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鳄鱼”每一块肌肉被这样塑紧

5月3日从苏州出发，到9月1日在北京保利剧院结束长达4个月的巡演，在台上“打成一锅粥”的话剧《鳄鱼》主演们，终于有机会坐下来聊一聊——9月2日，《鳄鱼》北京演出汇报分享会在北京喜剧院举行。现场欢乐程度不亚于舞台上的火爆，在演员们的相互爆料中，他们也将一直在幕后的导演王可然推向了台前，正是他精准的判断，才让这部不好排的莫言剧作呈现出现今的模样：魔幻、率性，极致的荒诞。

赵文瑄

台词如中篇小说般“漫长”

现场活动从观众分享每位演员的剧中金句开始，几乎每个角色都有或睿智或双关的名言。赵文瑄被认为是从首演开始每一场都有进步的演员，而他自己则对观众评价“听不出台湾腔”印象很深，“其实我是有台湾腔的，但几乎每位演员都跟我讲过，该怎么去说逻辑重音。如果说观众感觉不到我的台湾腔，那是大家帮助的结果。”剧中赵文瑄的台词被戏称有一部中篇小说那么长，而他记台词的方法就是工工整整地抄一遍，重点台词还用毛笔写下来贴在化妆间的墙上。

李宗雷

被真秘书指导演好“秘书”

为了演好领导秘书的角色，导演王可然给李宗雷介绍了一位有海外留学背景的秘书朋友，李宗雷跟他待了很长时间，看过排练后，他还给了李宗雷一份详细的笔记，其中让李宗雷印象最深的就是“兄弟，你不像领导的秘书，而像他们家大少爷”。李宗雷说，“这位秘书先生教了我很多，比如坐着绝对不可以靠着后背，只能坐椅子的一半。他跟我说，你记得《红楼梦》里有一回‘葫芦僧乱判葫芦案’，里面有一个门子，是怎么描写的，他是斜欠着坐的，就是这种感觉。可然导演一直说，我们是现实主义，不是复印机主义，就是要提炼最具代表性的东西呈现给观众。”

凯丽

把悲剧演成悲喜闹剧

剧中演员，凯丽无疑是舞台经验最丰富的，但也是颠覆最大的一个。她饰演的巧玲，是一个被丈夫抛弃的悲凉无助的女人，无论台词还是形体，都不复之前的温良恭俭让。做过运动员也当过兵，凯丽称自己一直以来的口号就是“不要吃老本、要立新功”。成为演员后，即便是从辉煌起步，她形容自己是一直在爬坡，“我总是期待着不辜负观众，用好角色和每一次的惊喜回报他们。”排练中，凯丽对导演王可然是从信任到信服，“其实我现在的表演风格都是他给定的调，排练时，他可以给演员做出非常牛的示范，后来我逐渐发现，不按他的方式是真的不行，魔幻和荒诞感就出不来。”也正是凯丽颠覆性的表演，特别是她与赵文瑄的对手戏，将这个戏的特质，从悲剧变为悲喜闹剧。

邓萃雯

见友人先看普通话是否过关

作为香港TVB的连庄视后，几个月前，当邓萃雯出现在《鳄鱼》的发布上，多少让人有些不解。一路巡演到京，如今邓萃雯的普通话表达已有了飞跃式的进步。北京最后一场演出结束后，邓萃雯哭了，用她的话说，“是真的很不容易”。“开始我觉得香港演员在综艺节目里说的普通话比我离谱的有的是，但从第一天开始排练，基本上大家都疯了，跟我对戏的演员和导演，他们都在说什么？那时我真的很担心，比起担心自己，更担心跟我对戏的演员。开始我以为背好台词就行，但这些台词用普通话来表达，跟用广东话说出来，完全是两回事儿。”

导演智慧地让邓萃雯开场便说了一句广东话，也是告诉观众，这就是一个讲广东话的角色。这样的处理，观众对这个角色的预期就是一个讲广普的人，让邓萃雯一下便有了安全感。但即便是这样，邓萃雯还是清楚地知道，“在舞台上过多去想台词怎么说，就很难呈现最放松最忘我的状态。所以要感谢观众对我的包容，更要感谢台上的伙伴。”

要问邓萃雯为台词付出了多大代价，从她第一轮巡演结束后的一个小愿望便可见一斑，“第一轮终于演完了，我要给自己一个奖赏，就是要跟我的一个闺蜜用广东话聊一天的天儿。”据说，演出的这几个月，朋友约她见面，她先要想想这个朋友会不会说普通话，甚至普通话太差她都不会见，就怕苦心营造的普通话氛围一下被带回去了。

除了语言训练，邓萃雯为了观众口中的“风情万种”以及舞台上飞身跃下的动作，对于身材和肢体的控制到了近乎苛刻的程度。在北京排戏那么久，她甚至没有吃过一次烤鸭，而演出完的另一个愿望就是“弄一片吐司，抹厚厚的一层奶油奶酪，痛快吃一次。”

文/本报记者郭佳

供图/《鳄鱼》剧组

统筹/李洋

小贴士

话剧《鳄鱼》讲了什么故事？

《鳄鱼》是作家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创作的首部原创话剧剧本，该剧剧本由莫言构思十余年创作而成，是一部具有魔幻色彩的长篇话剧。

故事围绕主人公单无惮及其在生日派对上收到的贺礼“鳄鱼”展开，通过一条无限生长的、会说话的鳄鱼，挖掘人性深处的秘密，探讨“欲望”这一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