对农村出身的中年夫妻没有文化,找不到一份高薪的工作,打零工又难以担负家中的巨额负债,只能一次次借钱开辟新的经商渠道,希求幸运之神的眷顾。恶性循环的齿轮就此滚动。

他们屡战屡败,屡败屡战,艺璇不知道问题究竟出在哪,只觉得父母的眉头越锁越紧。

后来父亲去外地做生意,大多数时候艺璇与母亲生活在一起。她知道由于经济问题,母亲会整夜整夜地失眠。房间的隔音效果不好,有时半夜艺璇能听到母亲抑制不住的哭声和低吼。她告诉自己那是风声,心上却被一块大石头压得死死的。

无措、慌乱,她用枕头捂住耳朵,强制自己睡去。

母亲那些无处诉说的压力需要一个发泄口,秉承着“家丑不可外扬”的原则,向内泄洪是最好的选择。而艺璇的父亲是个传统的中国式男人,从没送过母亲花,不会说浪漫的情话。在母亲哭诉压力时,他说不出安慰的话,只是一个劲地叹气,母亲说,“我听到他叹气就更心烦了。”

于是,乖巧懂事的小女儿便成了母亲的闸口。

图源:《小欢喜》

艺璇很怕夜晚,因为寂静会牵引出无数的愁绪。在很多个深夜,妈妈会拉着她坐在桌前,抱怨丈夫的无用,自己成了苦命的女人,抱怨家庭经济的困难,一遍遍重复着“要是有钱就好了”,抱怨亲朋好友的不道德行径……

就像一滴滴浑浊的水被喂进嘴里,艺璇强忍着不适,还要扯出一丝笑容安慰,“没事,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她印象最深的是初二的一个夜晚,贷款又还不上了。那天妈妈喝了很多酒,醉醺醺地瘫在床上,紧攥着女儿的手痛哭,“你以后一定要挣大钱。”

艺璇红着眼眶,一言不发,她看着妈妈的眼泪滴在自己通红的手指上,感觉心里烫出了一道道伤疤。

“我知道这些话妈妈只能和我说了,她的压力总需要倾诉。但我真的不想听,她把情绪垃圾倒给我,我又能倒到哪去?”

这些内心的叫嚣她从没和父母说过,她怕背负上“不孝”的罪名,也怕他们再也不说,真的无处倾诉。

如果说艺璇是需要满足家人情绪需要的情感型亲职化儿童,那逍遥更像是工具型亲职化,从小她就主动包揽了家中大部分家务和照顾弟弟的责任。

“我总觉得这是我欠他们的。”

7岁之前,逍遥是留守儿童。一年中能见到父母的天数大概不超过10天,她童年的大部分时间都在等待,等着他们回家,等着他们打来电话,等着他们来幼儿园接自己放学。虽然大多数时候她都等不到他们。

逍遥的老家/ 图源:采访对象

比等待更煎熬的是短暂相见后的分离。每次离别,逍遥都难掩失落,眼眶泛红。奶奶便说:“不要哭,爸爸妈妈是为了赚钱养你才离开你啊。”

这一句被年幼的她记住了。逍遥认为,这是愧疚之心的起始,“我单纯觉得我的存在会给他们造成压力。所以我一方面很期待他们会回来,一方面会觉得因为我需要这么多教育资源,他们才会被迫在外打工。”

所以,从被接到父母身边生活的那一天起,逍遥便自己洗校服,洗弟弟随手丢下的袜子;在父母没空时做好一桌菜,等他们回来吃;即便是在高三冲刺阶段,她也会习惯性地把全家人的碗洗掉。

而逍遥父母从未夸奖过女儿做好的饭菜,神色如常地坐下、吃完、离开,仿佛是她的应尽职务。也只有在临近高考的时候,他们才会拦住她,“不要洗碗了,快去学习。”

在家中,除了女儿,逍遥也是长姐,父母总是告诉她要照顾好小三岁的弟弟。

初中逍遥和同学出去时,妈妈问能不能带上弟弟。弟弟中考时,逍遥不能在自己房间内玩手机,妈妈说“会让家里变得浮躁”。高考结束后逍遥出去玩,接到妈妈的电话,“你为什么还在外面玩?你知不知道弟弟作业没交?”

