番人写字──我的涂鸦人生

对政治的口号，喜欢讽刺以对。（孙大川提供）

卑南族的孙大川，从小爱涂鸦。（孙大川提供）

以「酒」为名的书写，如脱缰的野马，随处可见。（孙大川提供）饮酒过量有碍健康

监察院前副院长孙大川先生以涂鸦书写闻名于艺文圈及政坛，正在华山红馆展出的「番人写字」书画展，呈现他幽默的个性......

一 少年字画迷

自小就爱涂鸦，但从来未想过要将这些胡乱涂写的「作品」，集结成册并公开展览。

涂鸦的习惯可能和成长的环境有关。我是一个1950年代初生长在台东边缘部落的卑南族人，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部落里既没有图书更没有什么文具，我们汲取知识的来源，主要和生活实用有关，而一些规范性的伦理训导，则又都来自长辈们的口耳相传。所谓「书本」的知识，是不存在的；「文字」对我们来说，是陌生的。

1959年，我六岁，从台北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回来度大一暑假的大姊，扛着一箱书回家。那一年夏天，我被大姊书里的图文所迷惑，翻了又翻、画了又画。第二年九月，我进小学，开始学国语，从ㄅㄆㄇㄈ一笔一画来学习。我最欢喜每学期开学发新书的时刻，书的香味和一页一页新鲜的图画及单字，给我带来无限的满足。通常，我会一口气翻遍所有新书的内容。从那时候起，我就开始有囤积书籍和胡乱涂鸦的习惯。

大姊大学毕业后，返台东女中任教，不久便和浙江籍青年军出生的大姐夫张俊渭先生结婚，移居桃园龟山。大姊大学时代的书，成了我第一批的收藏；后来二姊、三姊、小姊姊的书籍也陆陆续续由我接管。大姐夫知道我喜欢字画，也常寄一些小画册回来，有黄君璧、于右任、溥心畬等等，影响我最大的是张大千的字画。肥瘦拉扯像螃蟹的字体，大片的泼墨，很适合我的性格。我临摹大千先生的墨荷、松竹、仕女，还用老家剩余的「和室纸」摹写〈长江万里图〉的一部分； 每次涂鸦完毕，对着我的家人和一脸茫然的部落玩伴，自吹自擂、口沫横飞，现在回想起来还真觉得滑稽。

上初中之后，不再和父母一起睡，我拥有自己一间小小的塌塌米房。除了一张小书桌（那是哥哥在公东高工木工科的习作，现在还安好地存放在台东老家），四面墙挂满了我的「书法」和「画作」，角落还叠起我「接收」的藏书，一派文士风格。每每坐进自己精心布置的房间，翻翻书桌上的书本，游目四周的「大作」，为之踌躇满志。这个毛病我一生不改，妻子、儿女深受其害，但也无可奈何。从高中、大学、研究所到比利时留学，后来在东吴、东华、政大及政府机关教书、工作，每到一个新的住所、研究室或办公室，我的书和字画就跟着搬到那里，挂到那里，一点也不嫌累。

二 帖外摸索

因为一直都是随兴涂鸦，我既无师承也不耐临帖，是自耕农，写的是「有机字」。虽然如此，我从小却很注意长辈或师友们写字的风格。我父亲孙夫勇先生（puiyung），民国前五年生，虽没受过正式的教育，却能写出一手漂亮的日文字。 我的表舅孙德昌校长，日据时代读台南师范，和后来被枪毙的邹族高一生同班同学，他晚年成了虔诚的天主教徒，常将主日弥撒经文以日文假名拼写的方式手译成卑南语，供族人阅读。和父亲比较，表舅的书体工整、一丝不苟，父亲的字则显得放松许多。我后来发现早期师范教育出生的国文老师字体大都比较拘谨。大学时代师长们的板书，常和他们研究的专业相应。教经学史的屈万里先生，写字一笔一画，交代得清清楚楚，就像镌刻的一样；金嘉锡先生，字如庄子，飘逸潇洒，灵活自在。

我生性大概和父亲一样，性格较偏向老庄。我家二姊孙秀女女士也有这种倾向，她1961年台北护校毕业，一直在卫生单位工作，行事作风像男子，多才多艺，字体豪迈，完全不受拘束。二姊握笔的方式很特别，拇指、食指和中指抓在钢笔很后段的位置，离笔尖远远的，写字像用脚尖跳舞。后来我看我二姊夫贾廷僚的字（他是河南人，青年军出生，中年转任教职），笔意显然影响二姊很深，只是二姊的字更野、更狂。现在回想起来，我写字的心态和作风，应该无形中受二姊、二姊夫的影响，和父亲同属一脉，我们都不临帖，也不懂书法的种种规范。

