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远征:防范煤炭价格大起大落,2028年有望实现碳达峰

当前能源短缺困难不宜高估,防范明春煤炭价格大幅下跌。减碳不等于减煤,煤电仍是电网稳定运行重要力量。

近日,由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主办的博智宏观月度研判会在北京召开,主题为“双碳目标与经济增长”。中国宏观经济学会副会长、中银国际研究有限公司董事长曹远征出席会议并发表评论。

曹远征指出,双碳是生活和生产方式的革命,但不要把它变成冲击性的,它应是静悄悄的革命。之所以有这样的担心,是由于绿色转型在经济发展和双碳之间只有一条很窄的路径,搞不好能源价格真的会涨上去,而经济增长真的会掉下去。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根据现场发言,整理主要观点如下。

2028年有望实现碳达峰

曹远征指出,国际经验表明,一旦进入工业化后,尤其是重化工业化后,一国的能源使用总量和单位GDP能耗都会提高,体现为能源生产和消费弹性的提高。由于电力是工业使用的主要能源,电力生产和消费弹性提高更快。只有进入后工业化,服务业成为主导产业,能源生产和消费弹性才开始稳定并趋于下降。正是这个原因,发达国家在上世纪90年代后陆续实现了碳达峰。

中国的能源生产和消费,尤其是电力符合这一规律。

曹远征表示,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的重工业再次超过轻工业,能源和电力弹性系数大大提高。“十五”后期达到最高值,2004年为1:1.6左右。也就是说,一个单位的GDP增长,需要1.6倍的能源才能支持。“十一五”期间,当时的国民经济结构,仍以工业尤其是重工业为主,并具有自我强化的倾向,当时的能源和电力弹性系数维持高位难以下降。

转折发生在“十二五”期间。曹远征指出,2013年服务业首次超过工业,成为第一大产业。随着国民经济结构这一重大变化,能源和电力弹性系数开始下降,到“十三五”期间基本维持在1左右。由此,煤炭成为过剩产业,需要去产能,2015年煤价也下落到350元每吨,构成了整顿小煤窑、加强安全生产等政策出台的背景,结果是煤炭企业数目减少,煤炭产能下降。

“随着中国经济的重化工业化阶段进入中后期,服务业日益在国民经济中占主导地位,能源和电力弹性系数出现了历史性的转折,‘十三五’规划有条件引入了能耗双控指标,中国有条件考虑碳排放问题”,曹远征指出。

正是在这个基础上,从2009年哥本哈根的“世界气候大会”到2015年的“巴黎气候大会”短短6年间,中国可以从“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转向可以加入《巴黎气候协定》,并承诺2030年碳达峰。

“从减排政策上看,与2015年相比,目前唯一的变化是提出了2060年碳中和的目标。碳中和目标对碳达峰虽然有约束,但从中国产业结构变动趋势看并不能构成根本性限制”,曹远征表示。

曹远征指出,从长期看,中国经济结构变化的趋势依然指向服务业,能源和电力弹性系数仍然会回到1以内。因此,随着2035年GDP翻一番,能源和电力也将翻一番,增长部分可以由清洁能源来满足。预计2028年有望实现碳达峰,碳排放总额为110-115亿吨,即在目前93-95亿吨基础上增加20亿吨后,然后开启碳中和进程。

防范煤炭价格大起大落

“当前能源尤其电力的短缺是短期异常因素造成的,既有供给方面的原因,也有需求方面的扰动”,曹远征表示。

从供给方面看,将减排当成了减煤,“运动式”减碳,使煤炭供给快速减少,引起煤价的急剧上升。动力煤价由今年5月的每吨600多元涨到将近2000元,短短三个月几乎翻了三番,超出常态。

从需求方面看,中国尤其南方省份,因疫情缘故,出口强劲增长,今年1-9月,中国出口增长22.7%,中国出口全球市场占有率上升到14.6%,较2019年提高了一个多百分点,并且多是传统的工业制成品。

曹远征指出,出口的快速增长,使过去已退出市场的产能重新开工,能源和电力弹性系数再次上升,回到1以上。由此产生了“能耗双控”超标的风险,促使地方政府“拉闸限电”。

曹远征表示,要警惕短期能源和电力供应紧张对长期政策的扰动。从需求来看,预计明年中国出口的增速会回到个位数,大致在5%左右,对能源和电力的需求随之疲软。因此,对当前能源短缺的困难状况不宜估计过高,反而要防范因价格暴涨刺激煤炭供给过剩,造成明春煤价的再次大幅下跌,防止煤炭生产和价格的大起大落应成为当前宏观调控的重要议程。

大力发展清洁能源,仍需煤电的稳定运行

国际经验表明,全球能源发展方向可以概括为——能源利用电气化、电力利用清洁化。中国能源发展的趋向与国际经验一致,双碳目标的提出也是基于这一共识。

曹远征指出,控制碳排放的着力点主要是电力企业,电力企业减碳的着力点是发展清洁电力,中国由此成为风光电增长最快的国家。发展清洁电力增长的同时,两个绕不开的问题就更加凸显:一是电力的不可储存性;二是调峰的必要性。

“在储能技术不发达的条件下,化石能源尤其是燃煤机组,尽管将来不担任发电主力,但调峰的需要,也会使得燃煤机组在电力结构中扮演独特且重要的角色,能起到稳定电网的引领作用,并将长期存在”,曹远征表示。

曹远征指出,沈阳电网自动跳闸的事件,让我们更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受制于煤电不能瞬时启动和瞬时停机的物理特性,电网要为其保持一定的容量。一般而言,60万千瓦机组通常需要保留30%的容量,百万千瓦以上的超临界机组需要更大的容量。这意味着至少30%的火电发电,应始终在电网的负荷之中。如果清洁能源装机量越大,调峰的需求就越大,电网中火电负荷的维持就越重要,否则电网就会因防止崩溃而自动跳闸。

如此一来,倒逼电力价格体制改革变得很重要。曹远征列出三方面的改革举措。

一是形成煤电顺价机制。煤炭是竞争性供给,电力由国家定价,电力价格并不全而反映发电的成本。煤价涨了,电价不涨,使得发电企业没有积极性,于是自动减少发电,不仅会退出主力能源,还会影响电网稳定的调峰能力。建立市场化的顺价机制是克服这一弊端的重要改革措施,目前电价已可以上浮20%,但是电力市场化机制还应完善,实现煤涨电涨、煤跌电跌,应把定价权充分还给市场。

二是煤电峰谷差补偿机制。为调峰存在的煤电,即使有30%的容量,如果电价过低也不足以覆盖成本。因此需要有一个较高的容量电价,以维持煤机的运行。换言之,应该补贴煤机,而不是补贴风光电。维持煤机的发电能力既有利于调峰,也有备于不时之需。随着清洁电力的增长,这一维持电网稳定的能力建设日显重要,减碳不等于减煤不仅应成为共识,而且应成为行动。

三是顺势放开电力市场。发电端和用电端都应通过市场进行电力交易,才能真正市场化,碳的价格才能显现。电力市场既是个能源市场也是碳市场,碳的排放价附在电力价格上,就像自来水一样,污水是附在净水价格上。换言之,只有能源需求才有碳排放,而碳价格作用是影响能源需求来减碳的。

“减碳的压力不仅仅是在电力的供给方,而且也要放在电力的需求方。这里要特别指出需求方对减碳的重要意义,用价格机制使全社会通过节能而减排,这会平滑经济增长与能源使用间的矛盾,以此使得经济增长、能源使用与碳减排有机地结合起来,实现平稳发展”,曹远征指出。

(作者:周潇枭 编辑:周上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