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正宏主编：《苏州刻书史》

该书由陈正宏教授组织专业学者分章撰写而成，以苏州的雕版印刷史为重点和线索，剖析苏州刻书的地域特色、成因和价值。通过历时地考述宋、元、明、清历代苏州刻书史的具体情况，呈现出苏州刻书“宋元是初起，明代是高峰，清代成为重镇”这一历史发展面貌与成就。

该书以文献为基础，从社会史和文化史的视角，探讨苏州刻书在技术、艺术与学术之间的有机互动关系，而非仅仅从历史学视角写出一部封闭、单一的地方刻书史，例如从“欧字”“软字”看苏刻本之精美，又如讨论苏州覆宋刻本与乾嘉学术的关系。本项目凸显出苏州刻书业的发达，尤其突出苏州文人、苏州文化在其中发挥的倡导性作用，并展现出苏州刻书在中国及世界上的影响。

全书材料丰富，考证严谨，不仅在文献学和历史学上有极高的学术价值，在表现形式上还为文字部分配上大量相关珍贵古籍的高清书影。

全书全彩印刷，力求让人更清晰地了解苏州刻书的特点，更直观地感受雕版印刷出的中国传统古籍的庄重典雅的独特魅力。

目 录

绪论

第一章 两宋遗痕：文献记载与实物遗存的苏州最早期刻书

第一节 瑞光寺塔佛经、李杜别集和北宋苏州刻本

第二节 以官刻为重心的南宋苏州刻书

第三节 《碛砂藏》和苏州地区有组织大规模刻书的开始

第二章 缓慢的发展：传世古籍中所见的元代苏州刻书

第一节 元代苏州官刻的实物遗存

第二节 现存的元代苏州私家刻书

第三节 大藏经之外元代苏州的佛书单刻

第三章 徘徊的代价：明代前期苏州刻书业的萧条与复苏

第一节 洪武至永乐时期的苏州刻书和刻工

第二节 洪熙至天顺时期苏州公私刻书的恢复

第三节 成化至弘治时期苏州私人刻书的突起

第四章 宋体字初现：明代中叶影响全国的苏州式刻本

第一节 明中期苏州式刻本的起源与初步发展

第二节 明中期苏州式刻本的兴盛与影响

第三节 明中期苏州的写刻本

第五章 繁花似锦：晚明时代苏州的私刻与坊刻

第一节 万历前后繁荣的苏州及其隆盛的书业

第二节 晚明姑苏私刻坊刻中的名家名作

第三节 与南京、杭州、徽州互动的晚明苏刻

第六章 跨时代的接力赛：从明末汲古阁到清中叶扫叶山房

第一节 汲古阁与明末清初吴门刻书的几个侧面

第二节 汲古阁书版流转与琴川书屋、扫叶山房

第三节 集资私刻、书坊合刻与书业同业公会的萌芽

第七章 苏式优雅：苏刻欧字与乾嘉时代士礼居等的覆刻宋本

第一节 从“欧字”“软字”看优雅秀美的苏州写刻本

第二节 苏州的覆宋刻本与乾嘉学术

第三节 嘉道时期的苏州私家刻书

第八章 夕阳余晖：晚清民国时期固守传统的吴门雕版

第一节 太平天国、江苏书局与晚清苏州官刻的短暂复兴

第二节 与雕版竞争的石印铅印落户苏州考

第三节 清同光至民国时期苏州地区的刻书名家

第九章 “姑苏原板”何处觅：苏州刻书的世界影响

第一节 “苏本”声名在外与世界各地所藏苏州刻本

第二节 “姑苏原板”与境内外翻刻仿造的苏州本

第三节 起步于苏州的宋体字在东西方的流变

后记

绪 论

本书叙述的，是苏州地区以传统的雕版印刷方式刊刻书籍的历史，空间范围以现行苏州辖区为主，基本时段上起五代，下讫民国，前后大约一千年。

对于这一千年间苏州地区刻书的具体个案，既往研究已有很多。相对而言具有前后贯通的历史意识的述论，则仍较缺乏。二十世纪以前的可置不论，现代以来与本书主题关系相对较密切的，最早当数沈燮元先生1957年发表的《明代江苏刻书事业概述》一文。

沈文虽不专论苏州一地刻书，但由于苏州在明代刻书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文中举证，多见苏州刻本，故客观上对明代苏州的刻书名作，作了虽属初步却脉络清晰的梳理。文中有关明代江苏刻书的时代划分，也极富启发意义。[1]

由于历史原因，沈先生此文之后，学界重新相对系统地探讨与苏州刻书史相关的话题，要到二十八年后的1985年，此年苏州图书馆馆长许培基先生发表《苏州的刻书与藏书》，文虽不长，而以举要的形式，对苏州刻书作了概括的介绍。

四年之后，张秀民先生著《中国印刷史》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初刊，未几即获得国际学术界的关注。书中有关雕版印刷的史料甚为丰富，其中梳理明清两代苏州刻书的书坊，其详细程度为前此未见。