那是她第一次感到崩溃,“我弟弟一个15岁的人了,作业没交还要我管么?我自己的需求不重要吗?”

但她隐忍未发,强撑着笑脸和同学玩完了一天。

图源:《我的姐姐》

我曾试图联系逍遥的妈妈,想了解她对女儿的看法。逍遥妈妈拒绝了采访,“我女儿就是学新闻专业的,以后很可能就干记者,真有必要的话我以后也只接受女儿的专访。”

我对逍遥说:“感觉你妈妈还是挺为你骄傲的。”

“我和你的感觉不一样诶。”逍遥笑了笑,“我已经不止一次和她说过我不当记者了。”

成为“小大人”之后

在家庭之外,艺璇习惯性地将情绪照料者的角色复刻进友谊。

同学分享了一个并不好笑的梗,她也会装作被逗笑的样子哈哈大笑;朋友安利的视频、小说,她会一个不落地看完;室友在她睡觉时大声说话,她忍了很久也不敢对她们说一句“能不能不说话了”。

身边的朋友常夸赞她“好像没有脾气,从不生气”。

艺璇开玩笑地说,倒也生过气。初中有个同学偷吃我的薯片,当时很生气,但装作没看见,把怒气压下来了。

“为什么要压下去呢?”

她收起笑脸,纠结道,“好像本能地想压住怒火,可能是怕发火了同学会尴尬吧。”

图源:知乎

但和母亲一样,被压抑的情绪总需要一个出口。在不愿意让任何人成为情绪垃圾桶的情况下,不会说话的日记便成了她唯一的精神支柱。那些从未表露过的委屈、愤懑、咒骂被一股脑甩进日记里,艺璇常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写上两三个小时,直到手酸麻了才匆匆结尾。

她说日记里藏了一个黑暗的自己。

一张截图被传送过来:

“2014年9月18日,周三,天气晴。今天xxx冲我发火了,为什么要骂我啊?又不是我的错!都去死都去死。”

字迹逐渐张狂、扭曲,钢笔洇出的墨迹浸湿了纸张,晕出的毛边张牙舞爪。

时隔九年,艺璇已经忘了那是什么事,但隐约记得面对好友的指责,自己默不作声,回家后锁上门,眼泪"啪塔啪塔"地落在日记本上,留下一块块泪斑。

在那行情绪激动的文字下,还有一行规规矩矩的小字,用括弧框起来,“抱歉xxx,这样说话还是太伤人了。”

迄今为止,艺璇已经写完了五六本日记,每本都被她藏在不同的角落,书柜的夹层、床板底下、枕套里……

家中四处散落的是另一个“艺璇”的秘密。

图源:PIXABAY

家庭的痕迹也遍布逍遥的人生轨迹。原生家庭里的重男轻女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逍遥的性取向,原本喜欢男孩的她越长大对男孩越无感,反而对女孩频频心动。

逍遥说,在她的成长中,男性已经过多地侵占了自己的生活空间。在家,她要为弟弟洗衣做饭;在奶奶家,生了四个女儿的老人常常感叹,应该生个儿子;在二姨家,表哥是完全不管事的,她依旧要帮着洗碗。

“所以与男性结合的家庭肯定会复制我现在的生存状态。”逍遥的声音笃定而坚决。

但即使在同性关系中,原生家庭依旧是挥之不去的阴影。对逍遥而言,做家长的乖孩子意味着戴上面具,把自己伪装成他们的理想女儿。她想这样不会被抛弃,能得到父母的肯定。

而这一观念也被照搬进爱情。

当对象期待彼此更加亲密时,她便甜腻腻地说话,语气词、波浪号和各种爱称成了聊天必备;为了满足对象的被需要感,她装作不会点外卖,让对方来点;为了迎合女友的情绪需求,异校的她们每周要见三次面。

但每次回到宿舍,逍遥都要用很长的时间从独立空间被剥夺的窒息感里缓过来。而一旦她流露出带着疏离感的本性,对方便会质问,“你为什么这么冷漠,是不是不爱我了?”

