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屠殺的背叛者?出賣安妮法蘭克的「那個猶太人」真假之爭
「亲爱的凯蒂,我已经搬进密室了,我来说说新环境的模样吧。妳一定会很吃惊...」图左为安妮法兰克,在二战期间身为犹太人的安妮与家人藏匿在父亲公司后面的建筑物里,写下她的日记。后来安妮一家遭人泄密并被送到集中营。最终她在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过世,死时仅15岁。图右为1945年英国军队解放贝尔根集中营,在当地发现的万人冢。 图/维基共享、美联社
「亲爱的凯蒂,我已经搬进密室了,我来说说新环境的模样吧。妳一定会很吃惊...」二战期间,13岁的犹太少女安妮.法兰克提笔写下日记。她将本子暱称为「凯蒂」,纪录全家为躲避纳粹追捕而躲藏在父亲公司「后宅」里的经历。不过众所皆知的是,安妮全家在两年后,就因有人泄密而遭逮捕。几个月后,安妮在集中营内过世,年仅15岁。《安妮日记》也在战后由全家唯一幸存的父亲奥托代为出版,成为20世纪最重要的文学作品、也是见证纳粹治下荷兰犹太人生活的珍贵史料。然而,当年到底是谁背叛了安妮一家人?一直是历史上的著名悬案之一。
在经过6年的调查后,近期案情有了重大进展。一个由前FBI调查员潘科克(Vince Pankoke)组成的悬案调查团队表示,当年「出卖」安妮全家的泄密者,可能是一名叫做阿诺德.范登伯格(Arnold van den Bergh)的荷兰犹太人,并且他极有可能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家人,才出卖其他同胞」。
不过这个调查是如何进行的?当代鉴识调查技术,怎么解开长达半世纪的历史悬案?这个解答又是否能被历史学界与犹太社群接受?至今仍有不少争论进行中。此外,也有人对于这份研究的真实性提出了质疑:
如果这份调查结果真的「抓错了人」,是否又可能再次揭起犹太人的历史伤痛?
▌亲爱的凯蒂:安妮的苦难少女日记
安妮.法兰克出生于1929年的德国,威玛共和时期和家人住在法兰克福。在1933年,安妮4岁时,希特勒领导的纳粹党在国会选举胜出,父亲奥托担忧家人的安全,决定于隔年举家搬到阿姆斯特丹展开新工作,并在当地开设了一家制造批发香料与果胶的公司。然而好景不常,在1940年5月,德国入侵荷兰,身为犹太人的安妮一家人也从此被困在阿姆斯特丹。
1942年6月12日,安妮13岁生日时,父亲送给她一本有锁头的花格布料日记本当作礼物。安妮将日记本暱称为「凯蒂」(后来也曾变更过暱称,大都源自她过去的童年玩伴),对凯蒂倾诉许多心事,包括祖母的离世、暗恋的男孩、学校的考试等等。其中可以发现,在躲藏之前的日常生活中,就已经处处都是针对犹太人的限制政策。
例如她曾写道,在阿姆斯特丹,犹太人必须配戴黄色大卫星、只能读犹太人学校、不得乘坐电车与汽车、不得进入电影院泳池等娱乐场所、只能在下午3点到5点在犹太人商店买东西,晚上8点后不得出门走动等等。
在当时,有许多犹太人家庭会陆续收到「召集令」,从此人间蒸发。在安妮收到日记本的一个多月后,家人就收到通知,安妮的姊姊玛歌也被列入了召集名单中。几天之内,全家就仓皇逃离阿姆斯特丹的住家。奥托对外放出消息,声称他们将移民到瑞士。但在那天晚上,他们将所有要带走的衣物穿在身上,里头藏着能带走的财物出逃。安妮写道,那天当他们臃肿地走在路上,「路人都对我们投以同情的目光。」
图中央为奥托的公司,后来成为安妮之家。下方影片是安妮之家提供的画面,安妮在藏匿时曾有一次邻居家举行婚礼,她忍不住从后宅窗户外探头出来看。这也成了安妮现存唯一的影像。 图/安妮之家
安妮一家在无法取得签证离开荷兰的情况下,就这样和几个亲近的犹太家庭陆续躲进奥托公司办公室后隐藏的「后宅」,用书柜挡住门口避人耳目,从此开始了2年的躲藏生活。这些日记里呈现的安妮通常是乐观的,即使感到痛苦与恐惧,她也依然对生命抱有强烈的期望,在被逮捕前几日,她还曾写下:
1944年8月4日,党卫队收到密报,闯入奥托的公司并循线找到隐藏的「后宅」,所有人均遭到逮捕。而安妮日记的最后一页,也就停在1944年8月1日,直到战后出版时,出版编辑才书末留下令人战栗的附注结尾:
「安妮的日记在此结束。」