严格说来，我应该是在大学时代才算是真正开始接触书法行家，那之前纸笔不计较，纯粹涂鸦。这个转变主要是受同班同学夏振基先生的薰染。夏振基，马来西亚侨生，大我们六岁。进台大中文系之前他显然就有书法、篆刻、绘画和古典诗词的根底。大学四年，我们住在同一栋男生宿舍，我住210室，他住212室。老同学不但笔墨纸砚样样俱全，画画篆刻也样样都来，我第一颗专用的闲章就是他刻给我的。「海量」二字对我不知是褒是贬，边款「赌酒须羡海量，大川以为然否」，倒是非常符合我的味口。这颗小印章从此和我辗转天涯，变成我落款自我指涉的称号。老同学的薰陶不仅止于此，他泡红茶、喝咖啡、抽「Dunhill」、吃酒、唱老歌…，所有可能玩物丧志的文人习气他都具备。写字刻印原来不光是一种技艺，更是一种生活方式和生命情调。他和台静农先生、汪中先生颇有往来，与王北岳先生、戴兰村先生更是亦师亦友的关系。「夏老大」（同学们都这样称呼他）深知我对画画写字定性不够，大学四年下来，根本不耐指导，任凭我涂鸦乱写，既不批评也不鼓励。我最大的收获是从此以后画画写字胆子越来越大，更可以从他那里A到上好的笔墨纸砚。毕业时除了「海量」那颗印，我唯一正式获赠的一幅字是一张小小的「莫漫愁沽酒，囊中自有钱」，像极了他的性格，我们的确在一起「穷开心」了整整四年。老同学回马来西亚之后，教书、写字、授徒不断，尤其用心制联，赢得「联王」的美誉。我的戏墨、涂鸦人生最该感谢的是他，我们永远的夏老大。

三 笔墨混迹天涯

服预官役期间，我除了带一些书，笔墨纸砚，移防到哪里就带到哪里。不久调到师部参一科当人事官，科里文书兵纪仰昱先生写得一手好字，楷、碑尤精，老参谋官也爱写字，一年十个月的军旅生涯，两岸和平不打仗，我乐得玩笔弄墨。退伍考上辅大哲学研究所，硕士论文的指导教授是校长罗光总主教。总主教画马、画竹也写字，看他的书画风格大概和我一样，属于直抒性情那一类。研究所期间， 我还在新庄附近的清传商职任教。校长连胜彦（杰阁）先生，师事澹庐曹秋圃先生，乃书法名家。因他的影响，清传有非常浓厚的艺术气氛，让我悠游自在。

硕士班毕业后，偶然机缘得南怀仁基金会（Verbiest Foundation）的支持，赴比利时鲁汶大学（K.U.Leuven）留学，笔墨当然是要带的。那段期间，为当地中国餐馆写招牌、画屏风，为两岸三地同学写字补壁，是经常有的事。当年我们台湾同学会还策划了一场「宝岛之夜」。为募款起见，我们将各色壁报纸切成四等分，贴上裁好的空白宣纸，权当裱过的一样。我一面带大家跳「山地舞」、舞狮、指挥合唱，还赶场到书法区，为「洋同学」们写字。我们准备好三、四本中英对照的唐诗选集，同学们可以任选一首排队指定来让我书写。忘了当时一幅字定价多少比利时法朗，只记得求字的队伍排得长长的，应该为同学会赚进不少银两。

那段时期，国安局的李天铎也在新鲁汶大学深造，我一向与军人投缘，一见如故，常杯酒高歌，谈论家国。1986年他学成归国前夕，希望我写一幅李白的〈将进酒〉存念，我不知天高地厚，慨然应允。记得那是一个周末的午后，我喝掉一瓶红酒壮胆，展开卷筒，一口气从「黄河之水天上来」写到「与尔同销万古愁」，落款是：「丙寅年暮春海量大川于比利时酒后使笔一挥」，在欢送会上亲手交给天铎， 作为惜别礼物。之后，我们阔别二十多年，在各自的人生道路上奋斗浮沉。

2006年某日，我和他及湘如嫂在大直「黑白切」不期而遇，天铎劈头第一句话就说：「你给我写的〈将进酒〉，二十多年来从台湾到法国，我派到哪里就带到哪……，现在就挂在我客厅的墙壁上。」2017年春节过后，天铎邀一桌好友到他充满艺术气息的豪宅喝春酒，大女儿、女婿陪同出席，饭后便在那幅多年的旧作前合影， 见证这段不可思议的情谊。