于是,她极力隐藏真实的自己,始终觉得那个“我”不配被爱。但时间久了,精疲力尽了,逍遥装不动了。在一个常见的广州暴雨天,她将女友送到车站,把伞递给陪伴了自己两年的女孩,给这段濒死的爱情画上了句号。

“我们选择在变得越来越糟糕之前分开。”

图源:PIXABAY

而得不到爱的小孩也很难爱自己。在学校得肠胃炎时,逍遥痛得连续三天失眠,不愿去医院,也没有求助舍友。她总想,疼疼就过去了。一直疼到面色发白,双手颤抖,她才在半夜三更爬起来,独自打车去了医院。期间,她没有麻烦任何人,只是出于对安危的考虑,把出租车的车牌号发给了一个朋友。

她想起了明知女儿宫寒却很少给她煮红糖、煨姜汤的妈妈,大概明白了这种自虐式成长的根源。

王小波说,“生活就是个缓慢受锤的过程,人一天天老下去,奢望也一天天消失,最后变得像挨了锤的牛一样。可是我过二十一岁生日时没有预见到这一点。我觉得自己会永远生猛下去,什么也锤不了我。”

和21岁的王小波不一样,21岁的逍遥早已反复受锤,被锤得没有了棱角。

“不想再做乖孩子”

第一次知道“亲职化儿童”是源于一个舍友,那也是艺璇第一次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乖巧”可能是病态的。

她半开玩笑地和父亲提起这个陌生的概念,揶揄自己因此变成了“讨好型人格”。父亲有些云里雾里,眼神真挚地问她,“听话是好品质啊,凡事先考虑周围人不是成熟的表现吗?我也是把你们放在我的第一位啊。”

艺璇一时语塞,下意识地搪塞过了这个话题,心里却分外明晰,“这不是与父亲的对抗,而是与父亲背后的时代乃至整个中国式传统教育的对抗。我做不到。”

而当听话成为本能,对抗又近乎无望,艺璇觉得自己成了铁屋子里被叫醒的人,她能想出的最简便的办法就是逃离。

大学毕业后,她选择留在离家几千公里的北京,遥远的距离、冰冷的屏幕成了母亲向女儿发泄情绪的阻力。艺璇在这座拥挤的城市得到了一丝喘息。

艺璇下班时拍的北京夜景/ 图源:受访对象

但如此的代价是,母女俩能够交谈的话明显减少,聊天通常会在“冷不冷”“忙不忙”“最近怎么样”几个问题后戛然而止。艺璇记得在双方又一次沉默后,视频里的妈妈苦笑着说了句,“唉现在都不知道跟你聊些什么了。”

艺璇也苦笑,她达成了自己的目的,心里却分外悲凉。

远离家庭同样是逍遥的选择,比起每周回趟家的大一,今年大四的逍遥已经近一年没回家了。她的觉醒大概是发现父母不平等的爱之后。

在采访中,逍遥经常提到“如果”这个词,“如果我考差了他们说‘没关系,再接再厉’就好了”“如果他们能多问问我吃得好不好,穿得暖不暖就好了”“如果他们会问我‘钱还够不够花’就好了”。

得到父母的关心、鼓励和肯定几乎成为逍遥前21年的人生信仰。不过现实情况是,1000块的生活费她熬着用了两个月,父母也完全没有察觉。

图源:《都挺好》

她为父母开脱,可能是他们不会爱吧。

但上了大学后,逍遥发觉那些自己渴望得到的都被给予了弟弟。

一直以来,她很少接到父母的电话,最频繁的几次沟通大概是在大二,弟弟要高考的时候。一天好几个电话都是同样的模式——开头寒暄几句“吃饭没”“忙不忙”,随后切入主题,“你帮弟弟做个表格吧”“你给弟弟传授些考试经验吧”……

逍遥叹气,“没有一个电话是为我而来的。”

弟弟的高考成绩不理想,父母安慰说,“没关系,已经很棒了!”

