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决:日本以中国自居

刘刚/文

理学的变节

日本儒者主张的国学,是在儒教的基础上来发展日本国学,没有将它们对立起来,江户时代德川幕府的政治导向,便是将儒教日本化、国学化,使日本成为“新中国”。这方面有两个代表人物,一是山鹿素行,把儒教转化为日本武士道,另一为德川光圀,以儒教重构日本历史。

素行48岁时著《中朝事实》,表明他的“中国心”。本书要点,就是“本朝中国”说,他的“中国”,并非华夏中国,而是以日本为中心的“神之国”,而华夏,则被他称为“支那”。他在书中,以日本为“本朝”,支那为“外朝”。

他说,“本朝”方兴,“正当天之正道”,不光神道在日本,连圣道——周孔之教也在日本,他在书中指出,就应该由日本来“得地之中国”,因为“支那”在天道方面本来就缺了神道,现在连圣道也不保,只剩下“朱子学”了,而且“朱子学”还掌握在夷狄——满人的手里,已无道可言了。

清兵入关时,中国学者讲气节,他们或怒发冲冠,慷慨赴死;或削发为僧,悲苦终生。可“朱子学”似乎没有什么气节可言,与新的统治者结盟了,被夷狄拿来照样统治中国。学者不妨去当烈士,而学术依然可以媚世。

亡国之后,那些平日里道貌的学者们,连寡妇守节的志气也没有,像妓女接客一样,自问“画眉深浅入时无”。而为国捐了躯的学者,抱着理学的教条去当了烈士,他们抛头颅洒热血,可结果呢?头颅白抛了,热血白洒了,理学竟然摇身一变,头上的士人方巾变成了顶戴花翎,还是御用之学,还以那样一副“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嘴脸,君临天下。

而那些殉了理学的学者们,血的教训,使他们对理学产生了怀疑,他们怀疑理学以理杀人,怀疑理学是伪学。因此,他们从理学走出来。一条腿走实证的路,走向经世致用;另一条腿走向儒学原典,深入考据之学。结果,他们认为,凭实证,则理学“空”,因考据,则理学“伪”。

明末以来,中国思潮的演变,素行是清楚的,虽然身在日本,但他似乎耳闻目睹了明末思潮变迁的这一过程,他对“朱子学”的反思,放大了看,也算是东亚明末思潮的一部分。

而明末思潮,是由明朝的遗民带到日本的。明遗民中,最有名的是朱舜水。明朝亡了,原因很多,作为学者,舜水从学术上找原因,找到理学头上,说宋儒辨析毫厘,却不曾做得一事,用不能做事的学问来治理国家,当然要亡国了。这对于日本幕府倡导“朱子学”,无疑是一个提醒。

舜水被幕府聘为宾师,来江户讲学时,素行向他请教过。“亡国之学哀以思”,其“哀以思”,不仅打动了易感“物哀”的日本人的心,还为日本学术指引了走出理学樊篱的门径。他确实影响了素行,把明朝亡了、“中国”没亡的思想,带到日本来了,欲使当时日本成为中国复兴运动基地。

孔孟之道非孔孟

受此启发,素行转头一想,干脆就把日本当作“中国”了。他说,日本不仅“当天之正道”,有天皇神道、周孔圣道,而且“得地之中国”,惟有日本国土,乃为当然之“中国”。

我们来看他如何用“中国”来赞美日本:我“中国”呀,水土卓尔于万邦,人物精秀于八纮,故神明之洋洋,圣治之绵绵,焕乎文物,赫乎武德,以可比天壤也。其北侧高山,南窥大海,中有平原,河海畅通,而有漕运之利,全“中国”有如一家,外无敌国,故无必要像“支那”那样设长城而防夷狄,也因此而不可能为夷狄所征服,而且物产之华美,亦堪称为“中华”。

然而外朝“支那”已经“华夷变态”,又怎能称之为“中国”呢?光是王朝内乱交替,就有30次,况且,还有几次周围夷狄入主而为王者,至于臣下起而弑君者更是无计其数了。唯我“中国”,自开国以来,直至今日,神代皇统从未变过,弑天皇之叛逆者无几,而入侵之事,则不可能有。更何况,当下的“支那”,已经亡于夷狄,日本应该责无旁贷,挑起“中国”的担子,去征韩,去占领满洲,去逐鹿中原。如此“中国心”,方为武士魂!