2009年我因八八风灾重返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员会任职，救灾工作繁巨，行政院、立法院及内部会议一个接一个，有时深感枯燥、疲累。为了调剂身心、保持平衡，随手抓起桌上的纸笔胡乱涂鸦，画质询的立法委员、画对桌的内阁阁员。我曾将画林中森秘书长和陈冲院长的涂鸦给内阁同仁看，林秘书长绷紧的面孔和陈院长加菲猫的模样，大家都觉得颇有几分神似。我因而更加大胆了，涂鸦的范围逐渐扩大，画朋友打瞌睡、临摹八大山人、丰子恺、马蒂斯等中西名家的画作，更泛滥至各式各样的裸女图片。纸张是随处拿的，尺寸、颜色、破损不计。我习惯用日本吴竹笔（kuretake）来涂鸦，并规定自己尽可能在十分钟内画完，有时候顺手，有时候功亏一篑。写字、画画对我来说，最大的乐趣，就在其不确定性，每次落笔完全没把握最后会写成怎样。今年（2022）稍早，我突然心血来潮，在一个凉爽的午后，濡笔默写范仲淹的〈岳阳楼记〉，第一次试写，前后不到四十分钟，一气呵成，既没布局，更没草稿，笔笔冒险。完成时呼一口大气，全身起鸡皮疙瘩，像中了邪一样。全卷首尾约7.5公尺（19x761cm）长。现在回想起来，仍觉得难以想像。

四 正心诚意之外

我当然知道「书道」自有其庄严的一面，也愿意相信它有正心诚意的教化功能。但不知从何时起就十分排斥书法展里千遍一律的运笔方式，有时因为讨厌自己写出来的字像某某某，便故意用左手来写。内容方面，虽也常写诗词歌赋和儒释道的哲理金句，但对那些自己永远做不到的格言训诫，却愈来愈有隔阂感。所以「提不起」、「放不下」、「半醒」、「持杯人」、「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三杯」、「在哪里跌倒，在哪里躺好」之类的句子，便层出不穷了，目的只想借此坦承人性脆弱的事实。对政治的口号，我也喜欢讽刺以对，「山民主义」、「一寸山河一樽酒，十万青年十万瓶」、「酒二共识，一盅各表」等等即属此类。当然以「酒」为名的书写，更如脱缰的野马，随处可见。「身心俱啤」、「有口皆杯」、「登高必自杯」、「杯从中来」、「举光日」、「久久酒一次」、「如山如水，有酒有歌」等等都是我爱写的句子。我还以拟声的方式写出「把来」、「酒来」、「渴来」的日本人划酒拳，引起部落族人哈哈大笑，觉得中国书法原来可以离自己那么近。

沈谦先生在世的时候，曾给我看一对嵌字联：「陈水扁单耳偏听，吕秀莲双口多言」，很引起我为政治人物或名人制联的兴趣。一如随兴涂鸦一样，我当然无法像沈先生那样对仗、平仄、押韵工工整整，但却自有一套插科打诨的做法。比较规矩的如写给江宜桦院长的嵌字联「名无固宜言默由心，山有佳桦烟雨相随」；豪放的如给陆委会前主委赖幸媛的「所幸两岸风云过，名媛孤帆江山渡」；调侃的如写给我敬重的前总统府秘书长陈师孟的「师父大人不为五斗米折腰到底为什么，孟老夫子虽千万人吾往矣终究没人理」；无厘头的如写给马英九总统的「英英美代子，九九乘法表」；为了逼酒党（尚人不尚黑）曾永义先生让出党魁位置未果，特制一联「永不退让做党魁，义无反顾干到底」，以状其坚定之意志…。这些涂鸦书写， 只为一时即兴的趣味，完全认真不得。

长久以来，我写字落款都以老同学夏振基的赐号「海量」为名。2014年转任监察院（我戏称「入监」）之后，为表达对老院长于右任先生的孺慕之情，开始用「左衽」的别号，取「吾其披发左衽矣」之意，既追随老院长，同时表明宁做「番人」的心志。2021年5月间，诗人李魁贤先生常在脸书上看我涂鸦临写八大山人的画作，建议我另用「八大川人」的别号。想想我亲哥哥就叫「孙大山」， 与「八大山人」在名称上似有脉络可循，觉得趣味盎然，便欣然接受，我因而又多了一个落款的称号。玩物丧志至此，不亦快哉！

五 坐对斜阳游于艺

近十年来，承蒙古董专家兼收藏家毕庶强、林珍年夫妇的鼓励和擡爱，认为我的涂鸦书写或许还可以带给人一些轻松、自在的「笑果」。他们认真整理了我庞大、散乱的「作品」，安排多次的展览，并穿针引线让我认识了陶艺家陈志忠夫妇，合力创作了一些陶艺品，为我涂鸦之路开辟了另一个可能性。行年即将迈入七十，或许真该放下一切，认真考虑「游于艺」这件事了…。

唯一感到不安的是，我写字、涂鸦完全任性而为，许多自以为是的歪理，希望没有冒犯到方家们的规矩；同时也希望自己错误的示范，不会给爱好书画的年轻朋友带来困扰，是所至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