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惡臭與芬芳》：窮人臭？社會階級能用「嗅覺」聞出來嗎

在十九世纪初与霍乱大流行刚结束的这段时间里，长期与恶臭为伍，镇日埋在烂泥、垃圾、粪便堆里的工人，以及色情行业的工作者，这群城市的贱民，成为刚兴起的社会调查研究，最受关注的标的。本图为示意图。 图／美联社

对于社会气味的关注升高，可说是十九世纪在巴斯德理论问世之前，嗅觉史上的一件大事。当针对土壤、死水、尸体，还有稍晚接棒的腐肉等臭味的投诉案，数量逐渐减少之际，在卫生文献档案、浪漫奇情文学，还有刚起步的社会调查研究报告里，都可看见有关可怕的人体沼泽的描写。

人们对气味的关注标的，从有机生命体过渡到社会，这种转变正是卡巴尼斯研究的主旨。有关空间与人群的描写，重点变了。嗅觉研究观察的标的，已经不再由医院、监狱、人群混杂的地方，以及那些无法辨别个体气味的腐臭群众一手包下了。另一个标的成为社会新焦点：悲惨的气味。找出穷人与贫民窟的恶臭，把这股悲惨的气味赶出去。

这样的转变逼得当局必须重新审视过去的策略：十九世纪关注的焦点默默地从公共空间转移到私人的空间。皮奥里在研读完一八三○年到一八三六年间在法国爆发的传染病报告之后，得出结论：「一方面，除了再三重申宽敞的公路、屋舍的方位朝向、村镇的清洁卫生皆各有其功用，且泥巴路必须保持干燥等；另一方面，（我们）必须强调最需要保持干净卫生的并不是外头的墙，而是居住的房间。」十五年后，巴索完美地简单归纳如下：「大城市的干净卫生是所有私人住家之总合。」于是，直驱可怜的贫民住家，追捕恶臭的时代来了。

▌本文为《恶臭与芬芳：感官、卫生与实践，近代法国气味的想像与社会空间》（台湾商务）书摘

1995年美国纽约街头的富人与无家者形成显著对比。 图／美联社

新的计划与资产阶级建立的社会系统与行为模式，有着密不可分的连结，此时，嗅觉在这些计划中的角色已大不如前，但若直指嗅觉已经失去重要性，仍稍嫌操之过急。有鉴于认知到社会阶级的差距逐渐加大，与文化分级引发的问题复杂性，促使嗅觉分析必须更深入更细微，连他人的气味也被列入了关键评判的标准之林。

美国作家菲佛（Charles-Leonard Pfeiffer）极有见地去分析了巴尔札克（Honoré de Balzac）是如何依据人们身上飘散的味道，来分辨他们是属于资产阶级或是小资产阶级，一如他在《人间喜剧》（Comédie humaine）里用味道辨别人们的身分是农民或交际花。

排泄物的恶臭消除了之后，这群不流汗的族群的个人体味反倒被凸显出来了。也就是「我」这个人的身分地位被显露出来了。资产阶级厌恶人群散发的强烈气味，因为这意味着个人难以在这样的环境里彰显出自我的价值。再加上身体碰触被视为是绝对的禁忌，资产阶级对呼吸气息里夹杂的那些恼人讯息愈来愈敏感。

这种行为所代表的社会意义不言而喻。少了令人不悦的粪臭，浑身恶臭的人，自然而然地无所遁形。这些像死尸、像罪人一样冒着恶臭的人，社会会如此对待他们，也就有了合理的解释。特意强调劳动阶级又脏又臭，凸显这些人的存在就是感染疾病的潜在威胁，这类只是合理猜测的说法，在资产阶级心里播下恐惧的因子，他们对此抱怨连连，丝毫无视良心的谴责。

就在这样的情况下，催生出了一个卫生策略，让消毒行动成了老百姓逆来顺受的象征。「社会灾祸产生的巨大脏污」，这里指的是动乱或传染病，但这话听来不由得让人以为，想要去除无产阶级的异味，就一定要制定规范并强制实践。

拍摄自1954年的法国，无佳者聚集在在法国巴黎圣母院区等待食物。 图／美联社

医学论述跟着认知行为的改变而演变。医学因为受到了帝国时期出现的人类学与社会学主张的强烈影响，舍弃了一些后希波克拉底时代的基本信条。地形、土壤的质地、气候、风向慢慢地被认为是重要的决定性因素，因此专家们比以往更加关注人群密集与密集地点附近堆积的秽物所带来的危害。更重要的是，如今他们一致认同「悲惨的分泌物」才是最关键的要角。这也是那份针对一八三二年霍乱大流行所做的研究报告里，得出来的最后结论。医生与社会学学者这才发现，有一种人特别容易让疫情扩大：一群蹲在脏污泥泞中的人。