这样的宏图远略,启迪了明治时代,打开了一个海岛帝国的想象力,明治君臣以此为蓝本,制定国策,并一步步展开帝国的战略行动,将武士道弘扬极致。

与素行同时,另有一位儒学者山崎暗斋,他提出了一个更为尖锐的问题,在《先哲丛谈》中,他这样问弟子:若彼邦以孔子为大将,孟子为副将,率数万骑来攻我邦,则吾党学孔孟之道者,如之何?弟子皆不能答,他说:不幸若逢此厄,则吾党身披坚,手执锐,与之一战,擒孔孟以报国恩,此即孔孟之道也。

这样,他就将孔孟本人同孔孟之道区分开来,孔孟之道,是普世性的,而孔孟本人,则有民族性和国家性。在民族性的层面上,孔孟为异族;在国家性的立场上,孔孟为敌国。因此,可以孔孟之道来对付孔孟本人,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自身。

经此一问一答,崎门儒者顿悟,弟子浅见絅斋继以《春秋》例示,曰:吾国知《春秋》之道,则吾国即主也。以吾国为主,成天下大一统,此即孔子本意,他认为,孔子若生在日本,也会以日本为主,确立《春秋》之旨。不知此而读唐书,读了就以夷狄自居,这就有悖于孔子“春秋大义”,此非《春秋》害儒者,系不能善读《春秋》者害《春秋》也。

这样一说,就将“《春秋》之旨”从大唐中国剥离,成为普世价值,而放诸四海,故其所谓“《春秋》之旨”,亦即以“吾国”为主体,从根本上确立“吾国”的主体性——神道。

如此“神儒习合”,使儒教神道化,其影响反而不及素行儒教武士道,因其专注于国体论,局限于神儒之间,从思想到思想,以观念论观念,没能像素行那样,用儒教装备了一个社会阶层——武士,为武士阶层提供了一整套思想观念——武士道。

《大日本史》的幽灵

如果说舜水对素行的影响,是不期而遇,是一见相知,那么他对德川光圀的影响,则是居师尊之位,言传身教之,故其影响更为深远;如果说素行的儒教武士道,有无舜水影响都会形成,那么德川光圀的水户学派,则在其直接影响下形成,尤其该学派撰著《大日本史》,可以视为浙东史学在日本的经世致用。

《大日本史》是一部中国化的纪传体史书,用儒教圣人观来写日本历史,使日本历史儒教化,故以汉文撰写。何以日本历史要用汉文来写?有人这样问。我们认为,这就是水户学派以中国自居了。

因为德川光圀认为,明清易代,中国已然亡于夷狄,作为日本总应该做点什么。宋元之际,日本曾经抗元,但那是元军渡海而来,击之有如神助。可明清之际,清军并未渡海来攻,如何抗清?虽有反清义士前来乞师,如黄宗羲、朱舜水等,吁请出兵救汉,但均被其拒绝,秀吉征韩失败,已有覆辙,故不可能。

若乞师成功那又如何?会不会成为吴三桂第二?还真不好说。总之,我们应该感谢历史,因为历史爱惜贤者,没让他们去干吴三桂那样的脏活。天命自有安排,安排黄宗羲在龙虎山中创建中国式的民主学说,安排朱舜水在日本再造文化中国。

在《大日本史》里,从表面看,日本以“中国”自居,破天荒将代表王朝中国的满清政权贬为藩国,看似日本胜利了,最起码,是一种以历史的方式所表达的日本民族精神的胜利,但实质上,我们也可以说是以朱子、阳明和朱舜水为代表的文化中国,征服了日本,是日本千年修行唐化得以完成的一个成果。《大日本史》以日本为中国,满清为藩国,这样的历史定位,让舜水从坟墓里出来,他也不会反对。他与满清不共戴天,满清不灭,他誓死不归,有关民族气节,他决不妥协。因此,满清非中国,这样的看法,是他与弟子德川光圀的共识,当然,也可以说是他传授或潜移默化所致。

他本非王朝中人,明朝曾经多次聘其入仕,都被他拒绝,若无国难,若非救国,他何至于投身南明小王朝?可他一旦投入,便义无反顾,不但身入,而且魂入,孤身一人,乞师东洋,海天茫茫,但求复国,不作他想,漂泊长崎,流落倭壤,幸遇光圀,复国无期,便在他乡,再造一华邦。如此投入,使他不但成了日本近代思想的先驱,还以其中华士人风骨成为当时正在兴起的日本武士道的榜样。

