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女冠军出炉，对“听不懂”的二次元表示服气

（原标题：超女冠军出炉，对“听不懂”的二次元表示服气）

历经八个月的漫长赛制，上个周末，仿佛十年一觉，超级女声2016年度总冠军终于出炉，致力于打破“次元壁”的二次元少女“圈9（本名史兆怡）”登顶，坦率地讲，这个节目无论过程还是结果，看得不少还将超女印象锚定在05年的传统媒体人一脸懵圈。

从十年前颠覆了整个综艺生态圈，到十年后选秀鼻祖的回归，2016年超女大幕落下，它当然没能像2005年那般产生出将李宇春推上《时代周刊》封面的跨时代意义，甚至与之相伴的更多是旁观与争议，但蛮有趣的是，与不少媒体人赛前预测的断崖式退热不同，数据着实令人意外：2016年超女共吸引了61万女性参加，这要比2005年多了四倍；从3月开始海选共有2.6亿人陪伴选手走过247个比赛日；上周末的总决赛共有1006.9万观众同时在线观看。

不难猜到，数据贡献者基本来自在媒体笔下面目模糊的95后和00后（倘若非要断代的话，对90后的谈论还尚存余波）。另一端，选手同样年轻，数据显示，今年超女选手中53%是95后，其中不少人早在报名阶段即在YY，唱吧，快手和B站中拥有海量粉丝；超1成选手报名时使用了英文名；17%的选手带有明显“二次元”特征；1/3的人习惯在半夜刷手机。

嗯，十年前，赶在电视大众传播黄金时代的末端，超女的传播几乎可以抵达到所有年轻人，但十年后，在互联网促成的部落化时代，每个人或多或少生活在某种“信息茧房”之中。无论在部分族群中多么狂欢，今年超女的更多信息也没能大规模进入十年前发短信为偶像投票的80后的朋友圈——某种意义上，当已为人父母的他们不再需要通过偶像完成情绪喧嚣，也许更偏爱《中国新歌声》这种音乐节目。

但超级女声这个娱乐IP并未改变当年的定位和受众群，在我看来，关于何为这个时代的分众传播，本届超女——以及圈9夺冠引发的争议，算得上是如同心圆一般层层分化的极佳样本。

不难发现，除了层层淘汰的核心机制，摇身变成网综的超女几乎就是一个新节目，它在造星同时更在意受众是否完成了从“观众”到“用户”的身份切换，从而完成自身从“节目思维”到“产品思维”的转向。一个核心理由是标准制定上的“无力感”。如你所知，偶像的标准早已分散到个性化的审美取向中，而对95后和00后而言，传播并不发生在客厅，于是十年前对偶像单一灌输的环境也不复存在。很大程度上，无论鹿晗和TFBOYS，还是早期的小米，其火爆路径都可归为经营粉丝之后再反向引爆大众，要知道，二八原则广泛见于粉丝经济，20%的核心人群贡献了80%的利润。

但偶像标准正在模糊化。十年前“想唱就唱，要唱得响亮，就算没有人为我鼓掌……”这首励志歌曲代表了理想本身，但十年之后，这句歌词多少被互联网部落化环境中生长的年轻人视作理所当然——互联网本就能让趣味一致的人们更容易聚集，然后在彼此印证的过程中产生力量。于是当社会整体愈加趋向自由，个人愈加趋向“放肆”，2016年超女也顺势将口号从“想唱就唱”替换成了“敢ZUO敢为”，而为了应对这种自由，作为“平台”方的超女也必须更为包容。

于是我们看到，从海选到20强赛超女选手的多元取向，古风原创民谣，嘻哈歌手，B站人气女王，唱吧红人，花臂红唇的“中国版Lady Gaga”，选歌风格也不再局限于传统选秀节目唱“大众”熟知歌曲的倾向。

而不知刻意还是巧合，超女最终四强（王金金，圈9，张晓钰和方圆）都颇为“标签化”：电音&网红、二次元、女少年、学院派。更值得一提的是，无论网红，二次元，还是女少年，她们每个人背后都有“一群人”，她们本就是互联网环境中成长的不同“物种”，只是在平台的聚合下站在一起，然后选个第一。你知道，分众现象已日趋明显，热门与冷门，主流与非主流，中心与边缘之间的界线都逐渐模糊，一部分人的不可理喻就是另一部分人的理所当然。这个时候，由于不存在统一标尺，超女平台的包容性就容易产生戏剧性。

