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远征：江春泽学长一生身体力行地兑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传承

由本站财经、本站研究局、经济学家圈主办的江春泽著述研讨会于4月24日在北京召开。

中银国际研究公司董事长曹远征在会上发言表示，在与江春泽33年的交往过程中，认为她对学问、对国家、对民族有着深深的眷恋和责任。尽管做出了很多贡献，但总是在兢兢业业地做研究，到她退休以后也一直坚持这一点

曹远征

亦师亦友三十三载——我与江春泽学长交往的点滴回忆

（一）

1988年初，我与江春泽学长初次相识。那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第十个年头，改革开始进入深水区。先前以“松绑”为特征的“简政放权”已显露出一些弊端，人们担心中国又会重蹈“一放就乱，一乱就收，一收就死”的覆辙，以市场经济体制机制建设为导向改革安排成为时代的呼唤。为此，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决定成立国外经济体制司，从各部门抽调专门人才，在从事国外经济体制的比较研究的同时，组织社会的学术资源进行不是概念化的，而是在体制机制运行深化细化的分析，以形成借鉴，推动改革开放的深入。由于我当时已从中国人民大学世界经济专业博士毕业并就职于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所属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担任比较经济研究室副主任，1987年底有幸进入抽调之列。

1988年也是国家机构职能新一轮调整时期。国家经济委员会撤销，其部分职能并入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国外经济体制比较研究职能，遂与原国家经委的部分外事职能合并，成为一套人马两块牌子的机构，对外是国外经济体制司，对内是外事司。比较研究和科研组织功能成为司下面的一个处——比较经济体制处，由我担任处长。

由原先一个司的职能变成一个处，使比较处成为体改委的第一大处，不仅编制多，而且人才济济。刚一建立，就有了多员干才。从《经济日报》国际部调入的牛铁航、从社科院博士毕业并以牛津大学访学回来的郭树清，从北京大学世经专业毕业的硕士张建同，随后又以委宏观司调入的刚从牛津大学进修回来的王海军和以理论宣传司调入的社科院毕业的赵艾。当时，大家都是30岁左右的年轻人，受到良好的教育及经济学训练，又有包括知青在内的工作经历，甚至小有名气。自以为了解世界、熟悉国情，不仅思想解放，而且干劲十足，一心为中国改革开放事业建言献策，贡献力量，在眼界和心气很高的同时，渴望立下不世之功。一句话，朝气蓬勃，敢为天下先是其风气。

在这样一个氛围下，议论领导是自然不过的事情了。当时，我们就不断猜测谁来担任我们的领导，并颇有点“地下组织部”式的评头论足。在不断猜测议论中，终于在春夏之交的一天，委人事司带来一位中年女干部，介绍说“这是江春泽，是新调入的副司长，负责国外经济体制比较研究及组织工作。”

望着貌不出众，装束朴素的女副司长，我心里扑通一下，“她领导比较经济体制研究能行吗？”看了看其他同时满脸的疑虑，我知道他们也有同感。直觉告诉我们：第一，我们之间有代差。江春泽最少大我们二十岁，能理解年轻人的冲劲？第二，她是工作多年的女干部。长期受“左”的氛围熏陶，不免存在众多条条框框、领导方式呆板僵硬，能与我们交流吗？第三，学术水平如何？能否胜任如此尖端并需要外语工作的研究及相关的科研组织工作？

（二）

与江春泽学长的交往，起初仅仅是领导和被领导的工作关系。原以为是上下级程式化的机关工作，却在时间的推移中改变了。我们逐渐发现她是一个平易近人、虚心倾听下属意见，甚至容忍牢骚的领导。她来自社科院，本身就是一个学者，深知学术气氛的重要性。当年司长们在一间办公室，而我们处则在走廊尽头的另一间办公室。她常常溜出来，到我们处的办公室参与讨论。因都是年轻人，经常为观点相左而爆发激烈的争论，但她都不介意，甚至与我们争辩。久而久之，我们也不视她为领导，而是可以平等交流的研究者。

那时，她刚从美国访学归来，省吃俭用带回了一台电脑。那可是新潮货，国内还是四通打字机的时代，而她的电脑却已经是286了。她慷慨地将电脑放在我们处，供大家使用，并将带回来的无论是电子版还是纸质版的最新的外文资料书籍为大家分享，鼓励每个人推荐书目并谈读书心得，甚至憧憬着建立一个内部小图书馆。本来，国家体改委就是一个研究型的机关，倡导思想解放，创新思路，推动改革。而比较处在她的领导下更成为学习型处室，更有别于传统部委机关“门难进、脸难看、话难听”的官衙门处室。