他虽未参与《大日本史》的编纂,但一个幽灵,一个朱舜水的幽灵,却通过光圀与安积觉等人的史笔,在《大日本史》里徘徊,在水户学里徘徊,从江户时代徘徊到明治时代。

该史,在德川光圀主编期间,仅完成了本纪和列传部分,他去世后,由他的属下,也是舜水弟子的安积觉,继任主编,在第三代藩主德川纲条手上完成,并命名为《大日本史》。

此后,幕府又不断修撰,从江户时代到明治时代,前后花了约250年时间,历述了自神武天皇即位以至于南北朝的日本历史,书中,本纪有73卷,列传170卷,志126卷,表28卷,共计有397卷,另有目录5五卷。

江户时代,日本唐化完成。明治时代,西化又开始,舜水对日本的影响,通过《大日本史》的编纂过程,从江户时代进入明治时代,不仅有助于唐化的完成——从大化改新到以中国自居,而且为西化到来做准备——从尊王攘夷到明治维新。

历史的吊诡在于,《大日本史》本是用儒教史观为德川幕府正统性的确立提供的一部奠基之作,是一部基于春秋大义的“尊王攘夷”的历史教科书,而结果却是,德川光圀因此一书,反倒在后来兴起的“大政奉还”中成为了倒幕运动的政治教父。

这便是如黑格尔所说的“理性的狡计”,如老子所言“反者道之动”了。当其开国时,国家思想新鲜出炉,为其立国奠定理性的基础,当其末时,国家气数已尽,被儒教反噬。

儒教有反骨,在中国,表现为“顺乎天而应乎人”的圣人革命,表现为复古主义的颂古非今,以礼乐文明的标准和中庸之道的立场,对治国理政采取“谏”的现实主义的批判方式。这样适度的反骨,是一个正常的儒教国家应有的一种意识形态和制度安排,应该说,德川幕府在这方面取得了成功,赶超同一时期的大清朝,用儒教的胜利来以中国自居了。

虽说在近代化方面,德川幕府和大清朝同属失败的国家,但失败的分量及其影响之于日本和中国,却不可同日而语。日本由于儒教武士道的反骨作用,及时止损了国家的失败。而大清朝则由于儒教反骨的式微而苟延,本当终结于19世纪的一代王朝,却赖活到了20世纪,耗尽了中华国力,延误了中国国运。

儒教反骨之于清朝,一受制于剃发的满奴衣冠,二受挫于文字狱留下的专制病根,致士人尽萎靡,磕头而已。理学的刚勇呢?不见了;心学的异端呢?消失了;还有原始儒教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血性呢?也因鞑虏而流亡,它们都去哪儿了?去了江户时代的日本,被德川幕府收留了。

这一切,都被山鹿素行纳入儒教武士道,造就日本国学,被德川光圀纳入《大日本史》,用来确立日本国体。这当然是儒教在日本的胜利,在日本的进取,飞鸟、奈良时代,日本之于儒教仅以之建制,非以之立国。而江户时代,为在日本缔造“新中国”,能使日本以“中国”自居,而采取以儒教立国的国决。

日本儒者执念于“中国”,敬仰之,礼赞之,曾一度放弃本国立场,而全盘儒化,其中,多少带有“兴灭国,继绝学”的意思,故其所言“中国”与入主中原的大清朝无关,而是要以“中国”为己任,这就要求日本人在思想上完成华夷转换。

浅见纲斋在《中国辨》一书中提到,中国儒书称日本为夷狄的习惯,由来已久,影响至深,以至于凡读儒书者,均以唐朝为中国,而自叹“吾生在夷狄”,他认为此乃可悲之事。根据儒教原则,内外有别,他指出:盖生于某国,就当以某国为主,以他国为客。中国称他国为夷狄,即以唐朝为内,他国为外,若以日本为内,那么内外宾主一分,日本当然也可以为主,为中国,而以他国为客,为夷狄,不论对谁,都是此理。

这种从日本出发的华夷之辨,基于国家的自然属性,只能说是国家认同的底线。但仅仅守住底线是不够的,还要立足高端,在文化上与大唐分高低、争长短。而浅见纲斋的“内外”说,只是将“中国”与日本扯平,于孰优孰劣,尚未分明。以此,又有《华夷变态》一书问世,其中提到,明末清初,有反清人士赴日乞援时,就曾言及中国“华夷变态”,当以日本为“中国”。

明清易代,是否真的导致了中国“华夷变态”?对此问题,我们可以另当别论。但此一事件,对于日本来说,却是一个历史的契机,趁此机会,日本国决,就能以“中国”自居。可这还是机会主义,未能证明其固有的文化优越性究竟在哪里。

