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远征：碳金融说穿了就是给碳赋予价格，有价格才有激励

碳中和目标是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革命，这个革命是冲击性的，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是如何缓和这个冲击性，使它变成可持续的过程，变成静悄悄的革命而非冲击。这是我们的当务之急。以下是我的三点意见：

一是需要认真考虑我们研究看到的路线图和顺序。我们研究结果与刘世锦主任的结论基本一致，中国碳达峰、碳减排是在非常多的约束条件下，极其小路径中的摸索。2060年碳中和，意味着2030年有极速的碳减排，这有很大的困难。从2060年倒推会看到2035年中国达到发达国家水平，人均GDP要达到2万美元以上，经济增长速度必须维持在4.7%以上，能源消耗持续增长。这时候的峰值可能不会是我们想象的那么低，可能会是较高的峰值，那意味着未来减排更加复杂。从金融方面看还有一个约束性很强的条件，如果要新能源代替达到20%，需要大量投资，现在所有企业资产负债表杠杆率都很高，如果快速投资，杠杆快速升高，对金融是什么含义呢？与此同时，会对现在企业资产负债表中的快速能源结构转变会带来很大压力，比如煤电12.5万千瓦，很快要30万千瓦，折旧都没有推完。企业资产负债表大量减值损失，不仅资产负债表难以持续，更重要的是另外一个目标也出现困难，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最核心是到2030年支付养老金，按我们测算的资产负债表应该在2030年80%的国有企业股份划进社保才能保证养老金持续。如果快速减值，不仅利润不够，现金流也不够，这就有重大影响。这还不是GDP增长问题，金融方面、社会保障方面都有很多的约束，路径较窄。

二是这过程中如何用新的技术取代，风电、光电等不稳定。有光才有电，有风才有电，意味着不稳定、不安全，很多企业开始反映这些问题。这需要加大对其它方面的投资，比如智慧电网、储能和分布式安排。这种安排是在需求端发生的，而不是供给端发生，供给端的变化对需求会有重大的影响。从这个约束来看，碳达峰、碳中和的路线可能要重新考虑一下。我们基本认为是从需求端开始、从节能开始、从生活方式改变开始，逐渐向供给端逼近，当然不排除供给端发生一些变化。需求端在当前的研究中考虑较少。在需求端，生活方式的改变对碳排放非常有帮助，包括对绿色能源的利用有帮助。比如建筑技术，如果屋顶加装光伏电池这就是分布式电网，直说会带来帮助，这花钱不多，但是非常重要。因为碳具有非常高的外部性，污染物排放是局部的，这是全球性的。碳追踪很困难，所以从细枝末节入手，我们认为这个顺序非常重要，而不是一味强调供给端如何减碳。

必须得有机制，最重要的是要给碳赋予价格，有价格以后才有激励，才能动员整个社会参与碳减排的安排。碳金融说穿了就是给碳赋予一个价格。从目前看，如果要做到赋予一个价格，必须得解决基础设施问题，使它可以做到可识别、可计量、可交易。否则价格机制都是虚的，没办法做的。现在这么多绿色交易所、碳排放交易所，成交寥寥无几。如果是可识别方面来看，目前基本是按品种识别的，大家说碳附着在化石能源上，所以从化石能源角度来进行识别。现在最大的难点在需求端如何识别？建立可追踪、可识别、可计量的基础设施才能做到可交易，才能给碳赋予价格，绿色溢价才能出来，才能在需求端约束供给端，让它进行改变。否则如果没有绿色溢价，这件事很难持续。所以如果讲到可持续，碳定价的市场机制必须得出来，它才具有真正的激励性。否则就变成政府的目标，而不是市场目标。

三是加强研究。其实有很大的困惑，现在讨论的问题都说碳减排变成全球性目标，这是外在约束，不是内在机制。发现在过去外在约束并不一定是真约束，美国人就退群了，从当年《京都议定书》到哥本哈根《巴黎气候协议》，说撤就撤，外部性如何真正内部化是很核心的问题，而且在科学研究中也并不能证明气候变暖就是温室气体排放。这个机制建设非常重要，而这个机制建设必须得有理论研究。

特别提到生态文明，我们现在说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两者的转换是机制问题。目前所谓约束都是从绿色GDP考虑的，是政策强制命令，不是经济内在逻辑。如何内在化，是理论研究需要深化的工作。

（作者系中国宏观经济学会副会长、中银国际研究公司董事长、博智宏观论坛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本文是在由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主办的博智宏观论坛月度研判会上的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