在活跃比较处研究气氛的同时，她利用在高校和社科院长期工作的人脉关系，为体改委积极组织研究资源。我曾跟随她频繁走访了社科院国际片的各个研究所，以及北大、人大等高校。她在世界经济研究领域声望甚高，洽谈研究合作就容易许多。经过不长的一段时间，在广泛了解各机构研究课题和研究动向基础上，委外研究网络开始形成，一大批知名专家成为特约研究员。与此同时，在委内争取支持，创办了国外经济体制比较研究的内部刊物，通过约专稿和专题会议形式形成研究报告，报送有关领导和部门，一时风生水起。九十年代初，江春泽学长主笔的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研究报告，对深化政策的决策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这篇报告就是这样一个研究网络的环境中形成的。

更难得的是，江春泽学长不仅是学者和研究工作的组织者，更是推进改革深化的实践者。一旦发现有价值的研究报告，她便发挥司长的作用，上下奔走，促使研究转化为改革行动，其中一项研究令我记忆犹新。随着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入，住房和社保问题开始显现。1988年由我撰写的新加坡住房和社会保障制度的经验借鉴的研究报告引起有关高层领导的重视。她迅速把握住这个契机，组织我们到深圳、海南这两个特区进行调研。同当地体改委一起向当地政府沟通社保体制试点可行性。回到北京后，又及时向委领导汇报。这是我所知道的关于住房公积金和社保个人账户建立的最早的改革尝试。它直接或间接地促进了平安保险从蛇口工业区的分离，奠定其后来发展壮大的条件。

（三）

江春泽学长不仅以身作则，忠实地履行好副司长的领导职责，而且真诚地关心下属的成长，尽一切可能创造机会培养年轻人。于是，久而久之，领导被领导的关系淡化了，取而代之的是相互信任的关系。对此，我尤其体会深刻。

如同前苏联东欧地区国家，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历史起点也是传统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前苏联东欧国家的体制弊端及其改革经验教训自然是当时优先借鉴的对象。事实上，国外经济体制司甫一成立，特别是随着中苏关系的正常化的展开，就开始通过我国在这些国家使馆经参处建立联系。也是在这个背景下，为便于了解当时民主德国的改革动向，国家体改委决定派我去联邦德国学习。

由于德语是必备的语言工具，在北京外语学院进修德语，成为赴德学习的第一道门槛。当时国外经济体制司刚刚组建，工作千头万绪工作和学习不能两头兼顾，一时间左右为难。出于对年轻人成长的关心，她主动承担了比较处的日常行政工作，使我这个处长可以腾出更多时间专心进修。

在联邦德国学习的近两年的时间，也正是柏林墙倒塌，两个德国合并的时期。苏联东欧的崩溃令人触目惊心，国际思潮变幻令人困惑茫然，我曾在德国中央银行汉堡分行实习期间亲身参与了两德马克合并廉价处理东德国有资产的操作，也在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见证了韩国代表团，在学习两德合并经验后那种欣喜若狂的表情。凡此种种，不免对身处世界变局中的中国前途感到担忧。也正是在这些日子里，江春泽学长不断来信，一方面介绍国内的情况和改革的进展，另一方面鼓励我认真学习。多观察德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变化，尤其要关注两德合并进程的曲折与矛盾，如果可能，也可以写成文字寄回国内，以供参考。这不谛为动荡年代孤悬海外的我们夫妇带来了报效祖国的信心。与此同时，信中也嘘寒问暖，以她在国外生活的经验提醒生活细节，令人倍感亲切。每每在德国读到这些信，我爱人总要说一句“我们不能辜负江司长的信任。”我想，这也是在那段万马齐喑中国改革低潮期，我们夫妇依然能在学业完成后如期归国的原因之一。

时至今日，我手头还保留着几大本国外经济体制司内部报告合订本以及当时由人民出版社和改革出版社出版的精选专集。其中多篇就是我从两德合并第一线观察到的进展及其分析报告。现在翻阅起来，脑海里不断浮现出江春泽学长的音容笑貌，正是国外经济体制司那段激动人心的岁月，在我们心目中，江春泽由领导变成了同是中国人民大学校友的学长，变成可信赖的朋友。