被捕的奥托被迫与妻女分开,他们先被送往奥斯威辛集中营,安妮、玛歌与母亲再被转移到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在饥饿与过度劳动之下,安妮母女三人陆续在痛苦中衰竭死去。当时与他们一起躲藏的其他犹太家庭也全数罹难——「后宅」中唯一幸存的人是爸爸奥托,他在奥斯威辛撑到了1945年1月27日,直到苏联红军解放集中营。
战争结束后,奥托辗转收到女儿生前留下的日记,他把涉及过多家人隐私的内容删除后,将其出版。奥托的后半生也致力于推广安妮生前所留下的苦难见证。1980年,奥托在瑞士因病过世。
图中央者为奥托,其他人是当时协助藏匿他们一家的「奥佩克塔」(Opekta)公司同事。上排两人左为Johannes Kleiman、右为Victor Kugler,后来成为董事会成员,也因为他们的非犹太身分,让奥佩克塔得以继续运作、免于被纳粹接收。下排左一为Miep Gies,右一是Bep Voskuijl,两人也是公司职员,照顾躲藏者的起居。法兰克一家遭逮捕后,安妮的日记由Miep Gies藏起保管,并于战后交还给奥托。 图/安妮之家
贝尔根集中营的伤寒患者。安妮与母亲、姐姐均在此过世。 图/美联社
▌谁背叛了安妮?众说纷纭的历史悬案
不过,到底是谁出卖了法兰克一家?事实上在过去已经有诸多推测,例如曾有人认为告密者是一名荷兰的反犹太主义者阿勒斯(Tony Ahlers),过去就曾经多次威胁奥托、亦有人认为是荷兰二战史上恶名昭彰的犹太人卧底「告密者」安丝·范·迪克(Ans van Dijk)所为。也有人主张没有人背叛,而可能是过去公司曾因窃盗案报警,让警察无意间找到「后宅」入口才导致这场悲剧。
根据CBS《60分钟》采访潘科克的说法,这次前FBI团队的研究方法,是使用现代调查技术、加上大量的文献资料,以排除法的方式进行推论的。他们在阿姆斯特丹档案馆等地收集大量史料,包括照片、地图、书信、户政档案、口述文献等,透过电脑运算找寻其中潜在涉案者们之间的关联,再以当时安妮一家藏匿的公司为圆心,标记了周边地图上所有关系人所在地点,推测这些人们的知情程度、以及可能的泄密动机,最终以排除法的方式,推断出可能的「告密者」,是一名叫做阿诺德.范登伯格(Arnold van den Bergh)的荷兰犹太人。
他们指出,这位可能的犹太人「告密者」范登伯格,是当时荷兰的一名公证人(notary,近似于律师,专门处理法务、合约等相关文件。)根据《卫报》说法,在当时全荷兰只有6名犹太公证人,因此范登伯格的地位备受尊敬,也颇受犹太社群信任。
纳粹入侵后,范登伯格被选为阿姆斯特丹犹太委员会(Amsterdam's Jewish Council)成员之一,这是纳粹在占领荷兰之后成立的组织,挑选当地有名望的犹太人加入,目的是要让犹太人自行监督犹太社群、掌控人口、后期也曾协助将犹太人「驱逐出境」,管理他们搭上通往集中营的列车。
潘科克指出,由于范登伯格的犹太委员会身分,他不时能获得一些藏匿犹太家庭的地址资讯,这些地址没有具体的藏匿者名字,也不能保证犹太人仍然躲在这些地址。而他们判断范登伯格可能出于自保,将这些不知真伪的资料交给纳粹。
1940年5月10日,德国伞兵降落在荷兰。 图/安妮之家
荷兰威廉敏娜女王在纳粹入侵后流亡至英国。1940年7月,BBC的欧洲服务电台成立「橘色电台」(Radio Oranje),橘色是用来纪念带领荷兰独立的奥伦治亲王威廉(William of Orange),也是荷兰的国家象征色。橘色电台专以荷兰语播放战况、时事与政治评论等内容。图为1940年,威廉敏娜女王在橘色电台对全国人民演讲。 图/维基共享
根据BBC报导,支持这项推论的关键证据之一,是他们在近期发现了一份寄给安妮父亲奥托的匿名信副本,信中明确指出范登伯格就是告密者。这封信并未写着奥托的名字,只写着「你的地址被泄漏了!」
其次,阿姆斯特丹犹太委员会在1943年解散,随后这些犹太菁英也大都被送往集中营。然而奇妙的是,范登伯格与妻女并没有在遣送名单之内,而是依然留在阿姆斯特丹。直到1950年,范登伯格因癌症过世。
而根据该团队说法,收到这封匿名信的奥托,照理来说应该已知道出卖自己妻女的人可能就是范登伯格,但吊诡的是,奥托在1980年过世之前,都没有将这个消息公诸于世。为何奥托没有公开这位出卖消息的「背叛者」?
