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纳百川》我的金马奖旧事（王冠雄）

那些综艺节目的主持人不知道金马奖主持人是代表大会，不能有辈份的称呼，却满嘴的叔叔、伯伯、姊姊、阿姨，将金马盛典主持的像开宗亲会，无形中消弭了观众的参与感。图为王冠雄近照（取材自王冠雄脸书）

第16届金马奖（1979）

我是一个自由演员，游走于小型独立制片的电影公司之间，既没有经纪人，也不隶属于任何电影公司，我从来没有机会拍过中影、邵氏、嘉禾这些大公司的电影，坦白说，这些大公司有自己力捧的演员，当时，他们也看不上我。

在拍摄「大地飞鹰」之后，我成为当时台湾独立制片公司争相邀约的对象，一时之间，炙手可热，但在那些年间，从来没有受邀参加过金马奖。直到我拍摄桦梁电影公司「赌王斗千王」一片时，桦梁公司因「春寒」一片参展入围，邀请我参加公司的团队，我才知道只有影片入围的电影公司，才有机会能组团参加，并且有名额的限制。

金马奖当年由新闻局主办，是一年一度仅次于国庆日的最大型活动，举办的地点是在国父纪念馆。在与桦梁金家兄弟等待入场时，看到四周的人群中，有不少俊男美女，看样子应该是中影或什么电视公司的演员，男士们穿着质感很好的手工西装，风度翩翩；女士们一袭长礼服，仪态万千⋯⋯我下意识看了看身上穿的是为拍片准备，破了就扔了的廉价西装，觉得自己有点寒酸，心想：下星期去订制两套看起来体面一点的⋯⋯。

我们就像是刘姥姥进大观园般的进场，看到布置得美轮美奂，既庄严又不失典雅的舞台，衣冠楚楚的贵宾们齐聚，心中不由暗叹这才能称之为「盛典」。入围影片电影公司的座位被安排在中后方，距离舞台略远，但居高临下还是可以看得很清楚，我好奇的观看四周，兴奋的心情逐渐的被一种奇怪的感觉取代，这电影界的盛典中，我竟然看不见一张熟悉的面孔，就像是进入了一个平行宇宙！我问金恺（金家兄弟的父亲，名制片人）：「金叔叔，坐在前面的那些是什么人？也是电影界的吗？」他看了眼，说：「不认得，有可能是政府高官或立法委员的亲朋好友⋯⋯」，金家老三接了一句：「如果可以的话，他们可能连家里的狗都会牵来⋯⋯」，金家老五说：「这里是中影官派的主场，我们算是来插花的，如果不是「春寒」入围，我们就算想来也来不了⋯⋯」。

这时典礼开始了，有人上台致词，说了一些不切实际的外行话，掌声就如下雨般的响起。我观看颁奖典礼的同时，心里在为独立制片公司感到愤愤不平，新闻局主办单位只要少巴结几个官员，就算邀请所有独立制片的老板与导演们都来，也不过才2、3百人⋯⋯外人不知道，新闻局电影处最清楚，中影每年拍不了两部片，真正撑起台湾电影半边天的是独立制片，我们才是台湾电影的主流，新闻局连这么小的顺水人情都不会做？

在颁奖典礼进行到一半时，我与「春寒」的导演陈俊良相继到走廊抽烟，虽然我们当天才初识，但我对他的印象很好。他双眼炯炯有神，削瘦的脸颊上永远保持着微笑，说话的速度很慢，每一字一句都先经过思考。

陈俊良问我：「王冠雄，你以前有没有参加过这个金马奖？」

我回答：「没有。你呢？」

陈俊良：「我也是第一次参加。你想不想得这个奖？」

我回答：「想，你呢？」

陈俊良：「想。我来弄一个剧本，明年我们来拿，好不好？」

我回答：「好。」

这几句就是全部的对话，男人与男人之间的话不必多。陈俊良准备的剧本，片名是「茉莉花」，这是我唯一拍过的文艺片。

第二年，我以此片得了第十七届金马奖「最佳男演员奖」。

第17届金马奖（1980）

「茉莉花」是一部战争文艺片，时代背景是对日抗战时期，故事背景发生在中国东北一所日军临时性的野战医院。我饰演一位日本医官，将救人视为天职，但在这场战争中看到了太多的死亡，内心充满着矛盾，每日藉酗酒麻痹自己，最后因协助一群受尽残暴凌辱的中国女学生逃亡，以悲剧收场。

同时入围最佳男主角的还有狄龙（英雄，邵氏电影公司出品），王道（源，中影出品），他们在入围的影片中，都非常的出色，坦白说，我是最不被看好的一位。很多人认为我与狄龙都是动作派演员，一向是金马奖评审委员所排斥的对象，王道受中影力捧，占尽主场优势，呼声最高，在典礼前几日的记者会与活动中，已经是所有记者们追逐采访的焦点。狄龙大老远自香港来，却备受冷落，不时以自嘲来避免难堪。