而逍遥还记得自己因精神压力过大,高考发挥失常,父母看到分数后久久沉默,那一整个暑假都没再提起关于高考的事。

她至今难忘那种令人窒息的冷暴力。

当她每每以这些不平等质问父母时,他们从未正面回应,只说,“你想太多了。”

数次争吵后,逍遥疲于活在父母的期待中,也不再希求从他们那获取爱与肯定。她极其认真地把“在大学里做乖孩子”写在便利贴上,然后撕了个稀碎。

“爱自己可以是我一个人的课题。”

放弃了父母期望的考研考公,逍遥转向真正热爱的写作。她将亲身经历写成文章,流畅细腻的文字和真实的自我袒露得到众多网友的称赞和肯定。

一位初中同学时隔六年再次见到她,提到了她的帖子。逍遥下意识地否定自己,“瞎写的啦,这些年没什么成就,学校也不是很好。”那同学笃定反驳,“其实我压根不记得以前的同学都上了哪所大学,但你初中写随笔,我还能给你念出几句来。”

靠着大片的落地窗,starbucks的暖光在同学的脸上落下柔柔的一层,与外面广场上的阴影割裂开来,她笑意盈盈地念起少不更事时的语句。在这一瞬间,逍遥看到了过去被自卑遮掩的、本就闪闪发光的自己。

她逐渐意识到,“原来我的每件事都能找到值得夸夸的点啦。”

外界给予的肯定让逍遥一点点积攒起相信自己的底气,这些力量与在原生家庭中形成的怨气对冲碰撞,在今年生日彻底爆发。

那天,逍遥收到了品牌方送来的手链,点缀着爱心,闪闪发亮。她却捧着首饰,哭湿了大半张纸,“这多像是一位妈妈送给女儿的生日礼物。”

逍遥收到的手链/ 图源:受访对象

她给妈妈的微信备注是“妈咪1976,10,11”,她说这样不会忘记妈妈的生日。但自己却几乎没收到过父母的礼物,生日那天她也没有收到他们的生日祝福。

几天后,妈妈发来信息,是让她安慰刚高考完的弟弟。

逍遥说,“怎么不让他发两句祝福给我,因为我刚过完我的21岁生日?”妈妈回复,“我都忘记了。给你200块,你去加个餐。”

200块被逍遥退回了,“我想要的从来也不是这些。”隐忍许久的女孩一字一句地敲下自己从小到大受到的委屈与冷落,责问妈妈“为什么女儿怎么都做不好做不够,对儿子的标准却一低再低?”

她没有得到预想中的解释或是道歉,“心寒”“书读这么多年就是这种思想”“弟弟是爸爸妈妈不在了你也要照顾好的人”被妈妈一句句甩出来。

逍遥与妈妈的聊天记录/ 图源:受访对象

摇摇欲坠的信仰被那些言语击碎了,努力了21年的逍遥没有得到预想中的肯定,甚至被母亲彻底否定。

她崩溃痛哭,写了一封信,4页纸,细数自己从小承担的家务、对弟弟的照顾、不愿坦言的委屈,一直写到凌晨三点,彻夜失眠。隔天她跑到邮局将这封信寄给了妈妈。

过了两三天,逍遥打开手机,看到了妈妈发来的道歉,“妈妈也是第一次做妈妈,对不起,忽视女儿的成长了。”

那天,逍遥哭得比以往任何一次都惨。

情感需求是有保质期的,那些过期的回馈不属于当下,也无法满足已经被伤害的灵魂。

时至今日,逍遥依然会痛苦于父母下意识的冷漠和忽视,依然会觉得他们做得远远不够。对外倾诉、远离家庭、剖析自我……她还在寻找与之和解的方式。就像为自己取名“逍遥”一样,她希望终有一天,自己能像这个名字一样不再拧巴,不再在意。

不过还有多久呢?逍遥不知道,这可能是她一辈子的难题。

她偶尔会想,“如果时光能倒流就好了。我会抱抱那个总是一个人趴在书桌前的小女孩,告诉她——你不是累赘和负担,你是一个家庭的礼物和宝贝;你值得最好的生日礼物,即使它不是来自于你的爸爸妈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