潘科克在接受CBS《60分钟》节目采访时表示,除了奥托本人或许也无法辨别消息真伪外,他推测可能奥托也担忧,这样反而会导致人们对犹太人社群之间产生更多的误解或反弹:「也许奥托觉得,如果现在再提起这件事...可能会进一步火上加油。」他说:
「我们也必须记住的是,范登伯格是犹太人的这个事实,也意味着他同样被纳粹放在一个非常脆弱的位置上,以至于他可能不得不采取一些行动,来挽救他自己的生命。」图为潘科克接受CBS采访。 图/CBS
潘科克在接受CBS《60分钟》节目采访时表示,除了奥托本人或许也无法辨别消息真伪外,他推测可能奥托也担忧,这样反而会导致人们对犹太人社群之间产生更多的误解或反弹:「也许奥托觉得,如果现在再提起这件事...可能会进一步火上加油。」图为安妮的父亲奥托。 图/美联社
▌调查未解之谜:告密纸条到底源于何处?
不过,这份调查报告仍然留下不少未解之谜。例如这封匿名信究竟是谁写的?调查团队如何证实它有绝对可信度?此外,身为协助纳粹的犹太委员会成员,范登伯格是怎么掌握到这份名单的?
当时安妮一家藏匿的公司,如今已成了纪念博物馆「安妮之家」(Anne Frank House)。博物馆主任利奥波德(Ronald Leopold)对这份调查抱持怀疑。他指出,犹太委员会确实可能掌握某些人藏匿的地址清单,「但这个推论还不够可靠,因为犹太人委员通常受到纳粹的特别审查。」
阿姆斯特丹犹太委员会历史专家、大屠杀和种族灭绝研究所研究员瓦斯滕豪(Laurien Vastenhout)也怀疑:「为什么躲起来的人会想向犹太委员会成员提供他们的地址?」此外,目前也尚无足够证据,能够证明犹太委员会真的拥有犹太人藏身处的名单。
「匿名信实际上是这个推论唯一的证据,」《以色列时报》引述荷兰莱顿大学历史学教授范德布姆(Bart van der Boom)的说法:「但这封信的存在和内容早在2003年就已经为人所知、甚至还出版了。」
「它最多只能证明,战后不久,有人想让奥托相信范登伯格是叛徒。」范德布姆说,就跟二战后的德国一样,战后荷兰也充斥着激烈辩论,亦曾出现有意的落井下石与复仇动机。范德布姆认为,当该团队提出这封信作为范登伯格是背叛者的证据时,也必须要考虑到当年的社会气氛。
「只要还不确定是谁写了这封信,我们也就无法知道他(撰写者)是否值得信赖,」范德布姆说。
不过,这份调查报告仍然留下不少未解之谜。例如这封匿名信究竟是谁写的?调查团队如何证实它有绝对可信度?此外,身为协助纳粹的犹太委员会成员,范登伯格是怎么掌握到这份名单的?图为安妮日记复制品。 图/美联社
1937年,纳粹还没入侵荷兰时,安妮与姐姐玛歌在荷兰的赞德沃特海滩上合影。 图/美联社
▌大屠杀的倒置:「当受害者也是加害者的一员」
《纽约时报》指出,在纳粹各占领区中,荷兰的犹太人死亡比例是全欧洲最高的——全国有75%的犹太人遭到杀害——1939年,约有14万名犹太人居住在荷兰,但到了1945年,只剩约3万5,000人活着。
之所以荷兰犹太人有如此高的死亡率,背后有几个原因。第一是荷兰的行政单位与民政纪录非常详细,在荷兰王室与政府流亡到伦敦后,这些详实的户政资料,包括户籍地址、家中人口、宗教信仰等纪录都直接落入纳粹手中,他们得以迅速掌握完整的犹太人资讯;另外,在当时荷兰犹太人大多集中居住在阿姆斯特丹,在迅速遭占领的情况下来不及、或者无法逃亡到其他国家,沦为纳粹快速「肃清」的对象。