由此，我们便能理解，对于粪便的疑惧何以始终不坠。这种恐惧再怎么反复地强调都不为过，粪便的恐怖阴影笼罩了当时的统治阶级。资产阶级拼了命地想掩盖社会生理系统的自然产物，粪便。但粪便反将了他们一军，如魑魅魍魉般地纠缠着他们，并否定了他们一心想让粪便去实体化（décorporéisation）、眼不见为净的努力。粪便的存在代表着能重建以往的有机生命。一直在等待时机，想找出秽物中隐藏的历史叙事的雨果（Victor Hugo）说了：

「我们很欣赏秽物坦诚的性子，它还能让灵魂安息。」

帕宏—杜夏特雷，以及其他许多学者，也试图在有机论与奥古斯丁教派理念的大框架下，探索都市的排泄物，这个必要之恶的运作机制。他们穿越都市之腹与清洁工人交谈。排泄物确实主宰了社会阶级的定义。资产阶级将自己努力地推拒在外的东西，扔到了穷人那边。当时，社会对一般老百姓的印象均与排泄物有关，其中最典型意象的就是：躲藏在破房子屎尿堆中的脏污生物。所以，若硬是要把当时对穷人恶臭的多方强调，与资产阶级除臭的决心当成两回事来看，并予以切割，那就显得太做作了。

说到这里，需要稍微回顾一下。我们知道，十八世纪的人类学对身体气味非常着迷，但那时并没有将它与穷困悲惨挂在一块。当时学者的重点放在气候、食物、职业或个性对体味的影响。学者分析了老人的气味、酒鬼的气味，与坏疽病病患、雪地犬雪橇的车夫、马夫，但几乎没有人想过要去研究悲惨的穷人。

1995年美国纽约，富人疯狂购物时街边乞讨的无家者同时增加。 图／美联社

他们混杂密集地挤在一块生活，这个事实就足以说明，他们身上的恶臭会是可怕的威胁了。最多就是霍华德曾说过，穷人附近的空气比富人周遭的空气更具传染性，但他并没有特别影射某一种臭味。这样的观察所得，只是想让每个人能依照自己的经济状况，来调整消毒的方法。

不过，那时候的医学研究已经暗示，某些人身上会散发出野兽般的恶臭。蹲踞在贫穷底层的人们， 身上始终散发一股强烈的味道， 原因在于这些人的体液还没有经过必须的沸腾阶段（coction），还没有晋升到能「成为人这种动物的等级」。

人没有散发人类的气味，原因不在于退化，而是因为那个人还没有跨过进阶为人的那道门槛。因此，疯子与一些犯人的形象常像是蜷伏在石槽内被铁链栓住的狗。他们的床铺就是自己的粪便，尿液渗透其中，跟水肥没有两样。故而衍伸出浑身沾满秽物的水肥人（l’homme-fumier）一词，预先勾勒出劳动无产阶级，与七月王朝统治下的臭烘烘人民群像。

十八世纪后，又有好几个层级的百姓，加入了这样的人民群像之列。首先，不消说，自然是妓女，她们总是跟污秽连在一起，所以才有垃圾清空了，她们就无所遁形之说。舒维写道，在佛罗伦斯（Florence），路面铺着石板，污水道加盖，秽物全被收到铁门之后，「路面繁花盛开，枝叶散发馨香」，更是完全没有应召女郎的踪迹。

还有犹太人，他们也是脏污的一群。有人说他们的臭味源自于该民族的肮脏天性。这里，舒维又说话了，他说：「举凡希伯来人聚集的地方，以及警察已经放弃不管的犹太人地盘，那里总透着奇怪的臭味。」

1979年英国伦敦。本图为街区垃圾示意图。　 图／美联社

那么拾荒者可说是集所有工人阶级臭味之大成者了，一人身上便集结了粪便与死尸的恶心气息。虽然仆役们的景况和卫生稍有改善，身上仍飘着异味。早在一七五五年，马卢因就建议，要尽可能地改善仆人居住空间的空气流通。一七九七年，德国医生胡费兰（Christoph Hufeland）则叮嘱，不要让仆人靠近小孩子的房间。

在十九世纪初与霍乱大流行刚结束的这段时间里，水肥人的形象，转变成为现代受难者约伯（Job），这样的荒唐神话反映出人们对粪便的长期恐惧心理。长期与恶臭为伍，镇日埋在烂泥、垃圾、粪便堆里的工人，以及色情行业的工作者，这群城市的贱民，成为刚兴起的社会调查研究，最受关注的标的。