于是,山鹿素行出来发言,他将中国分为“本朝中国”与“外朝支那”,言及国土、国族、国体,强调“本朝中国”——日本文化优越性,他说,本朝中国“水土卓尔于万邦”,这样一说,就将岛国自卑一扫而光,虽然四面是海,却非孤悬,而是神佑天启,得此天堑,做了国家安全的天然保障。不像“外朝支那”,被四夷包围,四面受敌,防不胜防,尊王攘夷,攘不胜攘。行中道而成中国,然外朝已失中道,故“大明”不“大”,日本“大”,“中国”不“中”,日本“中”,君臣一纲,外朝已失,而本朝永存,故“大”、“中”二字,当属日本。

儒教的反骨

在儒教方面,日本优于大清朝从江户时代就已开始了。面对西方列强,同样是失败,大清朝的失败,如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德川幕府的失败,则如凤凰涅槃,而有明治维新。

日本近代化能反败为胜,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发扬了民族精神的动能,另一则是坚持了国家神话的根本。

在明治人的精神结构中,儒教的反骨,是其中的一个硬核,其影响于幕末志士如吉田松阴等,尤以心学为巨。阳明学中,本有以心学为兵学、以心法为兵法的启示,阳明本人即为此典型,受此启发,山鹿素行以儒学与兵学相结合,吉田松阴等人受学于素行,面对西学亦以心学回应。

思想的偏激,在日本表现为一种美学的风格,叫做“倾”,日本人讨厌四平八稳。思想上,不那么追求岸然,朱子理学之于国家观念,虽受推崇,且为正统,但它却难以让日本人动“心”,而心学的异端一出,便冲决网罗,令日本人“倾心”。

日本人对于阳明学的反应,一开始就是泰州学派式的,表现为“倾”,一往无前,向着狂与死的美学“倾心”。可惜的是,江户时代日本人只知王阳明,不知何心隐,但他们却见识了一位像何心隐那样的人,那就是朱舜水。

心学的狂气里,有禅狂和墨狂。当年,朱熹批评陆九渊,就说过“江西之学都是禅”,一句“吾心即是宇宙”,那口气同马祖说的“即心是佛”何其相似?当其诗曰“举头天外望,无我这般人”时,那自居于南辰北斗间的姿态也就难免禅狂嫌疑了。

禅狂,宜于“知”,能发飙自由之思想,突破传统理障,从传习的尘封中,拨见新知的太阳,开启“知”的天堂。但禅狂之于“行”,可以作为行为艺术,却不宜于从事社会实践,所以,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很重要,禅狂之“知”,如星星之火,必须与实学相结合,转化为实行,才能燎原起来。

在中国,没有哪一种学问能比墨学更可称为“实学”,没有哪一种人为比墨者更能“实行”,故启蒙运动的禅狂之“知”,当与墨狂之“行”合一,以社会实践的“实业”来“落实”。

何心隐、朱舜水都是这样的墨狂之人,如果说,中国学问中,对日本近世影响最大的学问为阳明学,那么,我们也可以说,中国人中,对日本近世影响最大的人就莫过于朱舜水了。

舜水以墨狂之行,赴汤蹈火,死不旋踵,乞师日本未果,却与德川光圀相知,遂于日本“落实”其“实学”和“实业”,因此,我们不但能于德川光圀所撰《大日本史》可见其“实行”,还能从山鹿素行那里,看到以其人格为标准的儒教武士道人设。

舜水在日本,其影响从江户时代到明治时代,从山鹿素行到吉田松阴,不但触及两代日本武士魂,成就明治维新,而且重启“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反清救亡运动,再造“我以我血见轩辕”的中华士人魂。如其所愿,累积二百余年。他那含恨不死的幽灵,终于等到了另一位墨狂——孙中山的来临,使“反革命”的日本,成为了排满革命的大本营。

如同舜水之于德川光圀,孙在日本也不乏追随者,宫崎滔天就是其中一位,他将自己追随孙中山的革命经历,写了一本书,名为《三十三年落花梦》,此书至今读来仍令人感动。其个性,颇似江兆民在《三醉人经纶问答》中的“豪杰君”,具有儒教武士的“反骨”,他在孙中山身上,找到了对中国的文化认同。

在他看来,孙的革命纲领,符合明治时代精神——“尊王攘夷”,也符合自由民权运动纲领——“建立民国”,他投身中国革命,如拜伦之于希腊,两百多年前,德川光圀等人想做而不能做、也不敢做的,他做了,因为德川光圀代表的是国家主义,而他采取的是民间立场。可怜孙中山本人,为了诞生在战火纷飞中的摇篮里的“中华民国”,也像朱舜水那样“乞师日本未果”。

(作者近著《文化的江山》1-8卷,中信出版社)

刘刚经济观察报专栏作家

自由思想者,独立学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