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爱从生命中抽离──她们的「证词」

评论

《使女的故事》是加拿大作家玛格丽特．爱特伍（Margaret Atwood，1939~）于1985出版而轰动一时的推想小说。在改编成热门影剧而各地读者不断问讯催生之后，时隔三十多年，她终于又书写了续集《证词》，也旋即荣获2019年的布克奖。

喜爱爱特伍的读者都知道她的写作题材是多面向而无畏挑战传统思维的，每一本书的布局都有着令人惊叹的独创性，草蛇灰线的伏笔，以及难以预知的收尾，不仅让读者「入戏」更深，也增添许多揣度推测的阅读乐趣。

尽管事先已知《使女的故事》是一部书写未来的「反乌托邦」小说，乍读之下，还是难免感受「三观倏然崩解」的冲击。如果，未来的世界果真出现宗教与政治极端主义的「基列共和国」，在环保恶化问题日趋严峻，正常婴儿出生率急遽下降到威胁人类种族存续的时候，那些无辜被判定败德而仍保有生育能力的女人，是否真会彻底被禁锢行动自由、被拘制爱恨悲欢的基本人权，沦为没有姓名、只有标签的「使女」，身着一袭怵目的血红衣裙，被工具化为专供高层统治者传宗接代的「行走的子宫」？而一般女性也将失去社会成就，甚且被剥夺书写阅读的能力，被强制婚配为主教夫人、经济太太、供人佣役的马大；或是少数有幸蒙神感召，担任指导掌控各阶层女性思想行为的嬷嬷，成为助纣施虐的加害者？

后续的《证词》一书，则是描述基列国逐渐走向衰败之后，来自三个不同阶层的女性自白。其中两位年轻女孩成长于截然不同的环境，另一位年长的女性则来自基列的统治最高层。她们原本形同远距三角的关系，却因做为前一部书主角的使女，毅然决绝地抗拒绝望的苟活，孤注一掷地直面对决悖谬的命运，而让其他三人的生命有了回旋奇妙的交集。两个女孩身负艰巨使命与亲情的召唤，勇敢携手逃离暴政，追求身心的自由；后者则利用其职权，密谋筹划揭露基列的腐败丑闻，加速其覆亡。两本书皆以第一人称的独白，串接了四个女性控诉社会与逆袭宿命的证词。

从爱特伍的多本著作看来，尽管她曾否认自己是女权主义，而是「社会现实主义」者，其实两者并不违和；身分、性别与社会结构的探讨，往往是她小说中筋骨相连的议题。这两本书更是清楚揭示了民主与人权骤然开倒车的社会中，集体被潜意识催眠的洗脑下，连男性也难逃彼此相互监控，处心积虑铲除异己的明争暗斗。而他们压抑的生活与狭仄的心胸，有时竟衍生为变态的情欲；进而以极端的沙文主义物化女姓，施加种种背离人性的凌辱与迫害。

在思想行为与个人情绪都被长期箝制后，不甘沦为「第二性」的女人，终于引爆膨胀的窒闷，以惊人的能量启动致命的反击。她们冒死逃离边境，投身参与或筹谋助力推翻残暴专制的政权。有人甚且不惜自我殉身，在暗黑冷硬的世界里，为受难的同伴凿开出一道光来。而这样的结果也是可预期的──如果爱从生命中被完全抽离，人类的未来将只剩一片灭绝的荒漠。

无可忽视的是，一如爱特伍在另一部畅销小说《盲眼刺客》中的笔力，这两本书不仅彰显了她的文字穿梭在时间轴上的驾驭自如，对角色与空间切换的掌握亦是游刃有余。细加阅读，更能看出作者在几个角色迥异的女性千回百折的心理辗转上，呈现了极其细腻熟练的专业。无论是跨越两个时代、面对新旧社会的使女与嬷嬷，抑或穿过地理疆界、来自独裁与自由世界的两个少女，都能恰如其分地娓娓叙说，让读者一路看见人性被无情桎梏后的颉颃起伏与善恶交错擦撞的火花，也让小说的内容更形跌宕精彩。

此外，两本书的结尾都是在基列王国瓦解数十年后，以一场史学研讨会的辩证来加强故事的「可信度」。这独特的铺陈，不仅符合了有些评者将它们列为「史学的后设虚构」的条件，也巧妙强化了虚拟小说的张力。而《证词》一书的研讨会中，更刻意以一座公园雕像前的铭文，称颂为友情牺牲的珍珠女孩与为公理殉难的嬷嬷做为结语：

「因为空中的鸟必传扬这声音／有翅膀的也必述说这事／爱如死坚强」。

爱，始终植根于灵魂深处，这也恰是作者与读者不渝的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