当宣布是我得奖时，几乎所有人都无法置信，因为这是首度由体系外的演员得奖，并且还是动作片的演员。我上台领奖简短致词后，接下来就是一连串的混乱，在记者们拍照采访后，所有得奖人再到环亚饭店参加庆功宴，结束时已近午夜。

回到家后换下礼服，看到镜中的我跟出门之前没有什么两样，在热闹喧哗之后突然安静下来，感觉一切似乎不是那么真实。我套上牛仔裤开车再度回到国父纪念馆，人潮早已散尽，在昏暗的灯光下，清洁工正在打扫满地的纸屑。我沿着冷清的走廊慢慢的绕了一圈，心中的感觉是「空虚」。一时之间，竟然不知道自己真正在追求的是什么？

我需要静下来好好想想：「我已经向自己证明了当演员的能力，接下来，我想要看看自己还能够再做些什么？」。

第19届金马奖（1982）

金马奖是电影界一年一度的盛事，整个过程是一个颁奖典礼。我们可以从奥斯卡金像奖的颁奖典礼中看到：主持人态度庄重、风趣、幽默，对得奖人或得奖作品的赞美与尊重，让人感受到奖项的神圣，得奖人的兴奋与骄傲。在那感人的时刻， 所有的努力与心血，得到了肯定与赞赏。你绝对不会看到有人会像吴念真一样顺手接过「最佳编剧奖」就说：「我儿子又多了一个玩具了」。

将具有重大意义的金马奖颁奖典礼办的像个综艺节目，使得电影味尽失，这是因为主办单位不了解电影文化的内涵。很多颁奖人与得奖人态度的轻忽傲慢，这是缺乏认知与内心素质的问题。

那些综艺节目的主持人不知道主持人是代表大会，不能有辈份的称呼，却满嘴的叔叔、伯伯、姊姊、阿姨，将金马盛典主持的像开宗亲会，无形中消弭了观众的参与感。不适当的玩笑，轻佻的态度，都会有失庄重。

电影放映时，经由感官进入脑部的程序，依序是声、光、效果、画面、人物、剧情，一部电影的绝大部分，都是在后期制作完成的。拍片的现场有导演组、制片组、摄影组、灯光组、道具组、特技组、服装组、化粧、梳粧组、场务组，所以电影是集体的创作，从来没有一个人能独力完成。后期制作更重要，有剪接、配对白、音乐、效果、字幕、冲印这些工作。所以金马奖除了最佳导演、男女主角、配角外，还设有最佳剧本、摄影、剪辑、音乐、服装设计、录音这些奖项。因为后制作才是最重要的。

电影可以带动时尚、流行、音乐、艺术，可以将古代的生活风貌呈现在眼前，也可以将现代人的思考模式、生活习惯、社会的现象流传到后代，是一种文化资产。 金马奖典礼是每年仅次于国庆日的第二大型的活动，经由电视全程转播，应该利用这大好的机会，让社会大众了解电影不仅只有娱乐价值，也是一种精神文化的活动。

历年由官方主办金马奖时，由于新闻局电影处根本不懂什么是电影，只是当成一场热闹的大型晚会在举办，观众在看完只知道什么男女演员得奖，无法从中对电影文化有更深一层的认识。

在民国71年时，胡茵梦告诉我金马奖主办单位邀请她担任典礼的主持人，当我一听到男主持人是蒋光超时，就为她捏一把冷汗。胡茵梦可以胜任，但邀请蒋光超是一个错误的决定，因为蒋光超是个谐星，习惯性的挤眉弄眼，会破坏整个典礼应有的庄重感。整个流程的脚本一拖再拖，直到典礼的两天前才写好。胡茵梦从新闻局电影科领回脚本交给我先看，我才看到第一句话⋯⋯就看不下去了。

（开场白如下）

胡：「蒋伯伯，你为什么今天看起来两个眼睛一个大、一个小？」

蒋：「因为我一个眼睛是看大银幕，一个眼睛是看小萤幕的。」

（以下：哈哈哈哈⋯⋯⋯⋯）

胡茵梦也看傻了，问我怎么办？最后决定由我陪她去新闻局电影处找江奉琪科长（后任中视总经理），江奉琪很无奈的表示：这个脚本是由台湾最有名的四大编剧合写的，他也是才刚看到，第二天就要彩排，来不及重写了。

这四大编剧（不具名）把金马奖写小了，令人失望。第二天我陪胡茵梦去彩排，遇到蒋光超，他有点倚老卖老，说话时不停的挤眉弄眼。开始彩排时，胡茵梦叹了口气，无奈的说：「蒋伯伯，为什么你的眼睛⋯⋯」。小丑进场，一场「金马宗亲会」就此再度揭开序幕…..