（四）

1991年底，我们夫妇如期回国。第二年，小平同志“南方谈话”发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又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这年，我也奉调离开了前后工作五年之久的国外经济体制司，来到改组后的国家体改委研究所担任副所长，负责科研及组织工作。虽然这时我已与江春泽职务平级，但在我心目中，她仍然是领导和学长。我常向她请教领导经验，尤其是她在社科院期间管理科科研的经验。后来，她调到国家计划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中心负责科研组织工作时，因工作类似，这种请教与交流更多了一些，使我受益良多。

1998年，国家机构职能又有了新一轮调整。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改组为国务院内设机构——体改办。因职能调整，人员缩编，我也被分流到中国银行。担任全资附属的投资银行——中银国际的副执行总裁。中银国际的总部在香港，非银行金融业务是其主业，而内地国有企业重组及海外上市又是重心。得益于在德国学习到的重组东德国有企业的金融操作技术，我在中银国际的业务工作尚不吃力，但毕竟香港的环境不熟。这时，谢明干同志正担任香港《经济导报》的领导，江春泽也正好在香港探亲。她们夫妇邀请我到家中做客，除介绍香港的情况外，还毛遂自荐当导游，陪我走遍港岛，熟悉风土人情，加深我对香港的了解。热心肠的确令人感动。

由于长期从事研究工作，在工作之余，心里总觉得缺点什么？尤其随着中银国际的业务渐入佳境，这种感觉日益强烈。一天，江春泽来到我家，告诉我她已经退休，但仍在坚持研究，否则就赶不上形势了，并戏称“这是防止老年痴呆的最好办法。”随即，又开始与我讨论经济问题，并希望我不要放弃学术研究。我为她的心劲深深折服，也促使我下了决心，辞去管理岗位，担任首席经济学家，继续专心从事研究。

后来一段时间，我与她的接触少了。一打听，才知道她们夫妇被朱镕基同志邀请去编写《朱镕基讲话实录》等有关文献了。编写工作是繁重的，她们夫妇为此付出了7年的时光。然而，大功告成之时，她们并没有为此自傲，仍默默地躲入书斋开始自己的研究和写作。

江春泽夫妇一心向学，却不擅长家务。孩子又不在身边，生活简单，家里除了堆满了各种书籍文献资料外，也没有多少家当。每天简单凑合吃点东西后，便各自读书写作，直到深夜。特别是江春泽学长，曾经患过癌症动过手术，长期伏案，更不利健康。大家总是提醒他们别太劳累了，她们夫妇总含蓄地回答说“习惯了”。尤其她们后来在海南居住的时候，与我父母同在一个小区，春节探亲，经常见面。除不时提醒他们注意身体外，我们夫妇唯一能做的也就是做点好吃的，改善一下她们的伙食，以聊表心意。

2019年6月的一天，江春泽学长兴奋地给我电话，希望我参加谢明干同志的新书发布会。会场设在原物资部新老干部活动中心。会场布置十分简朴，唯一显眼的，就是谢明干四卷大部头著作。但发布会却十分隆重，高朋满座，吴敬链、高尚全、魏礼群等老一辈专家领导都到场祝贺，并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我作为后辈也发了言。江春泽在忙前忙后张罗着发布会的同时，抽空告诉我，谢明干的书她参与了文章的筛选和修改，这使她自己的著作有些许耽搁，不过很快也会完成，到时还要请我参加她的新书发布会。

会后，我请她们夫妇吃饭庆祝。席间，江春泽学长意气风发地给我讲述了她的新书内容，以及今后更宏大的写作计划，谢明干则颌首微笑，频频点头，并表示他一定协助完成。听着他们对未来的宏大畅想，望着他们神采奕奕的样子，我明白了一件事：他们这一辈知识分子，年少寒窗，图中华崛起，历经磨难，但痴心不改，烈士暮年，仍壮志凌云，耄耋老人，却笔耕不辍，春蚕烛光，唯鞠躬尽瘁，因为民族复兴是他们毕生的信念和奋斗的目标。

今年，随着新冠疫情渐渐退去，正期待着江春泽学长新作面世好消息的时候，噩耗却传来，她突然驾鹤西去，使人始料不及，深感悲痛。然而，悲痛之余也有欣慰，江春泽学长一生身体力行地兑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传承，“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传承的精神令吾晚辈仰视，“虽不能身至，然心向往之。”

亦师亦友的江春泽学长，向您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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