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教授孙金云：中国约有10万聋人外卖骑手，请善待他们

由本站财经、本站财经智库联合主办的2023本站经济学家年会夏季论坛于6月19日在上海举行，本届论坛的主题是《智造复苏 惟实励新》，以下为复旦大学管理学院企业管理系副教授孙金云的精彩内容精编：

（本文 郑红 亦有贡献）

60S要点速读：

1、残障人士的聋人骑手，按照5‰的比例，中国有10万这样的群体。他们在工作的过程中受到了很多不公平的对待，工作环境恶劣。我们说关心这个群体并不只是一个表层的信息沟通的行为，还要从心理的角度去疏导。

2、以我个人的观察，网约车的司机的总数在最近这一年里趋于饱和。在临界阶段，如果再有更多的司机加入进来，就会供大于求。目前这个行业到了一个相对成熟的阶段，要避免有更多的司机加入进来，否则会使得网约车司机的空驶率增加，收入降低，对这个行业也是不太有利的。

正文：

网约车司机收入下降很正常

消费者要关注网约车平台可能多收费的“陷阱”

平台打车为什么越来越贵了？复旦教授揭秘打车APP的猫腻（来源：C位观察）

网约车司机的收入正在下降，这很正常。因为注册成为一个网约车司机的门槛是非常低的，使得这个市场只要有一定的溢价，那些自由职业者或失业者就可能加入这个行业。

在我们三年前的测量报告中，网约车司机的收入还是不错的。比如在上海一个月能达到1万块以上，很多城市都在6000元以上。和同样是低门槛的其他很多职业相比，网约车司机的收入是很有诱惑力的。但是真等你进去做了以后才发现，网约车司机工作时间特别长，是非常辛苦的。要想拿到一个比较好的收入，周末基本上不休息，每天的净工作时间一般来讲会在12个小时以上。

在网约车的需求在高速增长阶段，市场在快速扩大，网约车司机加入进来，这是一个正向的快速发展的过程。但是到了临界阶段，如果再有更多的司机加入进来，那就会供大于求。最后，那些特别能吃苦的，不介意收入少一点的司机会留下来。那自然有些人就会被淘汰。

以我个人的观察，网约车的司机的总数在最近这一年里趋于饱和。很多行业也出现了裁员，上大学生就业难等各种各样的原因，使得网约车司机的供给量变大了。但是我相信随着市场规律的变化，它会有一定的调整。所以，目前网约车行业到了一个相对成熟、稳定的阶段，要避免有更多的司机加入进来，否则会使得网约车司机的空驶率增加，收入降低。

去年全国的网约车用户规模是4.37亿，比2021的的4.53亿少了近1600万人，为什么坐车的人会变少呢？4.37亿这个数字要看它是如何统计的。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下载不同的打车软件，不同公司的数据库是不会打通的。比如，我作为一名消费者，下载了三个打车软件，统计的时候就把我算成了3。当我消费习惯相对稳定，在某一个平台打车特别多，我就把另外两个软车软件卸载了，那就少了2，但这个2的减少并不代表需求量的减少。

复旦教授称坐网约车的人减少1600万是误读（来源：C位观察）

全国所有消费者的网约车订单量，才能够反映这个行业的变化。我更倾向于把减少的近1600万用户，看成是这个行业到了一个相对寡头垄断的竞争格局，小企业可能越来越难以生存。如果一家小企业退市了，那注册用户的数字会相应减少。但这并不代表整个行业在衰退，只是集中度的提升。

从消费者的个体感受说，和前几年相比，现在打车的支出是显著增加的。消费者面对平台实际上是很无力的。当你打开了软件要去叫一台车的时候，打车软件会给你一个估价，你可以看一下这个估价和你最后支付的价格有没有差异。如果最后支付的价格总是比事先估价高，消费者的权益有没有受到损失？

第二，估计的接车时间，打车软件告诉你只要等候5分钟，你实际等候了多久？如果等候的时间和预估的时间有差异，消费者的权益有没有受到损失？绝大部分消费者不会关注这些细节。

平台打车为什么越来越贵了？复旦教授揭秘打车APP的猫腻（来源：C位观察）

当然，路上有些临时的拥堵，我们可以理解。但如果打车软件每次给出的预估车费都低于实际车费，预估候车时间都比消费者实际候车时间短，这不科学。因为正常情况下，应该一些时候少估，一些时候多估，是一个正态分布。另外，网约车公司掌握了大数据，为什么不能估得准一点？

中国约有10万聋人外卖骑手

请善待他们

如果中国有2000万外卖骑手，按照5‰的比例，中国会有10万聋人骑手。但他们在工作的过程当中受到了很多不公平的对待，工作环境恶劣。

复旦教授呼吁：中国有10万聋哑人外卖骑手，请善待他们（来源：C位观察）

比如，你下了一个订单，结果来的是一个聋人骑手。这个时候订单延误了，会有一些消费者打电话去投诉或者抱怨。电话一接通，“你怎么还没送上来，你干嘛呢？”聋人骑手无言以对。这不是一个少数群体，希望社会的各界人士能够帮助我们寻找到这样的骑手，和我联系，并且希望通过研究为他们带来帮助。