此外另一个事实是,当时亦有部分荷兰公民协助纳粹抓捕犹太人。《纽约时报》报导提到,有近15,000名荷兰人在战后法庭被定罪,其中约10%的人,是因为向纳粹泄漏犹太人的躲藏地点而被定罪。其中152人被判处死刑,40人真正被执行。在这其中,也有一个被定罪的泄密者是犹太人:安丝·范·迪克(Ans van Dijk),她曾假装自己是抵抗纳粹组织的成员,主动提议想帮同胞寻找藏身之处,结果却出卖了145名犹太人,甚至包括自己的亲戚。迪克在1948年被处决。也有一种说法是,她亦可能是出卖安妮一家的「背叛者」。
《以色列时报》指出,安丝·范·迪克就曾举报藏匿在「后宅」附近的两名犹太人,并且这件事情刚好就发生在安妮一家遭到逮捕的一两天前。因此也有人认为,安丝·范·迪克当时可能已掌握了附近的犹太人脉网,推断也是她举报了安妮一家。
正是因为这些「犹太人背叛犹太人」的黑暗历史,过去关于荷兰的犹太人研究一直都是非常敏感的议题。瓦斯滕豪指出,「这些调查人员将他们的论点放在阿姆斯特丹犹太人委员会上,他们应该在处理这个话题时加倍小心。」
安妮之家至今依然保存当时的后宅入口,以及用来遮挡入口的书柜。 图/美联社
到底该怎么看待犹太人在大屠杀中的罪责问题?汉娜鄂兰在《艾希曼耶路撒冷大审纪实》中曾提到,「犹太委员会在大灭绝中所扮演的领袖角色,是整个犹太人黑暗史里,最阴暗的一章。」
同样出身犹太家庭的鄂兰认为:如果没有犹太领袖们协助行政和警察工作,纳粹的最终解决方案不可能完全实行。她指出:「犹太人的官员是可以被信任的,他们被用于编列名单与财产清单,确保钱财能从这些被驱逐者的手中顺利转到用于驱逐与灭绝他们的人手中,还可以用来追踪清空的公寓、协助警察把他们送上火车。」鄂兰更写道:
然而该如何看待这样的评判?转型正义研究如何诠释这种「受害者也是加害者」的复杂处境?在犹太历史研究也有另一种观点,有个词汇适用于描述此种状况,叫做「大屠杀倒置」(Holocaust inversion)——指的是在某些历史叙事中,往往倾向强调有些犹太人自己也是纳粹的同情者或协力者,帮助迫害同胞,并从中榨取好处。尽管在许多情境中,这些事件是真确发生的史实,但在呈现的比例与修辞上,却无意中放大犹太人的罪恶,让他们似乎比纳粹还要「天理不容」,而弱化了他们同样身处受迫害的脆弱位置。
同样也是犹太人的汉娜鄂兰在《艾希曼耶路撒冷大审纪实》中曾提到,犹太领袖的角色是整个黑暗的故事中最阴暗的一章。她也为这样的论述受到来自犹太社群内部的大量批评。认为她将刽子手艾希曼描绘为「平凡的邪恶」,却把犹太领袖描绘成纳粹的协力者,并不公允。图为艾希曼的耶路撒冷审判。 图/美联社
这会导致的后果是,让真正的加害者——纳粹——得以隐身于弱弱相残的犹太人社群中,并强化了犹太人就是阴险自私的形象。美国犹太裔作家达拉·霍恩(Dara Horn)提到,最讽刺的是,「犹太人迫害犹太人」的叙事往往比「纳粹迫害犹太人」更能够吸引非犹太观众的注意力:
「因为这样一来,大多数人就不必花精力考虑自己的责任了。」
回到这次的安妮法兰克调查,潘科克团队也提到,找出凶手是谁,不是为了要妖魔化这个人,因为真正造成伤害的元凶是纳粹,而非犹太人。还原事实的最终目的,是要让大家能够自问,如果未来发生一样的事情,人们会选择怎么做?
《纽约时报》引述阿姆斯特丹犹太文化区的负责人施赖维尔(Emile Schrijver),他说自己并不怀疑研究团队的立意良善,但在研究方法与历史思辨上可能还需要更多分析与证明,
「我本来希望对它教会我们关于『背叛』的概念进行某种批判性反思,但很可惜的是,这份研究依然缺少了历史学的思考与脉络。而这正是法医研究与历史研究的重大差异。」图为1945年,英国军队解放贝尔根集中营后,一名小男孩走过一群罹难者遗体。 图/美联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