第21届金马奖（1984）

历年来金马奖的主持人都是经由新闻局主办单位内定指派，唯独第二十一届（民国73年）是经由新闻界票选，结果一致公认推选我与姚炜为最具代表性及完美搭档的男女主持人。在新闻局正式邀请我时，我毫不考虑的立即答应，虽然我从未有任何的主持经验，但我相信我可以胜任，此时的我羽翼已丰，只要有风，我就敢飞。

我担任主持人的唯一条件，就是脚本要由我自己来写。这是破天荒的创举，因为历届的主持人从来没有参与筹备的工作，都是等到彩排前才读稿排演。

经与电影处江奉琪科长沟通我的观点及主张，除了最佳导演、男女主角外，对其他各类奖项也要利用这机会多做介绍，尤其是后制作的部分，让社会大众借此机会能对电影的正面意义有所认识，他欣然同意并全力的支持。

这样一来，典礼的趣味性当然就会降低，在华视决定交由罗小鹏导播全权负责时，我立即邀约他会面，相谈甚欢，他表示将会在舞台设计、灯光布置、音乐与节奏感这些方面制造氛围，来弥补趣味性的不足。

姚炜因主演「金大班的最后一夜」，获得当年最佳女主角入围提名，她的艳妇气质无可比拟，被誉为「女人中的女人」。在她从纽约抵达台北之后，我们每天都会面讨论服装的搭配、对白的设计、口气与分寸的拿捏，及建立一些小动作的默契。接着，我们约谈每一位典礼的颁奖人，讨论访谈的内容，说服他（她）们将重点放在奖项的意义。因为我们是新闻界推选出来的主持人，所以也有很多的记者朋友参与讨论，不时提供宝贵的意见。这时，除了得奖人致词的内容之外，整个颁奖典礼大致上已经可以掌握了。至于现场若是临时出现什么小状况，那就见招拆招⋯⋯

随着时间的迫近，姚炜的情绪开始紧绷，显现出了患得患失的心态，因为她同时也是最佳女主角的入围者，面对的是与她难分轩轾的杨惠姗，还有一位颁奖人给了她很大的压力，就是担任压轴的最佳男主角颁奖人孙越。他是唯一不肯配合脚本讨论的一位，姚炜无论怎么跟他沟通，他既不愿意接受我们为他的设计，也不肯透露他上台时会说些什么。孙越是个很有主见的人，这是我在拍「赌国仇城」时就已经明确感受到。他是前一届最佳男主角的得主，在这届又因主演「老莫的第二个春天」入围提名，身段不自觉的有点高。作为一位受访者，竟然不愿意跟主持人沟通，非常的不近情理。

我很清楚他心里在想什么。有的人很会掌握机会，会在最适当的时机说些显现睿智或发人省思的哲言，加深别人对他的印象，这原本无可厚非，但主持人若一时无法回应，相形之下就会显得愚蠢，这是所有主持人最担心的状况。直到最后一分钟，姚炜在后台追问孙越时，他还是坚持不肯透露，只说了句：「台上见！」。多年来，我对孙越都很尊重，在眼见他对一个女人都可以斤斤计较到这种程度，我终于忍不住对他说：「孙越，你不是个君子！」。

那年的最佳女主角得主是杨惠姗，她是与我合作最多的女演员，没有人比我更清楚她的家庭、她奋斗的过程、她情感的创伤，我站在她背后的主持台上，听到她开口说的第一句话：「我从小，无论想要得到任何一样东西，都是那么的难⋯⋯」，内心不由一阵酸楚。

虽然都没有主持的经验，但我与姚炜共同主持了一场经典的颁奖典礼。在之后的庆功宴中，姚炜的表现虽然泰然自若，但我能感受到她内心的失落，她经历过大风大浪，内心素质非常坚强。在为杨惠姗高兴的同时，也同时为姚炜感到惋惜，那是一种很复杂的情绪。在与姚炜道别时，我用半开玩笑的口气说：「再见了，金大班的最后一面」，是的，我心里知道，这是最后一面。

从接受邀请担任主持人，全力投入筹备工作，直到典礼顺利结束，我始终没有告诉任何人我已准备息影。这是我为电影界做的最后的一件事。

多年之后，在报章媒体上看到孙越已成为爱心慈善的代言人，我不禁怀疑哪一面才是真正的他？也许都不是。

（作者为演员、金马奖得主。本文原刊作者脸书，原题为《金马奖》，经作者同意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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