之后不久，两位苏州籍的书籍史家叶瑞宝和江澄波，分别刊布了《苏州书坊刻书考》一文和《江苏刻书》一书。叶文是真正意义上的专门探讨苏州刻书史话题的专论[2]，江著虽非专述苏州刻书，但作者史料贮备丰富，经眼版本众多，有关苏刻的记载系统而有条理，对进一步考察苏州刻书的历史颇有助益。[3]

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与苏州刻书有关的研究成果十分丰富，其中既有像杨丽莹《扫叶山房史研究》[4]、封树芬《汲古阁刻书研究》[5]这样的个案考究，也有如李开升《明嘉靖刻本研究》那样的虽为断代研究，实际上涉及对明代中叶起步于苏州、最后弥漫全国的“苏州式”刻本的视野宏阔的扎实探索。[6]

其间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李伯重先生的《明清江南的出版印刷业》一文。此文关注的是经济史问题，也不以苏州为限，但所示明清两代江南地区商业化出版的某些特征，从提供的史料看，却浸润着浓厚的苏州背景。[7]

在前辈和同仁研究的基础上，本书的基本思路，是以书籍实物为主要证据，以“刻”为主要视角，系统地梳理历史的苏州区域内以雕版印刷方式制作书籍的活动和相应的成果。考虑到苏州在传统中国社会里呈现相对较多的开放性，在整个历史叙述中，本书既立足于书籍刊刻本身，也注意苏州刻书多有与其他区域互动的非封闭特征。

本书将一千余年的苏州刻书史，分为八个段落，除宋、元两朝各占一段外，大部分的篇幅都给予了明清两代。但在明清两代中，我们没有按照通史的路径作机械的划分，而是依循苏州刻书史本身的发展衍化，将之分为明代前期、中叶、晚明、明末清初、清代乾嘉道时期、晚清民国六段。其中明末清初、晚清民国还都是跨朝代的。[8]

苏州地区从刻书这一视角呈现的超越朝代之限的发展过程，自然与雕版印刷适合长期原状保存、反复刷印的固有特性有关，同时也与整个江南地区重视文化的延续性有关，跟传统苏州文人自十五世纪以来就习惯与传统政治的保持适当的距离有关。

在操作层面上，本书对苏州刻书史的叙介，主要着眼于以下三个方面：一是那些具有全国甚至世界影响的苏州刻本个案，二是前此学界探讨不够充分或较少关注的苏州刻书史阶段，三是跟特定的文化学术流派有关联的苏州刻本系列。我们的理想，是力争使苏州刻书史中技术、艺术和学术三个元素的有机结合，以特定的方式得到若干的呈现。

具体而言，本书明代中叶以前的部分，以梳理史料为主，但像指示唐代大诗人李白杜甫的诗集最早都刻于苏州、纠正王国维以来误认宋王珏所刻王安石《临川先生集》为杭州本之旧说，发掘出明初南京刻《元史》不乏苏州刻工等，都是学界忽略或虽有注意而认识不足的。

明代中叶以后的部分，考虑到现存明清两代和民国时期苏州刻本实物甚多，本书除了常规的史实梳理，同时把关注的重点转移到更具普遍意义的字体、板片转移、合刻、仿制等刻书史专业问题方面。以此书中对宋体字、仿宋体字的出现与苏州刻书的关联，明清易代之际书坊间刻书印书的跨时代接力赛、苏杭宁徽四地刻书互动以及始于境内延及海外的“姑苏原板”现象等，都有前人未曾涉及或较既往研究更深一步的叙介或讨论。

对于那些苏州刻书史中不可或缺的个案，如《碛砂藏》、汲古阁、扫叶山房等，本书也力求将之放在苏州刻书史的长河中，从单一地区有组织大规模刻书、亦私亦坊的刻书家、第一桶金来源于得版重印等不同侧面，加以重新定位和考察。

尽管个别段落未能免俗，给人以罗列书名的印象，本书就本旨而言不是一部抄书目的书。所以从局部细节看，书中或有挂一漏万之失。不过我们更在意的，是分析史料与实物，进而解释现象与问题，以特定的书，串联绵长无尽的史，客观地呈现苏州刻书的历史意义及其超越苏州一地的现代价值。

中华文化一体多元。这种一体多元，既可以在广域范围内通过互相映照而加以辨别——如燕赵文化的慷慨悲歌，齐鲁文化的道德醇厚，等等——也可以在一个相对小的特定区域中透过诸种现象的剖析得以区分。

苏州所在的江南，是一种水乡文化，它表面的特性是比较柔。但具体到苏州一地，其最重要文化特征，并不只是单薄清澈的柔，而是柔里带文，文中兼雅。苏州的这种温文尔雅的文化特性，通过书这一媒介，为无数文人学士的成长提供了丰沛的营养。

这里刊刻的书，内容上注重经典性，学术上讲究文本的精细校勘，制作上追求字迹清晰、纸张洁净、装帧雅致。以此在传统社会后期，“苏板”是中国高品质书籍的代称。更宏观一点说，书籍与文字相联，与民族的文明相关，苏州一地，其实蕴藏着文化中国的书香内核。