帝国时期的社会学先锋，他们的注意力全都集中在下水道工人、肠衣加工业者、牲畜肢解业者、掏粪工人、化粪坑工人、清淤业者的身上。我在此要特别强调帕宏—杜夏特雷花了八年时间，针对巴黎的色情行业所做的调查研究，尤其在知识方面的影响深远。保健委员会的文献档案也证实了学者对这群人的确是特别感兴趣。

这部分的原因显而易见，不需多费唇舌，所以我在这里选了另一个类别的例子。监禁在肮脏牢笼里的囚犯，一直是学界研究的要角。当然，看在理论派学者的眼里，会觉得这部分好像已经探讨过，有些过时了。不过，有关监狱实况的研究清楚地显示，这些现象依旧存在。因此，社会对囚犯也有着极其刻板的印象，也就不足为奇了。

高居医生（Dr. Cottu）对法国东北部汉斯市（Reims）监狱的囚室描绘如下：「至今我还能够感受到，我刚踏进去时迎面扑来的那股让人窒息的可怕恶臭，仿佛一有人开门，这些臭气就急急往外冲似的。......我努力放低嗓音，好让人听起来能安心些，我的话音刚落，就看到一个女人从粪尿堆里探出头来，由于她没有完全站起来，乍看之下还以为是一颗被砍下的头颅遭人遗弃在粪堆里。这个可怜的女人，身体躯干几乎都埋在屎尿里。」「因为缺乏御寒的衣物，她只能钻进粪堆里取暖，挨过酷寒冬季。」

本图为示意图。 图／美联社

单是一八二二年，一年之内，保健委员会就发布了十七份针对拾荒者—也就是恶臭的最佳代言人—的调查报告。当局用尽一切办法，想把这些人的栖身之所赶离市区。在拾荒者进行挑拣之前，拾回来的垃圾皆堆放在家中，里面混杂了骨骸、腐肉和被抛置在公路上的破烂。只有回收「资产阶级废弃破烂」的拾荒业者能获得委员会的特准，因为他们认为这批人没有传染疾病的危险。

拾荒者身上，从头到脚，都积攒了所有悲惨穷人的臭味。这臭味为他们换来了象征性的价值：约伯的形象。只是他们和约伯或腐烂发臭的囚犯不同，他们不是埋在自己的排泄物里。他们那张沾满秽物的古怪容貌，是从别人的排泄物拼贴出来的。

在巴黎第五区的新圣梅达路（Rue Neuve-Saint-Médard）、特里佩赫路（Rue Triperet）或布朗日路（Rue des Boulangers），都可以找到「一身褴褛，没穿衬衫、没穿长袜，还经常是光着脚的人，跟着他们一路沿街到处跑上一段时间后，就能看到他们常常是全身湿透回到家里......，满载着着他们在首都各个垃圾堆里找到的各种东西，他们捡回来的东西飘散的臭味，跟他们这些人是如此的契合，他们根本就像是能行走的垃圾。他们的工作是在街上四处收破烂，鼻子永远在搜寻粪便残渣，他们还能怎么样。」就算回到了家，还不是得窝在臭气薰天的肮脏草褥上，被成堆的臭破烂围绕。

法国哲学教授巴赫—克里洁（Blandine Barret-Kriegel）记录下许多知名人物探访穷人后的反应。他们惊呆的眼神，夹杂着某种不可置信的迷惘：「拾荒者的垃圾屋」、「恍若炼狱的房子」、「那是另一个人世间的气息，更野蛮更浓烈」、「地狱黑暗力量的无限轮回」。这些人从法国启蒙运动的杰出代表人物孔多塞侯爵（Marquis de Condorcet）到德国哲学家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或者从维勒梅到雨果，不一而足。

对嗅觉行为的研究与穷人臭味屡屡被拿来与地狱恶臭相比拟的说法，皆印证了他们的暗谕与我的论点，走向基本吻合。无论是针对粪便、妓女还是拾荒者，迷惘着迷和嫌恶排斥的态度不停地来回拉锯着论说的节奏，也支配了公卫专家和社会调查学者的态度。

本图为示意图。 图／美联社

《恶臭与芬芳：感官、卫生与实践，近代法国气味的想像与社会空间》

作者： 阿兰．柯尔本

译者： 蔡孟贞

出版社：台湾商务

出版日期：2021/12/30

内容简介：嗅觉，过去被视为兽性野蛮的象征，因其虚无飘渺难以形容，往往被打入感官世界的冷宫。随着十八世纪科学和医学的进步，人们开始重视气味中潜藏的危险，一连串消毒除臭、整治环境的行动旋即展开。在这过程中，新兴的阶级意识也和气味联手，划分出社会贫富界线：气味不仅造就出上层人士专属的花园和乡间别墅，化身为彰显身分地位的识别证，更成为传递情感、撩拨情欲的绝佳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