其中不仅仅有骑手和消费者之间的交流，还有骑手和骑手之间的交流、骑手和站点站长之间的交流。我们说关心这个群体并不只是告诉社会各界，“今天给你送订单的是一个聋人骑手，请你对他多一点包容，多一点关注。”当然，能做到这个已经很好的。但这只是一个表层的信息沟通的行为，还要从心理的角度去疏导。

首先，如果平台告诉用户，这是一个聋人骑手，聋人骑手愿意让用户知道吗？聋人骑手有没有事先被告知的权利。第二，告知了以后，会对骑手带来正向的帮助还是歧视和伤害呢？平台有什么机制能够防止出现这样的伤害呢？第三，对聋人骑手的派单和正常骑手的派单应不应该区别对待呢？在派单过程中，聋人骑手的奖励激励机制是不是应该不同，甚至是建立聋人骑手独立的晋升通道，平台有没有这样的考虑呢？

复旦教授：不要用八小时工作制要求外卖小哥，他们需要赚钱（来源：C位观察）

另外，当讨论要不要用8小时工作制去保护骑手劳动权益的时候，我们过于高高在上了。他们需要的是抓住每一个小时去多赚钱，改善自己的生活状态。举个例子，我在采访骑手的时候曾经遇到过一个骑手，这个骑手是一个十八九岁的小姑娘。不夸张的讲，她蓬头垢面，看上去像个假小子，黑黑瘦瘦的，个子也不高。我问她：“做骑手多久了？”她说：“大概做了一年多，不到两年。因为家里缺钱，母亲长期卧病在床，父亲在建筑工地打工，家里还有一个弟弟，于是没有钱养活她读书，她需要出来赚钱。”

我说：“你在上海做骑手一个月休息几天？”她说：“能不休息就不休息。为什么？因为少休息一天，满勤奖就会多拿一点，所以她没时间休息。业余爱好是手机打游戏。”我问：“你大概多久和父母沟通一次？”她说：“半年没有交流过了。因为没时间，有时间我要多睡觉。”

他们是灵活用工，有权决定自己的时间如何分配。这是一个当代“何不食肉糜”的问题。在这个时候去谈保护他们8小时工作制的权益，我觉得不合时宜。

复旦教授呼吁平台给外卖小哥交社保， 建议按订单数结算（来源：C位观察）

一方面，要呼吁保护骑手这方面的劳动权益。另外，也要能够有一些突破性的创新的办法，甚至是一些创新的产品来去解决这样的需求。为什么五险一金一定要按月缴纳，还要管理得这么严格，能不能把它碎片化？经过某种核算，把五险一金核算到订单里，每一笔订单多少钱。我相信以现有的这些平台规模，他们应该有足够的研究力量去研究出这样的相应的方法。

不要对孩子太过于求全责备

家长没做到凭什么要求孩子

复旦教授呼吁不要对孩子太求全责备，家长没做到凭什么要求孩子（来源：C位观察）

让孩子各方面都全方位发展，是痴人说梦。每个人的时间、精力都是有限的，为什么要把所有的人都试图塑造成一个十全十美、全方位发展，但是都长得一样的人。这个世界应该是多元的，为什么不能包容一点呢？

不要对孩子有太过于求全责备的要求。有些家长自己没做到，凭什么要求孩子？孩子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他要面对目前的考试机制，面临外部的竞争环境，所以家长得去适应，让孩子有竞争力。但我觉得这个过程当中，大家还是要有一些自己的坚守。我们家也“鸡娃”，没有鸡得这么厉害，至少我们知道要能够给孩子留下一个兴趣的空间。

我反对鸡娃不代表应该对所有的教培企业都一网打尽，这是两个概念。在教培行业中，有一些培养儿童兴趣的，依然是有它存在的价值。关键是要把决策的力量交给市场，由市场来检验，同时给予恰当的引导。

乔布斯、马斯克，为什么没有在中国的这片土地上诞生？首先要去思考的是，他们出生在一个怎样的环境和氛围。相比之下，我们缺少了什么。比如，我们对于失败足够宽容吗？我们对于试错足够包容吗？对于那些与我们设想不一致的行为，哪怕没有违法，没有造成任何社会损失，请问我们能够允许它存在吗？

中国对于失败往往有着污名化的倾向。所谓胜者为王，败者为寇。你怎么知道今天败了明天就不能站起来呢？一是我们不要盲目羡慕美国，二是要反思内在的机制，我们有哪些地方值得改进的。日拱一卒，才能达到成功的彼岸。不断地反思，才能够避免进入失败的死循环，实现螺旋式上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