我们真诚地希望，这部致力于还原历史、贯通古今的苏州刻书史，可以为苏州人认识自己的文化、自己所处的城市，提供一个新入口；为全国人民重新认识苏州，提供一条新路径；也为不同民族、不同信仰的境外读者体认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具优雅格调的一支，提供一片通过纸墨和汉字感知的新天地。

后 记

本书从发凡起例到基本完稿，前后历经两年。其间正逢世纪疫情，编纂工作遇到了种种困难，成书殊为不易。

由于各地图书馆关闭，撰稿者很难第一时间目验古籍原本，致最后成稿与理想设计不无距离；时间有限，为更集中且有系统地讨论问题，书中只讨论了苏州地区的雕版刻书史，而没有涉及苏州活字印书史；加上书成众手，见面不易，虽有数次线上交流，并经两次统稿，全书文字风格仍不甚统一。

我们尽力把此书的编撰，视为一种追踪昔贤、超越功利的纯学术之举，但目前面世的本书，恐仍难免存在讹误缺失，恳请读者诸君不吝批评指正。我们也希望在不久的将来，有机会对全书作进一步的修订。

本书初稿的部分基础，源自苏州图书馆2021年举办的“册府千华——苏州市国家珍贵古籍特展”相关文献。参与书稿撰写的各位作者，来自苏州图书馆、复旦大学、上海大学、天一阁博物院、上海博物馆等教学科研机构。

全书九章，具体撰稿分工如下：绪论（陈正宏），第一章（孙中旺），第二章（金菊园），第三章（金菊园），第四章（李开升），第五章（黎雅诺），第六章第一节小说部分（文革红）、第一节毛晋部分（卿朝晖）、第六章其余部分（杨丽莹），第七章（郑幸），第八章第一节（卿朝晖）、第二节（杨丽莹）、第三节（石祥），第九章第一节（黎雅诺）、第二第三节（陈正宏）。

在本书大纲商定、书稿撰写和出版过程中，苏州市委宣传部黄锡明副部长、陈洁调研员和苏州市新闻出版局齐向英副局长给予了鼎力支持和颇多具体指导；沈燮元、江澄波、陈先行三先生慨允担任本书学术顾问，为主编与作者擘画方向，答疑解难；两位副主编孙中旺、卿朝晖先生协助主编审稿，颇多是正；各位作者为按时保质保量完成书稿，付出了大量的时间和心血；金文京、丁克顺、高桥智、王稼句、李际宁、韦力、住吉朋彦、梁颖、潘建国、郭立暄、罗鹭、林雅清、金菊园、李翔宇等先生和李载贞、米盖拉（Michela Bussotti）、张颖、史桢英、宋佳忆等女士，或为本课题提供稀见文献资料，或向作者传授苏刻研究方法，或为本书审读文稿，或承担联系书影拍摄、查找资料等具体琐细工作；凤凰出版社吴葆勤总编、郭馨馨主任和责编张沫女士，为本书的出版付出了诸多辛劳。

此外，中国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南京图书馆、苏州图书馆、天一阁博物院、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复旦大学图书馆、日本国立公文书馆、宫内厅书陵部、奈良西大寺、大英图书馆、法国亚洲学会图书馆、巴黎法国印刷局等机构，为本书插图的拍摄和使用提供了诸多便利。值此书稿合成、行将付梓之际，谨向上述各位和各单位致以诚挚的谢意和由衷的敬意。

令人遗憾且伤感的是，三位学术顾问中最年长的沈燮元先生，已于今年3月以百岁之龄辞世，没有看到本书的出版。“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谨以此书，献给本贯苏州、毕生痴迷于书、对本书有颇多期待的沈燮元先生，也献给所有对苏州刻书史及其研究作出过贡献的古人和今人。

陈正宏

2023年5月29日于复旦双寅楼

注释：

[1] 沈燮元《明代江苏刻书事业概述》，《学术月刊》1957年第9期。文中将明代江苏的刻书事业，划分为洪武至弘治、正德至万历、天启至崇祯三个时期。

[2] 叶瑞宝《苏州书坊刻书考》。《江苏出版史志》1992年第2期。

[3] 江澄波《江苏刻书》，江苏人民出版社，1993年。

[4] 杨丽莹《扫叶山房史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年。

[5] 封树芬《汲古阁刻书研究》，南京大学2015年博士论文。

[6] 李开升《明嘉靖刻本研究》，中西书局，2019年。又，有关苏州刻书研究的更详细情况，可参见周生杰《论江苏古代藏书与刻书研究文献成就与特征》述论刻书的苏州部分，文载《徐州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1期。

[7] 李伯重《明清江南的出版印刷业》，《中国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3期。

[8] 为条理清晰，从实际出发，本书第六章实际叙述的下限，延续到了清代中叶，与第七章在时间上有若干重合，但述论侧重有明显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