而说回到分众，事实上，过去一百多年人类几乎所有商业奇迹和全球偶像都得感谢电视等大众传播技术，电视台将一切观众都假想成所谓“大众”，但常识是，从没有所谓“大众社会”，只有生产大众社会的方法。互联网对人类最大的影响之一，就是将这个世界切分成无数细碎的小共同体，蚕食着大众概念。如我之前所言，某种意义上，人类传播技术的演进就是一个更快地找到“自己人”的过程（壁画第一次将脑海中的概念和想法传递给素未谋面之人；印刷术让人得以跨越时空通过书籍与他人相连），互联网让大家轻易选择彼此，很多事情上人们没有办法，也没有必要达成共识——当然也包括音乐（不妨看看本站云音乐各种音乐下面的评论）和选秀。

而更进一步讲，现在“社群”是时髦词汇，在我看来，社群的一种阐释角度即是承认不同维度“个性化”与“从众化”的同时存在。好像是社会学家郑也夫说过，人性之中总有两股相反欲望：跟别人一样，以获得安全，跟别人不一样，以获得差异，当它们纠缠在一起，即诞生了“时尚”——只跟一小部分人一样。

这种纠缠更多体现在年轻人身上，我觉得对偶像的认同也大抵如此。

当然了，个人臆测，就像他们对所谓信息洪流的无动于衷，95后和00后们并未觉得这种疆界分明有何不妥。只是当自己的偶像呈现在超女这个展示不同族群音乐审美的比赛赛场，由于没有统一标尺，争议也自然而来。譬如圈9的“意外夺冠”就让其他决赛选手的粉丝颇为不快，这没什么可说；更有趣的分化来自“二次元内部”——有人说她是很好的“破壁者”，也有人说她代表不了二次元文化，自己并也不想被代表；就像宋冬野的粉丝因为《董小姐》传遍街头巷尾而伤感，甚至有人觉得更多存在于精神空间的二次元文化因圈9的夺冠而显得过于“谄媚”。

但无论怎样，你得承认，很大程度上，作为第一个在国内大型音乐真人秀节目中主打二次元概念的选手，圈9的出现和夺冠可被视作二次元文化破壁主流舞台的体现。尽管国内ACG（Animation，Comic，Game，动画，漫画和游戏总称）人群数量正在上扬（数据显示，2016年我国泛二次元用户达2亿），但毫无疑问，在超女舞台唱一些“非我族者”听不懂的歌依旧需要勇气和平台更大的包容度（此前乔振宇担当评委时就坦率地表示“听不懂”），所以客观讲，对于所谓亚文化登上主流视野，超女确实至少起到了助推之力。

当然，一定会有人困惑，如今95后和00后“亚文化”向主流的跟进“是好是坏”？事实上，2016年超女无论是网红风格，二次元，还是更夸张的中性风，都令不少年长观众有些不适，甚至招致“现在的年轻人如何如何”这个经久不衰的争议。

嗯，审视后辈几乎是人类处理代际关系的共同欲望，尤其在中国，当80后掌握话语权，自然有了窥探后辈的冲动与权力。而上一辈似乎总是健忘的，他们忘了，关于叛逆以及与这个成年人掌控世界的格格不入，广义上的审美取向一直是年轻人“反叛”的重要途径（他们除了这个还能有什么呢），而一代人有一代人之体，拿二次元来说，就像北京电影学院教授黄式宪所言：“二次元热和20世纪初的话剧热，七八十年代的摇滚热，还有90年代兴起的游戏文化一样，都反映了当时青年对新文化，新生活的需求。”

其实，只要这个社会总体上趋向自由，年轻人拥有更多选择，这就够了。看不惯？没事啊，文化的渗透许多时候靠话语权的交接完成，翻译成罗振宇老师的话说，“一点关系都没有，因为你会死的呀。”

【钛媒体作者介绍：李北辰；微信公号：李北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